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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至尊天子既然沒有"反省"，帝國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後悔"。而且，當他們後悔時，也都無一例外會把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觀原因"那裡。比如阿Q 之所以挨打，是因為後來看見了小尼姑。正如崇禎之所以亡國，皆因"群臣誤我"，自己是沒有責任的。一個人，如果連對自己負責都做不到，又怎麼能對國家負責？
也就只能假負責之名行推卸之實，比如下"罪己詔"。據黃仁宇先生統計，西漢一代災變不斷。從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為此頒布詔書五十七次。其中可稱為"罪己詔"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這絕不是負責，而是典型的不負責任和推卸責任。因為在這裡，皇帝承擔的，是不該他承擔的責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發等等災禍異變，是出於皇帝的自由意志，當然該他負責。問題是並非如此。那麼，他又下什麼"罪己詔"？顯然，這種極端負責的背後是極不負責。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檢討，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愛民而不惜自責），二是炫耀自己的無私品格（連不該承擔的事情都勇於承擔），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為天災而罪己）。因此，歷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詔"，也不怕措辭嚴厲。因為自責得越厲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這就正如他的稱孤道寡，越是謙虛，就越是自誇。事實上，一個人如果連地震、洪水、火山爆發等等災變都能負責，那他不是神又是什麼？
儘管皇帝的這種自責其實極不負責，但至尊天子能夠如此痛心疾首，說"四方有罪，罪在聯躬"，已讓廣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說不敢，就是敢，他們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責任了。於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就在承擔不該承擔之責任的同時，規避了真正應該承擔的責任--對"天災"之中"人禍"的責任。事實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災害降臨之時，造成巨大損失的原因往往不止於天災，同時還有人禍，比如預警不力，防範不嚴，救助不快，指揮不當等等。究其原因，則又往往因於機構癱瘓、官員昏庸、相互推諉、上下隱瞞，甚至貪污腐敗（比如將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禍。這才真是應該檢討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說，臣民也不問。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義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貪官污吏和昏官冗員的）責任，都被推卸得一乾二淨。
帝國對其責任的規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擔不該承擔之責任，另一方面，又將自己應負之責交給無力負責之人。這就是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直被當作"愛國主義精神"來弘揚的說法，也確實體現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士精神，應該肯定。但我們要說清楚，這種精神，民間提倡則可，官方提倡則非；民眾說說則可，帝國大講則非。因為這樣一來，就把責任的主體搞顛倒了。其實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下興亡，政府有責"，或者"天下興亡，天子有責"。因為這天下不是匹夫匹婦們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卻讓並不坐這天下的匹夫匹婦們為其興亡承擔責任，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其實，即便這天下是匹夫匹婦們的（比方說在民主制度下），他們也不必承擔責任。民主制的要義是"主權在民"，而"主權在民"並不等於"責任在民"。實際上，"人民"和"天道"一樣，都是不能問責的。你無法追究作為一個整體概念的"人民"的責任。而且，從法理上講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權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當。同樣，人民如有罪，"治權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當。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總統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該選自己當總統）。民不可罪，故"天下興亡，匹夫無責"。
事實上匹夫匹婦們也負不了責。一個無權無勢連老婆孩子都保護不了的匹夫，豈能擔當"天下興亡"的重責？如果硬要說他們有什麼責任的話，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職工作，比如種好自己的"責任田"。責任與身份必須對稱。因此我們只能說，種好莊稼，農民有責；開好機器，工人有責；教好學生，教師有責。因為那本來就是他們的責任。天下與匹夫卻不對稱，天下興亡也不是他們的責任，因此不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當然，天下興亡，匹夫無責，不等於說民眾沒有過問國家大事的權利，更不等於主張大家都不關心天下興亡。但這不能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只能叫"天下興亡，匹夫有心"，或"天下興亡，匹夫可問"。而且，也只是關心過問而已。至於這天下最後是興是亡，則不是他們的責任。如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居然成了共識，甚至成了事實（比如民眾自發地拿起武器保家衛國），那就只能說明該負責的不負責，能負責的沒負責。
該負責任也能負責任的是政府。作為國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政府對天下興亡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授權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東大會不具體管理公司一樣。正因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問責於經理。同樣，在民主制的國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國家，則君主不能行政。因為行政者是要負責的，而負責者是不能問責的。負責人問責，豈非自己問自己？結果必定是既無人問責，也無人負責。這在政治學上，就是所謂"必元首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內閣"; "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也就是說，必須有負責的（代理人），有不負責的（授權人）。負責的不能問責，問責的不能負責。有人問責，有人負責，才有責任。
然而帝國制度卻與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權人是不可能問責的，因為它的授權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麼時候責問過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儘管"天意"也被解釋為"民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但民眾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說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責問"代理人"（皇帝），就是想問也問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無顧忌地不負責任。不負責任也是必然的。因為他既沒有實際上的負責對象，也沒有實際上的問責人，同時也不存在立竿見影的獎懲。再說也獎無可獎（不能再提級別或多發工資），懲無可懲（無法立即將其撤換）。即無獎懲，又無責問，卻指望他極其負責，豈非太過天真？
政府也不負責。因為它的責任和責任關係正如帝國的產權，同樣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權的是皇帝，不是帝國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權以後又親自行政（至少在理論上和名義上親自行政，叫做"親政"） ，因此不具備問責權。事實上皇帝也從不向政府問責，只不過將其中個別官員視為"替罪羊"。他們的任務，不是承擔"責任"，而是承擔"後果"。當皇帝需要"平民憤"（也可以理解為"息天怒"）時，就會將其中一個或幾個撤職查辦甚至充軍殺頭。這其實是"問罪"，不是"問責"。人禍的責任依然無人追究，因為那責任歸根結底是皇帝的。
也就只能假負責之名行推卸之實，比如下"罪己詔"。據黃仁宇先生統計，西漢一代災變不斷。從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為此頒布詔書五十七次。其中可稱為"罪己詔"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這絕不是負責，而是典型的不負責任和推卸責任。因為在這裡，皇帝承擔的，是不該他承擔的責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發等等災禍異變，是出於皇帝的自由意志，當然該他負責。問題是並非如此。那麼，他又下什麼"罪己詔"？顯然，這種極端負責的背後是極不負責。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檢討，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愛民而不惜自責），二是炫耀自己的無私品格（連不該承擔的事情都勇於承擔），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為天災而罪己）。因此，歷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詔"，也不怕措辭嚴厲。因為自責得越厲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這就正如他的稱孤道寡，越是謙虛，就越是自誇。事實上，一個人如果連地震、洪水、火山爆發等等災變都能負責，那他不是神又是什麼？
儘管皇帝的這種自責其實極不負責，但至尊天子能夠如此痛心疾首，說"四方有罪，罪在聯躬"，已讓廣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說不敢，就是敢，他們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責任了。於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就在承擔不該承擔之責任的同時，規避了真正應該承擔的責任--對"天災"之中"人禍"的責任。事實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災害降臨之時，造成巨大損失的原因往往不止於天災，同時還有人禍，比如預警不力，防範不嚴，救助不快，指揮不當等等。究其原因，則又往往因於機構癱瘓、官員昏庸、相互推諉、上下隱瞞，甚至貪污腐敗（比如將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禍。這才真是應該檢討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說，臣民也不問。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義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貪官污吏和昏官冗員的）責任，都被推卸得一乾二淨。
帝國對其責任的規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擔不該承擔之責任，另一方面，又將自己應負之責交給無力負責之人。這就是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直被當作"愛國主義精神"來弘揚的說法，也確實體現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士精神，應該肯定。但我們要說清楚，這種精神，民間提倡則可，官方提倡則非；民眾說說則可，帝國大講則非。因為這樣一來，就把責任的主體搞顛倒了。其實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下興亡，政府有責"，或者"天下興亡，天子有責"。因為這天下不是匹夫匹婦們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卻讓並不坐這天下的匹夫匹婦們為其興亡承擔責任，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其實，即便這天下是匹夫匹婦們的（比方說在民主制度下），他們也不必承擔責任。民主制的要義是"主權在民"，而"主權在民"並不等於"責任在民"。實際上，"人民"和"天道"一樣，都是不能問責的。你無法追究作為一個整體概念的"人民"的責任。而且，從法理上講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權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當。同樣，人民如有罪，"治權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當。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總統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該選自己當總統）。民不可罪，故"天下興亡，匹夫無責"。
事實上匹夫匹婦們也負不了責。一個無權無勢連老婆孩子都保護不了的匹夫，豈能擔當"天下興亡"的重責？如果硬要說他們有什麼責任的話，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職工作，比如種好自己的"責任田"。責任與身份必須對稱。因此我們只能說，種好莊稼，農民有責；開好機器，工人有責；教好學生，教師有責。因為那本來就是他們的責任。天下與匹夫卻不對稱，天下興亡也不是他們的責任，因此不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當然，天下興亡，匹夫無責，不等於說民眾沒有過問國家大事的權利，更不等於主張大家都不關心天下興亡。但這不能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只能叫"天下興亡，匹夫有心"，或"天下興亡，匹夫可問"。而且，也只是關心過問而已。至於這天下最後是興是亡，則不是他們的責任。如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居然成了共識，甚至成了事實（比如民眾自發地拿起武器保家衛國），那就只能說明該負責的不負責，能負責的沒負責。
該負責任也能負責任的是政府。作為國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政府對天下興亡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授權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東大會不具體管理公司一樣。正因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問責於經理。同樣，在民主制的國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國家，則君主不能行政。因為行政者是要負責的，而負責者是不能問責的。負責人問責，豈非自己問自己？結果必定是既無人問責，也無人負責。這在政治學上，就是所謂"必元首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內閣"; "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也就是說，必須有負責的（代理人），有不負責的（授權人）。負責的不能問責，問責的不能負責。有人問責，有人負責，才有責任。
然而帝國制度卻與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權人是不可能問責的，因為它的授權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麼時候責問過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儘管"天意"也被解釋為"民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但民眾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說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責問"代理人"（皇帝），就是想問也問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無顧忌地不負責任。不負責任也是必然的。因為他既沒有實際上的負責對象，也沒有實際上的問責人，同時也不存在立竿見影的獎懲。再說也獎無可獎（不能再提級別或多發工資），懲無可懲（無法立即將其撤換）。即無獎懲，又無責問，卻指望他極其負責，豈非太過天真？
政府也不負責。因為它的責任和責任關係正如帝國的產權，同樣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權的是皇帝，不是帝國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權以後又親自行政（至少在理論上和名義上親自行政，叫做"親政"） ，因此不具備問責權。事實上皇帝也從不向政府問責，只不過將其中個別官員視為"替罪羊"。他們的任務，不是承擔"責任"，而是承擔"後果"。當皇帝需要"平民憤"（也可以理解為"息天怒"）時，就會將其中一個或幾個撤職查辦甚至充軍殺頭。這其實是"問罪"，不是"問責"。人禍的責任依然無人追究，因為那責任歸根結底是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