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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英雄，誰是英雄（3）
這是一件事。還有就是馬超來投奔劉備的時候，關羽得到消息，馬上寫了封信給諸葛亮說，軍師您作個證，讓關某和馬超PK一下。諸葛亮回封信說，馬超啊，確實是傑出的人才，但是和美髯公你比起來嘛，美髯公是冠絕天下啊。所有的人都知道，關公其實有點像小孩子的脾氣，得順著毛捋，非常可愛。
其實關公也有愛情故事。他曾經看上呂布那邊的一個女人，就是呂布一個手下的妻子。當時劉備投靠了曹操，曹操要劉備、關羽、張飛去打呂布。當時關羽就跟曹操講價，說我要把呂布打敗了，呂布手下那人的老婆歸我，曹操說可以。關公這個人做事有點死心眼，他老是去提醒曹操，過一會兒就說，我們倆講好的啊，那個女人是歸我的啊。他提醒得多了，曹操這個賊他就想，我得去看看什麼樣的女人能把我們關公迷得這麼神魂顛倒啊。他一看，國色天香啊，算了，我要了吧。像這樣的歷史裡面的八卦，關羽在這裡面也是死心眼，也是愛美色，可是大家也不計較了，還是把他當做蓋世的英雄、忠義的象徵。
歷史有很多八卦的東西。羅貫中寫《三國演義》的時候，他的忠jian思想太重了，不會去八卦。如果讓周星馳來整的話，周星馳演關公肯定演的是一個八卦的關公，不定是什麼模樣呢。羅貫中非此即彼的觀念太重了，他老是忠啊jian啊，正啊邪啊，君子啊小人啊，紅臉啊白臉啊，他非得這樣，結果歷史上很多很生動的東西就沒有了。
于丹過去很多人拍“三國”，現在很多人拍“三國”，將來還有人拍“三國”。如果要重拍，那麼“三國”的故事應該怎麼拍？
因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影視傳媒的教育，搞策劃啊，寫劇本啊什麼的，所以我比較清楚。今天拍電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抓住歷史和道德的悖論。也就是說，寫絕對的大忠大jian，按照羅貫中的那種寫法，已經過時了。到今天人們不會再去討論道德判斷這種一邊倒的東西，也就是說大家不希望在一個明確的道德判斷上再去加重它鮮明的色彩。其實在大家心中，以古代的公案小說為例，最好看的是什麼？八個字，“其情可憫，其罪可誅”。“其情可憫”是感情的判斷，同情，無比的同情；“其罪可誅”是一個歷史的和法律的判斷，他就是犯罪，就是該殺。這樣的故事，能在人心中撕扯出千絲萬縷的疼痛，是最恆久的。一個電影的時長總是有限的，九十分鐘也罷，一百二十分鐘也罷，電影的最大效率不是影院燈光亮起的時候，不是滿堂掌聲或者鬨堂而散，而是唏噓不已、意猶未盡的心理共鳴；這樣一種惆悵可能在心裡映照到了自己的生活。
易老師講的“三國”為什麼大家會喜歡呢？就是這裡面有太多的經驗跟我們的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相關。敘事學上有一個規則，什麼樣的故事最恆久，它要符合兩點：第一，它在我們現有的經驗系統之外，是人們陌生的情景；第二，它能在現有的經驗系統中喚起深刻的共鳴，那就是熟悉的情趣，這種情趣我們都曾經體會過。極其陌生的情節和極其熟悉的情趣，在他人的故事裡演繹自己的悲歡，在他人的起承轉合裡面流著自己的眼淚。這就是道德和歷史的衝突，任何一個歷史故事的解讀都是當下的解讀。我覺得“三國”是一個很好的個案，直至今天還遠遠沒有拍透。
民間情感的固化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我們說到關公的時候，是一個多麼高大的形象，但我們說到曹操的時候，一提曹操就是一張大白臉。其實沒有幾個人真正去讀《三國志》，以歷史理性去看他的出身、地位和功績。不用說去讀整部《曹操集》，就說讀一讀曹操的詩，讀一讀他那種幽燕老將的情懷，讀一讀他“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詩句，看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日月穿行，古今蒼生那樣一種襟懷，看一看“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的時節他那種悠悠的情懷。他在招募天下賢士的時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這些東西大家都很少去讀，讀的是什麼呢？其實大家記住的是，從他對華佗到對楊修，他那種疑神疑鬼的性格，猜忌之下的濫殺無辜，甚至殺自己的功臣。這一路下來，曹操的這張臉是被民間情感的記憶一筆一筆給塗白的。關公這張臉也是一筆一筆給塗紅的，所以今天一提到關公，就是面如“重棗”，這顏色是不可能再改了。
數英雄，誰是英雄（4）
民間情感的這種固化，有可能把歷史上的人物讀成兩張面孔，這種歷史與道德的衝突，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實際上完全沒有衝突的也可能這樣。比如說李隆基這個人，在歷史上一個是作為唐明皇的形象，一個是作為唐玄宗的形象。如果我們去讀正史，那起碼的開元盛世，那樣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歷經四十年的輝煌治世，這是唐玄宗的一個大的功業，青史留名。只不過是天寶十四年以後出了“安史之亂”，但是造成安史之亂的最重要原因——藩鎮割據，也不是到他這裡才出現的。所以你會看到，李隆基在歷史上是個有做為的皇帝。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唐明皇是什麼樣的？紅顏誤國，唐明皇就是一個多情天子，今天說起來，就是“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就是那樣一種“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都是文學上的描述。但有一點，民眾情感的血脈，最主要的是來自文學而不是歷史。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道德與歷史的評價之間，在文學的演繹、情感的延伸與所謂“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這樣一種史家筆法之間，其實是存在著巨大的斷層。
人人都要有不較勁的心態
易中天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按照《三國志》的記載講“三國”，怎麼挨那麼多罵呢？因為我顛覆了太多人固有的想法了。大家的想法都是文學的想法，都是《三國演義》的想法。這樣一來，一個歷史人物就有了三種形象：第一個是我講的歷史形象，第二個是文學形象，還有一個是民間形象，就是廟裡供著的那個關公。
我有個觀點，曹操和諸葛亮有驚人的相似，就連他們的官職也是一樣的，都是丞相；曹操封武平侯，諸葛亮封武鄉侯；曹操領冀州牧，諸葛亮領益州牧。而且他們當政的時候，他們的皇帝都是“橡皮圖章”，漢獻帝就不用說吧，這劉阿斗也沒什麼權力，這個《三國志》記載得很清楚，“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就是芝麻大的事都得諸葛亮拍板，但是為什麼到後世，兩個人卻有了截然相反的舞台形象呢？說到底是人性的問題。我覺得，因為人性本來就有兩面性，任何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人性的善惡兩面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個東西要投she到文學藝術當中去，然後被傳統的民間藝術臉譜化，然後分出了截然相反的兩個陣營，一方是紅臉的關公、一身正氣的諸葛亮；一方是白臉的曹操，賊眉鼠眼。
這是一件事。還有就是馬超來投奔劉備的時候，關羽得到消息，馬上寫了封信給諸葛亮說，軍師您作個證，讓關某和馬超PK一下。諸葛亮回封信說，馬超啊，確實是傑出的人才，但是和美髯公你比起來嘛，美髯公是冠絕天下啊。所有的人都知道，關公其實有點像小孩子的脾氣，得順著毛捋，非常可愛。
其實關公也有愛情故事。他曾經看上呂布那邊的一個女人，就是呂布一個手下的妻子。當時劉備投靠了曹操，曹操要劉備、關羽、張飛去打呂布。當時關羽就跟曹操講價，說我要把呂布打敗了，呂布手下那人的老婆歸我，曹操說可以。關公這個人做事有點死心眼，他老是去提醒曹操，過一會兒就說，我們倆講好的啊，那個女人是歸我的啊。他提醒得多了，曹操這個賊他就想，我得去看看什麼樣的女人能把我們關公迷得這麼神魂顛倒啊。他一看，國色天香啊，算了，我要了吧。像這樣的歷史裡面的八卦，關羽在這裡面也是死心眼，也是愛美色，可是大家也不計較了，還是把他當做蓋世的英雄、忠義的象徵。
歷史有很多八卦的東西。羅貫中寫《三國演義》的時候，他的忠jian思想太重了，不會去八卦。如果讓周星馳來整的話，周星馳演關公肯定演的是一個八卦的關公，不定是什麼模樣呢。羅貫中非此即彼的觀念太重了，他老是忠啊jian啊，正啊邪啊，君子啊小人啊，紅臉啊白臉啊，他非得這樣，結果歷史上很多很生動的東西就沒有了。
于丹過去很多人拍“三國”，現在很多人拍“三國”，將來還有人拍“三國”。如果要重拍，那麼“三國”的故事應該怎麼拍？
因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影視傳媒的教育，搞策劃啊，寫劇本啊什麼的，所以我比較清楚。今天拍電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抓住歷史和道德的悖論。也就是說，寫絕對的大忠大jian，按照羅貫中的那種寫法，已經過時了。到今天人們不會再去討論道德判斷這種一邊倒的東西，也就是說大家不希望在一個明確的道德判斷上再去加重它鮮明的色彩。其實在大家心中，以古代的公案小說為例，最好看的是什麼？八個字，“其情可憫，其罪可誅”。“其情可憫”是感情的判斷，同情，無比的同情；“其罪可誅”是一個歷史的和法律的判斷，他就是犯罪，就是該殺。這樣的故事，能在人心中撕扯出千絲萬縷的疼痛，是最恆久的。一個電影的時長總是有限的，九十分鐘也罷，一百二十分鐘也罷，電影的最大效率不是影院燈光亮起的時候，不是滿堂掌聲或者鬨堂而散，而是唏噓不已、意猶未盡的心理共鳴；這樣一種惆悵可能在心裡映照到了自己的生活。
易老師講的“三國”為什麼大家會喜歡呢？就是這裡面有太多的經驗跟我們的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相關。敘事學上有一個規則，什麼樣的故事最恆久，它要符合兩點：第一，它在我們現有的經驗系統之外，是人們陌生的情景；第二，它能在現有的經驗系統中喚起深刻的共鳴，那就是熟悉的情趣，這種情趣我們都曾經體會過。極其陌生的情節和極其熟悉的情趣，在他人的故事裡演繹自己的悲歡，在他人的起承轉合裡面流著自己的眼淚。這就是道德和歷史的衝突，任何一個歷史故事的解讀都是當下的解讀。我覺得“三國”是一個很好的個案，直至今天還遠遠沒有拍透。
民間情感的固化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我們說到關公的時候，是一個多麼高大的形象，但我們說到曹操的時候，一提曹操就是一張大白臉。其實沒有幾個人真正去讀《三國志》，以歷史理性去看他的出身、地位和功績。不用說去讀整部《曹操集》，就說讀一讀曹操的詩，讀一讀他那種幽燕老將的情懷，讀一讀他“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詩句，看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日月穿行，古今蒼生那樣一種襟懷，看一看“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的時節他那種悠悠的情懷。他在招募天下賢士的時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這些東西大家都很少去讀，讀的是什麼呢？其實大家記住的是，從他對華佗到對楊修，他那種疑神疑鬼的性格，猜忌之下的濫殺無辜，甚至殺自己的功臣。這一路下來，曹操的這張臉是被民間情感的記憶一筆一筆給塗白的。關公這張臉也是一筆一筆給塗紅的，所以今天一提到關公，就是面如“重棗”，這顏色是不可能再改了。
數英雄，誰是英雄（4）
民間情感的這種固化，有可能把歷史上的人物讀成兩張面孔，這種歷史與道德的衝突，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實際上完全沒有衝突的也可能這樣。比如說李隆基這個人，在歷史上一個是作為唐明皇的形象，一個是作為唐玄宗的形象。如果我們去讀正史，那起碼的開元盛世，那樣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歷經四十年的輝煌治世，這是唐玄宗的一個大的功業，青史留名。只不過是天寶十四年以後出了“安史之亂”，但是造成安史之亂的最重要原因——藩鎮割據，也不是到他這裡才出現的。所以你會看到，李隆基在歷史上是個有做為的皇帝。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唐明皇是什麼樣的？紅顏誤國，唐明皇就是一個多情天子，今天說起來，就是“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就是那樣一種“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都是文學上的描述。但有一點，民眾情感的血脈，最主要的是來自文學而不是歷史。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道德與歷史的評價之間，在文學的演繹、情感的延伸與所謂“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這樣一種史家筆法之間，其實是存在著巨大的斷層。
人人都要有不較勁的心態
易中天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按照《三國志》的記載講“三國”，怎麼挨那麼多罵呢？因為我顛覆了太多人固有的想法了。大家的想法都是文學的想法，都是《三國演義》的想法。這樣一來，一個歷史人物就有了三種形象：第一個是我講的歷史形象，第二個是文學形象，還有一個是民間形象，就是廟裡供著的那個關公。
我有個觀點，曹操和諸葛亮有驚人的相似，就連他們的官職也是一樣的，都是丞相；曹操封武平侯，諸葛亮封武鄉侯；曹操領冀州牧，諸葛亮領益州牧。而且他們當政的時候，他們的皇帝都是“橡皮圖章”，漢獻帝就不用說吧，這劉阿斗也沒什麼權力，這個《三國志》記載得很清楚，“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就是芝麻大的事都得諸葛亮拍板，但是為什麼到後世，兩個人卻有了截然相反的舞台形象呢？說到底是人性的問題。我覺得，因為人性本來就有兩面性，任何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人性的善惡兩面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個東西要投she到文學藝術當中去，然後被傳統的民間藝術臉譜化，然後分出了截然相反的兩個陣營，一方是紅臉的關公、一身正氣的諸葛亮；一方是白臉的曹操，賊眉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