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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眾，從來就是沒有問責權的。即便有，從理論上講，也只能問皇帝，不能問政府，因為政府並非"責任內閣"。正因為這政府不能問責，因此，帝國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別叫做"朝廷"和"衙門"。政府與衙門的區別在於：政府是服務人民的，衙門則是統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果服務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責任；而專制國家的民眾，則只能視衙門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裡還能問責？
於是，帝國便常常會處於一種"有政府的無政府狀態"，即名義上有政府，實際上無政府。比方說，決策的時候有人拍板，出事後卻無人負責；或者拍板的人不負責，只拿承辦的人問罪。最典型的證據是庚子之變。宣戰的是慈禧太后，頂罪的卻是別人。而且，八國聯軍一打進來，這位本該負責的最高統治者便跑得無影無蹤。責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較而言，反倒是那些虛君共和或君主立憲國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責任心。比如2002 年春以一百零一歲高齡去世的英國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為她在戰爭時沒有離開過倫敦一步，儘管她原本無此責任和義務。
第五章 內在矛盾 五 變法與動亂
毫無疑問，帝國歷史上也有勇於負責和試圖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帝國歷史上多次變法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一次。說它最具典型意義，不僅因為這次變法決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專門設立了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 ，爭議大（從北宋神宗朝一直爭論到南宋高宗朝），影響大（論述歷代變法者均首推此次），還因為它發生在王朝和帝國歷史的關鍵時期。此次變法，大約始於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 年），終於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這時，全部帝國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剛好過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則過去了一大半，正處在"盛極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這次變法的成敗，將意味著一個歷史問題的解答：集權王朝究竟有沒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變革避免走向衰落和滅亡？帝國制度也究竟有沒有可能擺脫治亂循環改朝換代的規律和宿命？
這可真是性命攸關。
在這個關鍵時刻，王安石表現出難得的智慧和驚人的勇氣。在經過深思熟慮和小範圍的試驗後，他毅然上書，力主變法，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和主張。這就是後來陸續頒布並實行的青苗、免稅、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只要不帶任何偏見，就不難看出，這些新法如果能夠不走樣地得到實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況王安石的運氣也很好，他遇到了剛剛登極的宋神宗。那時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夠大有作為的年齡。少年天子，風華正茂，豈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員暮氣沉沉，國家貧弱疲軟？一個是志向不凡，血氣方剛；一個是堅忍不拔，銳意革新。君臣風雲際會，一拍即合。於是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便在全國鋪開。
然而結果卻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鏡。新法實行以後，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舉國上下怨聲載道，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小官鄭俠也忍無可忍，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 年）四月畫了一張《 流民圖》 進呈天子御覽，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 而且揚言，廢除新法後如十日之內天不下雨（其時全國已大旱達十個月之久），請斬臣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詔暫停新法。據說，詔書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後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後（公元1085 年和1086 年）沒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難"（公元1127 年初），正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從熙寧變法，到北宋亡國，前前後後也不過五六十年光景。我們當然不能說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變法加速了王朝的覆滅，恐怕也是事實。
那麼，難道是新法真有問題？
應該說，王安石實行的新政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願望，許多政策都兼顧了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甚至是很替農民作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併，濟貧乏"，意在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具體的做法，是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利息自然是很低的，農民負擔得起。所借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兩全其美？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
但是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國家規定的、充分考慮了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結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
問題在於王安石並沒有錯。第一，他的動機是好的，出發點也是對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縣試行時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鋪開，不下達指標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鋪開，變法就是紙上談兵；不下達指標，官員就會置若閣聞；而一旦全面鋪開，並下達指標，新政就會南轅北轍，面目全非！那麼，地方官不從中盤剝不行嗎？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統統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團，這當然也辦不到。在這一點上，無論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沒有什麼好辦法。
大宋王朝是這樣，其他王朝又何嘗不是這樣？熙寧變法如此，其他變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兩稅法"，規定按財產收稅，不按人頭征賦。除土地稅外，其餘租庸雜徭一律免去。這原本是為了抑制豪強，保護小民。然而結果卻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員大發橫財。因為兩稅法實行後，流通減少，物價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徵實物，地方官員便趁機加收耗羨，由規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還是老百姓。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亦然。一條鞭法將田賦力役合而為一，按畝計數，以銀納稅，簡化了手續，明確了任務。然而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類似於稅外加費），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續費竟超過正供的一倍以上。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還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審諸歷代變法，概莫能外。
於是，帝國便常常會處於一種"有政府的無政府狀態"，即名義上有政府，實際上無政府。比方說，決策的時候有人拍板，出事後卻無人負責；或者拍板的人不負責，只拿承辦的人問罪。最典型的證據是庚子之變。宣戰的是慈禧太后，頂罪的卻是別人。而且，八國聯軍一打進來，這位本該負責的最高統治者便跑得無影無蹤。責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較而言，反倒是那些虛君共和或君主立憲國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責任心。比如2002 年春以一百零一歲高齡去世的英國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為她在戰爭時沒有離開過倫敦一步，儘管她原本無此責任和義務。
第五章 內在矛盾 五 變法與動亂
毫無疑問，帝國歷史上也有勇於負責和試圖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帝國歷史上多次變法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一次。說它最具典型意義，不僅因為這次變法決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專門設立了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 ，爭議大（從北宋神宗朝一直爭論到南宋高宗朝），影響大（論述歷代變法者均首推此次），還因為它發生在王朝和帝國歷史的關鍵時期。此次變法，大約始於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 年），終於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這時，全部帝國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剛好過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則過去了一大半，正處在"盛極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這次變法的成敗，將意味著一個歷史問題的解答：集權王朝究竟有沒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變革避免走向衰落和滅亡？帝國制度也究竟有沒有可能擺脫治亂循環改朝換代的規律和宿命？
這可真是性命攸關。
在這個關鍵時刻，王安石表現出難得的智慧和驚人的勇氣。在經過深思熟慮和小範圍的試驗後，他毅然上書，力主變法，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和主張。這就是後來陸續頒布並實行的青苗、免稅、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只要不帶任何偏見，就不難看出，這些新法如果能夠不走樣地得到實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況王安石的運氣也很好，他遇到了剛剛登極的宋神宗。那時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夠大有作為的年齡。少年天子，風華正茂，豈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員暮氣沉沉，國家貧弱疲軟？一個是志向不凡，血氣方剛；一個是堅忍不拔，銳意革新。君臣風雲際會，一拍即合。於是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便在全國鋪開。
然而結果卻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鏡。新法實行以後，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舉國上下怨聲載道，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小官鄭俠也忍無可忍，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 年）四月畫了一張《 流民圖》 進呈天子御覽，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 而且揚言，廢除新法後如十日之內天不下雨（其時全國已大旱達十個月之久），請斬臣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詔暫停新法。據說，詔書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後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後（公元1085 年和1086 年）沒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難"（公元1127 年初），正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從熙寧變法，到北宋亡國，前前後後也不過五六十年光景。我們當然不能說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變法加速了王朝的覆滅，恐怕也是事實。
那麼，難道是新法真有問題？
應該說，王安石實行的新政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願望，許多政策都兼顧了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甚至是很替農民作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併，濟貧乏"，意在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具體的做法，是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利息自然是很低的，農民負擔得起。所借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兩全其美？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
但是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國家規定的、充分考慮了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結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
問題在於王安石並沒有錯。第一，他的動機是好的，出發點也是對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縣試行時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鋪開，不下達指標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鋪開，變法就是紙上談兵；不下達指標，官員就會置若閣聞；而一旦全面鋪開，並下達指標，新政就會南轅北轍，面目全非！那麼，地方官不從中盤剝不行嗎？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統統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團，這當然也辦不到。在這一點上，無論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沒有什麼好辦法。
大宋王朝是這樣，其他王朝又何嘗不是這樣？熙寧變法如此，其他變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兩稅法"，規定按財產收稅，不按人頭征賦。除土地稅外，其餘租庸雜徭一律免去。這原本是為了抑制豪強，保護小民。然而結果卻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員大發橫財。因為兩稅法實行後，流通減少，物價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徵實物，地方官員便趁機加收耗羨，由規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還是老百姓。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亦然。一條鞭法將田賦力役合而為一，按畝計數，以銀納稅，簡化了手續，明確了任務。然而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類似於稅外加費），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續費竟超過正供的一倍以上。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還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審諸歷代變法，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