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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於地”，在土地上做一個聖賢，這就是儒家理想。儒家理想是給我們一種社會人格的自我實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作為這樣一種擔當，在大地上行走，去擔當，去盡責，來完成士階層的使命，這種自我實現給了我們一個重任，這就是聖賢境界。
那麼，“神於天”是什麼？我的理解，是道家。莊子說，每一個“自我”都可以獨與天地精神共往來，一個“自我”雖然短暫、渺小，但是當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合一的時候，我可以完成“乘物以游心”、“磅礴萬物”的逍遙遊，其實這就是一種神仙翱翔的境界，所以，莊子教會我們的是一種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
如果說聖賢的境界教我們入世實現，那麼神仙的境界教我們出世去遨遊；如果說儒家教給我們在這個土地上去承擔重任，那麼道家教給我們的態度不是要忍辱負重，而是要舉重若輕，當我們生命輕揚瀟灑的時候，你照樣可以為這個社會盡職盡責。所以我認為，儒與道是中國人的一天一地，“神於天”的時候我們心思遠遊，“聖於地”的時候我們責任承擔。那麼，有了這樣的一進一出，一個人不至於因為過分地飄遊而顯得不盡職，也不至於因為過分地擔承重任而不堪重荷，缺少飛揚的力量。所以我經常想，生命的長度其實不在自己的手裡，短則五六十年，長則八九十年，總歸是人生不滿百；但是人就如同河流，究竟活成一條小溪或是一條河流，生命的寬度在自己手裡，寬度就在於我們把河床的兩岸打在哪裡。在我看來，一儒一道，天高地闊，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生命坐標。我其實不是站在學理的意義上解讀儒、道，我並不是在做一種唯“體”的研究，而是在做一種唯“用”的延伸。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的體會，用生命的名義就夠了。我們去觸摸經典，去分享智慧，給自己一個人生的界定，遨遊其間，那我想我們每個人至少可以活得寬廣一點。
讓心靈去飛揚（1）
有人說我喜莊厭孔，實際上我是我喜莊不厭孔。其實，每一個人開始讀書的時候，都是從儒家進入的，儒可以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行走得穩健踏實，但是道家會給我們擺脫地心引力、向上飛揚的力量。我之所以更加喜歡莊子，是因為他讓我覺得人的生命可以有一種任達的自由，可以有一種讓心靈飛揚的能力。但是我也並不厭孔，人在這世界上的審美就如同桃紅李白，各有其妙，可以樂山同時也可以樂水，人喜歡的東西都不是一元化的，只要你能從這個中間吸取自己喜歡的、對自己有價值、可延伸的東西。
就好比我讀，我喜歡杜甫，可以為他的沉重而熱淚盈眶；但我更喜歡李白，我一樣可以為他的天真而熱淚盈眶。也就是說，你的淚水可能是相同的，但令你感動的緣由可以各有不同。同樣的一種春花秋月，當這樣的一種古今徘徊，從歷史、從我們心中走過的時候，我覺得儒與道在我的生命中無法分家，無法準確地分出來哪一種是儒家的情懷，哪一種是道家的思想。在我看來，真正的神聖都是殊途同歸的。比如說對於人生很高境遇的描述，儒家說，從年十五志於學，經過畢生的成長曆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到七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兩個標準的內外合一。所謂“不逾矩”，是指我們在現實社會中，不超越規矩法度，不違背害社會規則，不違背他人情感，這是一個好公民的規範，它是很外在的；但前四個字“從心所欲”，是一種個人的、獨立的、心靈的，它要求我們聽從心靈的聲音，跟從心靈指引的方向，去追求你生命的真正價值。
芸芸眾生，大多數人只能在一個標準上做得很好，或者做到“不逾矩”，無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娶妻生子，別人怎麼活，自己也怎麼活，倒是做到了“不逾矩”，但是自我已經泯滅了；或者另外一些人可能做到“從心所欲”，可能今天不合作、明天離家出走，這樣的人倒是活出了自我的性情，但同時傷了很多人，傷害了外在的規矩。
怎麼樣才能做到內外合一？這是要通過整個生命成長，不矯情，不刻意，大道天成，最後達到的一個境界。而這個境界在道家的表述中更簡單，只有五個字，就是莊子說的“外化內不化”。
所謂“外化”，就是融入規矩法度、順應人情世故；在外在，一個人越融合、越進入，他的生命就越有效率。而一個人的“內不化”，就是用生命恪守的那份信念；每一個人之所以為“我”的本質，在於靈魂深處的反省與堅持。這樣的“外化”與“內不化”融為一體，一個是內在的生命，一個是外在的生存，生生不息，你可以生活得很好。這兩者不是殊途同歸嗎？
所以，包括我們經常所說的理想，我們說道家的“道法自然”，熱愛天地山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讓你真正在遊歷之中，達到心游萬仞。
我們總覺得儒家是沉重的，它總是擔負著使命，要犧牲自我的。但是讀過《論語》的人都知道，幾個學生圍著孔子在那裡各言其志，子路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內憂外患，國內鬧饑荒，國外還大軍壓境，我都能從容處理。這樣的理想能說不大嗎？但“夫子哂之”，孔夫子不以為然。往後談理想的學生冉有、公西華就保守多了。冉有說，我不要那麼大的國家，再小點，“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就這麼大一個國家，我給它治好了，我讓老百姓吃飽肚子，禮儀的事不敢說了；公西華又縮一點，說人家祭祀的時候我做一個小司儀就可以了。孔子都不表首肯，最後到曾點了，在師兄們高談闊論的時候，他仍在彈琴，聽到老師提問，也沒有扔下琴、緊張失措地去應答，而是從從容容地說，我的理想和他們不一樣，無非是大家在一個暮春天氣里，穿著薄薄的青衫，一幫朋友、若干學生到剛剛開凍的沂水裡，洗乾淨自己的頭髮，走上高高的舞雩台，沐浴著春風，踏青而歸，在歌聲中讓自己的心靈完成一個放飛的儀式。就這樣的一個理想，反而讓孔子嘆曰：“這也就是我的理想了。”
讓心靈去飛揚（2）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儒也罷，道也罷，我們可以以一個名義打通，就是生命的名義。一個人無論為社會做多少事，他必須是清醒的、有活力的、能快樂起來的。這樣的人，才可以使他的親朋好友，乃至於家國百姓都對他有一份信任和託付。如果一個人心靈是混亂的，身體是脆弱的，連自己的生命都無法擔承的話，何談家國大業？
所以我認為，儒與道，在生命的名義下可以打通，永遠不矛盾；而且我也不認為它們和我們遠隔千古，對於今天來講，我更不認為它們的思想都是過時的。儘管文化的誕生，一定受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制約，很多思想在今天是不適用的；但是我想如果回到最樸素的生活層面，古人的心靈未必就比今人的心靈狹小，或者由於生產力不發達他的內心世界就一定沒有我們豐富。
那麼，“神於天”是什麼？我的理解，是道家。莊子說，每一個“自我”都可以獨與天地精神共往來，一個“自我”雖然短暫、渺小，但是當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合一的時候，我可以完成“乘物以游心”、“磅礴萬物”的逍遙遊，其實這就是一種神仙翱翔的境界，所以，莊子教會我們的是一種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
如果說聖賢的境界教我們入世實現，那麼神仙的境界教我們出世去遨遊；如果說儒家教給我們在這個土地上去承擔重任，那麼道家教給我們的態度不是要忍辱負重，而是要舉重若輕，當我們生命輕揚瀟灑的時候，你照樣可以為這個社會盡職盡責。所以我認為，儒與道是中國人的一天一地，“神於天”的時候我們心思遠遊，“聖於地”的時候我們責任承擔。那麼，有了這樣的一進一出，一個人不至於因為過分地飄遊而顯得不盡職，也不至於因為過分地擔承重任而不堪重荷，缺少飛揚的力量。所以我經常想，生命的長度其實不在自己的手裡，短則五六十年，長則八九十年，總歸是人生不滿百；但是人就如同河流，究竟活成一條小溪或是一條河流，生命的寬度在自己手裡，寬度就在於我們把河床的兩岸打在哪裡。在我看來，一儒一道，天高地闊，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生命坐標。我其實不是站在學理的意義上解讀儒、道，我並不是在做一種唯“體”的研究，而是在做一種唯“用”的延伸。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的體會，用生命的名義就夠了。我們去觸摸經典，去分享智慧，給自己一個人生的界定，遨遊其間，那我想我們每個人至少可以活得寬廣一點。
讓心靈去飛揚（1）
有人說我喜莊厭孔，實際上我是我喜莊不厭孔。其實，每一個人開始讀書的時候，都是從儒家進入的，儒可以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行走得穩健踏實，但是道家會給我們擺脫地心引力、向上飛揚的力量。我之所以更加喜歡莊子，是因為他讓我覺得人的生命可以有一種任達的自由，可以有一種讓心靈飛揚的能力。但是我也並不厭孔，人在這世界上的審美就如同桃紅李白，各有其妙，可以樂山同時也可以樂水，人喜歡的東西都不是一元化的，只要你能從這個中間吸取自己喜歡的、對自己有價值、可延伸的東西。
就好比我讀，我喜歡杜甫，可以為他的沉重而熱淚盈眶；但我更喜歡李白，我一樣可以為他的天真而熱淚盈眶。也就是說，你的淚水可能是相同的，但令你感動的緣由可以各有不同。同樣的一種春花秋月，當這樣的一種古今徘徊，從歷史、從我們心中走過的時候，我覺得儒與道在我的生命中無法分家，無法準確地分出來哪一種是儒家的情懷，哪一種是道家的思想。在我看來，真正的神聖都是殊途同歸的。比如說對於人生很高境遇的描述，儒家說，從年十五志於學，經過畢生的成長曆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到七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兩個標準的內外合一。所謂“不逾矩”，是指我們在現實社會中，不超越規矩法度，不違背害社會規則，不違背他人情感，這是一個好公民的規範，它是很外在的；但前四個字“從心所欲”，是一種個人的、獨立的、心靈的，它要求我們聽從心靈的聲音，跟從心靈指引的方向，去追求你生命的真正價值。
芸芸眾生，大多數人只能在一個標準上做得很好，或者做到“不逾矩”，無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娶妻生子，別人怎麼活，自己也怎麼活，倒是做到了“不逾矩”，但是自我已經泯滅了；或者另外一些人可能做到“從心所欲”，可能今天不合作、明天離家出走，這樣的人倒是活出了自我的性情，但同時傷了很多人，傷害了外在的規矩。
怎麼樣才能做到內外合一？這是要通過整個生命成長，不矯情，不刻意，大道天成，最後達到的一個境界。而這個境界在道家的表述中更簡單，只有五個字，就是莊子說的“外化內不化”。
所謂“外化”，就是融入規矩法度、順應人情世故；在外在，一個人越融合、越進入，他的生命就越有效率。而一個人的“內不化”，就是用生命恪守的那份信念；每一個人之所以為“我”的本質，在於靈魂深處的反省與堅持。這樣的“外化”與“內不化”融為一體，一個是內在的生命，一個是外在的生存，生生不息，你可以生活得很好。這兩者不是殊途同歸嗎？
所以，包括我們經常所說的理想，我們說道家的“道法自然”，熱愛天地山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讓你真正在遊歷之中，達到心游萬仞。
我們總覺得儒家是沉重的，它總是擔負著使命，要犧牲自我的。但是讀過《論語》的人都知道，幾個學生圍著孔子在那裡各言其志，子路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內憂外患，國內鬧饑荒，國外還大軍壓境，我都能從容處理。這樣的理想能說不大嗎？但“夫子哂之”，孔夫子不以為然。往後談理想的學生冉有、公西華就保守多了。冉有說，我不要那麼大的國家，再小點，“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就這麼大一個國家，我給它治好了，我讓老百姓吃飽肚子，禮儀的事不敢說了；公西華又縮一點，說人家祭祀的時候我做一個小司儀就可以了。孔子都不表首肯，最後到曾點了，在師兄們高談闊論的時候，他仍在彈琴，聽到老師提問，也沒有扔下琴、緊張失措地去應答，而是從從容容地說，我的理想和他們不一樣，無非是大家在一個暮春天氣里，穿著薄薄的青衫，一幫朋友、若干學生到剛剛開凍的沂水裡，洗乾淨自己的頭髮，走上高高的舞雩台，沐浴著春風，踏青而歸，在歌聲中讓自己的心靈完成一個放飛的儀式。就這樣的一個理想，反而讓孔子嘆曰：“這也就是我的理想了。”
讓心靈去飛揚（2）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儒也罷，道也罷，我們可以以一個名義打通，就是生命的名義。一個人無論為社會做多少事，他必須是清醒的、有活力的、能快樂起來的。這樣的人，才可以使他的親朋好友，乃至於家國百姓都對他有一份信任和託付。如果一個人心靈是混亂的，身體是脆弱的，連自己的生命都無法擔承的話，何談家國大業？
所以我認為，儒與道，在生命的名義下可以打通，永遠不矛盾；而且我也不認為它們和我們遠隔千古，對於今天來講，我更不認為它們的思想都是過時的。儘管文化的誕生，一定受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制約，很多思想在今天是不適用的；但是我想如果回到最樸素的生活層面，古人的心靈未必就比今人的心靈狹小，或者由於生產力不發達他的內心世界就一定沒有我們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