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頁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王朝已走投無路，帝國已病入膏盲。正因為走投無路，才必須殺出一條血路。從這個角度講，王安石他們是對的。同樣，正因為病人膏育，所以不能亂下猛藥，只能慢慢溫補，不能動大手術，只能保守療法。從這個角度講，司馬光他們是對的。但不管誰是誰非，變法卻總歸是要失敗的。因為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變法失敗的後果極為嚴重，因為它意味著王朝根本就沒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變革，來自強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變法，完全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王朝的統治，完全沒有觸及帝國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讚許。這樣一種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帝國制度是如何的無藥可救。
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宏大的歷史觀，就不難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農業民族，中國人一般是不太喜歡什麼標新立異、變化多端的。因為對於農業生產來說，最好是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針辦，誰也不要折騰誰，更不能全國都種試驗田。同樣，治理一個超級大帝國，也最好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穩定，不要心血來cháo就搞運動。老子早就說過："治大國若烹小鮮。"（《 老子》 第六十章）。小鮮就是小魚小蝦。烹小鮮如不斷翻炒，就一塌糊塗；治大國如頻繁運動，就民不聊生。所以韓非子說絕不能頻繁變法，因為"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韓非子· 解老》 ）。能夠不變，最好別動。
當然，完全不變也不可能，事實上歷朝歷代也都在變。但即便要變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張旗鼓；只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而且，只要能夠維持，則能不變法就不變。事實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錯。問題是由於帝國的惰性，循序漸進往往等於紋絲不動，文火慢熬則往往等於一潭死水。結果是積重難返，變也不是，不變也不是。變則千頭萬緒，不變則問題成堆，慢慢變又時不我待。因此，當一個王朝下定決心厲行變法時，那就多半是非變不可了。非變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後果之嚴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調節的最後一個機會。求治不得，只有動亂。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 年，即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三十三年），鄆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 年），睦州方臘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 年），河北、京東張迪等人又反。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席捲全國。
動亂也是逼出來的。因為對於一介糙民而言，造反起義的風險實在太大，成本也實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會是整個家族的血的代價。皇帝再昏饋，官府再無能，朝廷再軟弱，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會含糊，動起刀來也絕不會手軟；而民眾要和朝廷作對，也多半都是以卵擊石螳臂擋車。所以，不到萬般無奈，糙民們都不會輕易言反。但如果他們的活路全被堵死，那麼，帳就是另外一種算法了：束手待斃，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戰死沙場，也是死。前一種選擇必死無疑，後一種則不一定，因為還有戰勝的可能。而且，一旦奪取全國政權，那紅利可就大得嚇人。就算沒有紅利，不能扳本，能過把癮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義的事，有時又是很容易的。因為一旦成功，對起義者本人尤其是起義領袖而言，那可是一本萬利。因此歷朝歷代都有人嘗試，有人效法，有人鋌而走險，甚至有人製造動亂，目的是取現政權而代之。但不論何種情況，對於我們民族都是災難深重。生產活動大面積停止，人民群眾大批量死亡，文化遺產大規模破壞，國家局勢長時間動盪。在官兵和起義軍的戰鬥中，雙方往往都會荼毒百姓，濫殺無辜。黃巢見人就殺，逢人便砍；張獻忠殺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國則至少讓大清人口減少上億。實際上，哪一次戰亂不是讓普通民眾析骨為炊，易子為食？又有哪一次動盪不是使中華大地人死如林，骨積如山？正所謂"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 篙里行》 ）。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興亡，還要匹夫負責？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無人負責，更在於帝國需要這種破壞，因為每次破壞之後便是它的新生。農民起義的最大好處或者說歷史功績，就是能夠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於畏懼造反忌憚滅亡，往往在建國之初實行較為開明的政策，放鬆鉗制，減輕剝削，收斂貪慾，與民休息。這對於帝國制度來說，其實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軌道。這個軌道是每個王朝在其中後期一定要偏離的，而且這種偏離也是無法通過王朝自身的改革來糾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於動亂和動亂之後的改朝換代。帝國制度需要這樣一條出路，而且它也只有這樣一條出路。
第五章 內在矛盾 六 出路何在
帝國制度依靠天下大亂這樣一種近乎自殺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生命，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卻是事實。實際上，作為制度的帝國和作為政權的王朝是不一樣的。
作為政權，沒有哪個王朝願意滅亡；但作為制度，帝國卻必須定期不定期地把偏離了自己正常軌道的代理集團（現存王朝）送上歷史的斷頭台，並為自己尋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麼，所謂帝國的正常軌道是什麼？
帝國的正常軌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會狀態。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已經指出，帝國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乃是一種必然。就中華帝國而言，這些條件包括：一、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成員主要依靠鐵製農具和家養牲畜進行農業生產，其收人在維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後略有節餘；二、在當時技術條件（車馬、道路）所能到達和控制的範圍內，各地區和人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大體相同（即都達到並不超過上述生產力水平）；三、這些地區和人民都面臨著共同的威脅（比如自然災害或遊牧民族的侵犯），必須共同防禦，因此有組織成一個統一國家的需要；四、這些地區和人民之間不存在當時技術條件無法逾越的天然障礙（高山、大海、沙漠），軍事上便於征服，政治上便於統治，經濟上便於平抑，文化上易於認同。在這些條件下，帝國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適合帝國制度，或者說，帝國時代的"最佳"國家狀態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開始的傳統疆域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萬至五千萬之間為宜），經濟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眾正好維持溫飽為宜），政治狀態不好不壞（好不能好到強大無比，壞不能壞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經濟水平太低，歷史選擇的就是邦國而不是帝國。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權的管理成本就會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國無法承擔；而經濟水平太高，則會形成破壞帝國秩序的異己力量。當然，政治狀況太好也不行。政治狀況太好、國家力量過剩，君王就會窮兵黷武，侵略擴張，同樣會導致王朝的覆滅。所以，王朝必須將自己的國家狀態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內，或者雖未達標，卻有發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這種狀態。因此一個新王朝只要政策和決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則如晉、隋），就總能維持一段時間。如能逐漸達標，便是治世；等到正好達標並略有超出時，便是盛世了。而後，則是盛極而衰，除非它能對自己的發展進行控制。
變法失敗的後果極為嚴重，因為它意味著王朝根本就沒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變革，來自強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變法，完全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王朝的統治，完全沒有觸及帝國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讚許。這樣一種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帝國制度是如何的無藥可救。
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宏大的歷史觀，就不難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農業民族，中國人一般是不太喜歡什麼標新立異、變化多端的。因為對於農業生產來說，最好是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針辦，誰也不要折騰誰，更不能全國都種試驗田。同樣，治理一個超級大帝國，也最好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穩定，不要心血來cháo就搞運動。老子早就說過："治大國若烹小鮮。"（《 老子》 第六十章）。小鮮就是小魚小蝦。烹小鮮如不斷翻炒，就一塌糊塗；治大國如頻繁運動，就民不聊生。所以韓非子說絕不能頻繁變法，因為"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韓非子· 解老》 ）。能夠不變，最好別動。
當然，完全不變也不可能，事實上歷朝歷代也都在變。但即便要變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張旗鼓；只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而且，只要能夠維持，則能不變法就不變。事實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錯。問題是由於帝國的惰性，循序漸進往往等於紋絲不動，文火慢熬則往往等於一潭死水。結果是積重難返，變也不是，不變也不是。變則千頭萬緒，不變則問題成堆，慢慢變又時不我待。因此，當一個王朝下定決心厲行變法時，那就多半是非變不可了。非變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後果之嚴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調節的最後一個機會。求治不得，只有動亂。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 年，即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三十三年），鄆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 年），睦州方臘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 年），河北、京東張迪等人又反。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席捲全國。
動亂也是逼出來的。因為對於一介糙民而言，造反起義的風險實在太大，成本也實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會是整個家族的血的代價。皇帝再昏饋，官府再無能，朝廷再軟弱，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會含糊，動起刀來也絕不會手軟；而民眾要和朝廷作對，也多半都是以卵擊石螳臂擋車。所以，不到萬般無奈，糙民們都不會輕易言反。但如果他們的活路全被堵死，那麼，帳就是另外一種算法了：束手待斃，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戰死沙場，也是死。前一種選擇必死無疑，後一種則不一定，因為還有戰勝的可能。而且，一旦奪取全國政權，那紅利可就大得嚇人。就算沒有紅利，不能扳本，能過把癮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義的事，有時又是很容易的。因為一旦成功，對起義者本人尤其是起義領袖而言，那可是一本萬利。因此歷朝歷代都有人嘗試，有人效法，有人鋌而走險，甚至有人製造動亂，目的是取現政權而代之。但不論何種情況，對於我們民族都是災難深重。生產活動大面積停止，人民群眾大批量死亡，文化遺產大規模破壞，國家局勢長時間動盪。在官兵和起義軍的戰鬥中，雙方往往都會荼毒百姓，濫殺無辜。黃巢見人就殺，逢人便砍；張獻忠殺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國則至少讓大清人口減少上億。實際上，哪一次戰亂不是讓普通民眾析骨為炊，易子為食？又有哪一次動盪不是使中華大地人死如林，骨積如山？正所謂"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 篙里行》 ）。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興亡，還要匹夫負責？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無人負責，更在於帝國需要這種破壞，因為每次破壞之後便是它的新生。農民起義的最大好處或者說歷史功績，就是能夠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於畏懼造反忌憚滅亡，往往在建國之初實行較為開明的政策，放鬆鉗制，減輕剝削，收斂貪慾，與民休息。這對於帝國制度來說，其實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軌道。這個軌道是每個王朝在其中後期一定要偏離的，而且這種偏離也是無法通過王朝自身的改革來糾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於動亂和動亂之後的改朝換代。帝國制度需要這樣一條出路，而且它也只有這樣一條出路。
第五章 內在矛盾 六 出路何在
帝國制度依靠天下大亂這樣一種近乎自殺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生命，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卻是事實。實際上，作為制度的帝國和作為政權的王朝是不一樣的。
作為政權，沒有哪個王朝願意滅亡；但作為制度，帝國卻必須定期不定期地把偏離了自己正常軌道的代理集團（現存王朝）送上歷史的斷頭台，並為自己尋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麼，所謂帝國的正常軌道是什麼？
帝國的正常軌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會狀態。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已經指出，帝國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乃是一種必然。就中華帝國而言，這些條件包括：一、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成員主要依靠鐵製農具和家養牲畜進行農業生產，其收人在維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後略有節餘；二、在當時技術條件（車馬、道路）所能到達和控制的範圍內，各地區和人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大體相同（即都達到並不超過上述生產力水平）；三、這些地區和人民都面臨著共同的威脅（比如自然災害或遊牧民族的侵犯），必須共同防禦，因此有組織成一個統一國家的需要；四、這些地區和人民之間不存在當時技術條件無法逾越的天然障礙（高山、大海、沙漠），軍事上便於征服，政治上便於統治，經濟上便於平抑，文化上易於認同。在這些條件下，帝國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適合帝國制度，或者說，帝國時代的"最佳"國家狀態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開始的傳統疆域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萬至五千萬之間為宜），經濟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眾正好維持溫飽為宜），政治狀態不好不壞（好不能好到強大無比，壞不能壞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經濟水平太低，歷史選擇的就是邦國而不是帝國。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權的管理成本就會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國無法承擔；而經濟水平太高，則會形成破壞帝國秩序的異己力量。當然，政治狀況太好也不行。政治狀況太好、國家力量過剩，君王就會窮兵黷武，侵略擴張，同樣會導致王朝的覆滅。所以，王朝必須將自己的國家狀態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內，或者雖未達標，卻有發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這種狀態。因此一個新王朝只要政策和決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則如晉、隋），就總能維持一段時間。如能逐漸達標，便是治世；等到正好達標並略有超出時，便是盛世了。而後，則是盛極而衰，除非它能對自己的發展進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