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頁
傍晚，A和B都來了，我們四五個人聚到地壇公園荒蕪的小樹林裡去，繼續商量對策。只是A和B和我與此事有關，其他人都是來出謀劃策。這時問題的焦點已轉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來怎麼辦？因為想到C處很可能還留有我的其他筆跡，因為想到C也可能堅持不住。據說這時C還在學校隔離室里堅持著死不交代，大家一會兒為她擔憂，一會兒又怪她平時就是不管什麼事都愛臭顯擺並且對人也太輕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離室里。大家又怨A，說C一貫馬里馬虎你還不知道嗎，怎麼就把那稿子給她拿到學校去？A後悔不迭，說C是死求活求保證了又保證的。怨誰也沒用了，當務之急還是想想怎麼應付公安人員可能的追查吧。B堅定地說，不管怎麼樣絕不能說出原作者。大家說這是一定的。那麼，公安局追查下來又怎麼辦呢？大家絞盡腦汁編了許多枝葉豐滿的謊話，但到底都不是編慣了謊話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綻。夜色便在這個問題前無聲地擴散得深遠了。第一個晚上就是這麼結束的——什麼辦法也沒想出來，默祈著C能堅持到底，但果真如此又感到對C無比歉疚；幻想著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這不會不是幻想。
十四年過去了，我已記不清從事發到警察來找我之間到底是幾天了，也記不住這幾天中的事情是怎樣一個順序了。只記得我們又聚到地壇去商議了好幾回。只記得我一回比一回膽怯下去。記得有一個晚上，還是在那片荒蕪的小樹林裡，A和B都認為還是我一開始編造的那個謊話最為巧妙，若警察根據筆體找到我就由我來堅持那個謊話——就說是我在住院時從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兒抄來那篇小說的。我未置可否，過了一會兒我只提醒說：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類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資格每日掃街呢。大家於是沉默良久。我本還想說我來承擔是不公平的，因為唯獨我是反對這篇小說，怎麼能讓一個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沒說。後來A替我說出了這個意思，以後多年，我一直把這邏輯作為我良心的庇護所而記得牢固。可是一年年過去，這邏輯也愈顯得其蒼白了，一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我當時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對這小說和不反對抄這小說同樣是我當時的信念。信念又怎麼樣呢？設若我當時就贊成這小說呢？我敢把這事擔當下來拒不交代嗎？我估計百分之九十還是不敢。因為我還記得，那些天有人對我說：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說不出給我小說原稿的人的姓名，他們就可以判定這小說是我寫的——
---------------
“文革”記愧（2）
---------------
不管他們是真這麼認為，還是為了威逼我，還是出於必得有個結果以便向上邊交代，反正他們急了就會這麼幹。我聽了確乎身上輪番出了幾回汗。尤其看到父母親人，想到他們的出身和成分本來就壞，這一下不知要遭怎樣的連累了。夜裡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菸，體會著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貪圖榮華富貴，有些叛徒則是被“株連九族”逼迫而成，現在平心去論，一樣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語。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會怎麼樣呢？輕鬆是會輕鬆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腦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貪生怕死和貪圖榮華富貴之間仍有著不小的差別。幾年之後我倒確鑿有幾回真的不怕死過，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來現在發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猶豫地挺身就死了，但這幾回的不怕死是因為殘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頭，後才順帶想做一回烈士的。這當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難能可貴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卻造就了很多千古遭罵的叛徒。最好當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許雲峰。不過，畢竟許雲峰喊的是共產黨萬歲而明確是坐國民黨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數張志新。可張志新若也堅定不移於當時人人必須信奉的一種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話扯遠了，拉回來，還說我，我不及張志新之萬一是不容爭辯的。至於哥們兒義氣呢？但“株連九族”卻更是殃及親人的呢！所以“株連九族”有理由被發明出來。
我原是想把這件事如實記錄下來的，但虧心和丟臉的事確已從記憶的篩眼裡走漏一些了，寫到這兒我停筆使勁回憶了兩天，下面的事在記憶中仍呈現了兩種模樣。與B已多年不見，為此文去找他核對似大不必要，就把兩種模樣的記憶都寫下來吧。最可能的是這樣：正當我晝夜難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際，B來了，B對我說：“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我聽了雖未明確表示贊同，卻一句反對的話也沒說，焦慮雖還籠罩，但心的隱秘處卻著實有了一陣輕鬆。許久，我只說：“那你怎麼辦？”B說：“這事就由我一人承擔吧。”說罷他匆匆離去，我心中的愧便於那時萌生，雖料沉重只是要勻到一生中去背負，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別種選擇也仍如獲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這樣：B來了，對我說：“要是警察來找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C已經全說了。”我聽了心裡一陣輕鬆。C確實是在被隔離的第三天熬不住逼問，全說了。但這是B告訴我的呢，還是之後我才聽別人說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這希望更可以證明是後者吧，因為記憶的篩眼裡不僅容易走漏更為難堪的事，還容易走進保護自己少受譴責的事。我就沒有譴責過C，沒有特別注意去不譴責C，想必是潛意識對自己說了實話：實際我與C沒什麼兩樣。總之，不管哪個記憶準確，我聽了B的話後心裡的那一陣輕鬆可以說明一切。——這是著重要記錄下來的。
後來警察來找我，問我原稿是誰給我的，我說是B；問我原作者是誰，我說不知道。我確實不知道，B從未跟我說起過原作者是誰，這一層B想得周到。我當時很為B把這一層想得周到而慶幸。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誰。1978年我也開始寫小說，也寫了可歸入“傷痕文學”的作品。那幾年我常留意報刊上的小說及作者介紹，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誰，但終未發現。我也向文學界的朋友們打聽過，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說，卻沒有誰知道作者的情況。1983年在嶗山旅遊時遇到B，互相說笑間仍有些不自然，我終未能啟口問他此事，因為當年的事到底是怎麼了結的我完全不知，生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現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漸漸被淡忘了，實在是文學史上的缺憾。
隨憶隨記，實指望沒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
散文三篇（1）
---------------
一、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個玩具是一隻紅色的小汽車，不足一長，鐵皮軋制的外殼非常簡單，有幾個窗但是沒有門，從窗間望見一個慣性輪，把後車輪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現在還聽得見它的聲音。我不記得它最終是怎樣離開我的了，有時候我設想它現在在哪兒，或者它現在變成了什麼存在於何處。
但是我記得它是怎樣來的。那天可謂雙喜臨門，母親要帶我去北海玩，並且說舅舅要給我買那樣一隻小汽車。母親給我扣領口上的紐扣時，我記得心裡充滿莊嚴；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後很久，我不知道世上還有比那小汽車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門前，東張西望並不見舅舅的影。我提醒母親：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給我買個小汽車？母親說：“好吧，你站在這兒等著，別動，我一會兒就回來。”母親就走進旁邊的一排老屋。我站在離那排老屋幾米遠的地方張望，可能就從這時，那排老屋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樑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階，走進了我永不磨滅的記憶。獨自站了一會兒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經在裡面給我買小汽車呢，我便走過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階。屋裡人很多，到處都是腿，我試圖從擁擠的腿之間鑽過去靠近櫃檯，但每一次都失敗，剛望見櫃檯就又被那些腿擠開。那些腿基本上是藍色的，不長眼睛。我在那些藍色的漩渦里碰來轉去，終於眼前一亮，卻發現又站在商店門外了。不見舅舅也不見母親，我想我還是站到原來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階，遠遠地望那綠色的門窗和紅色的樑柱。一眨眼，母親不知從哪兒來了，手裡托著那隻小汽車。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幾個像模像樣的窗但是沒有門——對此我一點都沒失望，只是有過一秒鐘的懷疑和隨後好幾年的設想，設想它應該有怎樣一個門才好。我是一個容易慚愧的孩子，抱著那隻小汽車覺得不應該只是歡喜。我問：“舅舅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母親愣一下，隨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階上張望，然後笑了說：“不，舅舅沒來。”“不是舅舅給我買嗎？”“是，舅舅給你買的。”“可他沒來呀？”“他給我錢，讓我給你買。”這下我聽懂了，我說：“是舅舅給的錢，是您給我買的對嗎？”“對。”“那您為什麼說是舅舅給我買的呢？”“舅舅給的錢，就是舅舅給你買的。”我又糊塗了：“可他沒來他怎麼買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時間，母親都在給我解釋為什麼這隻小汽車是舅舅給我買的。我聽不懂，無論母親怎樣解釋我絕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後的好幾年中我依然冥頑不化固執己見，每逢有人問到那隻小汽車的來歷，我堅持說：“我媽給我買的。”或者再補充一句：“舅舅給的錢，我媽進到那排屋子裡去給我買的。”
十四年過去了，我已記不清從事發到警察來找我之間到底是幾天了，也記不住這幾天中的事情是怎樣一個順序了。只記得我們又聚到地壇去商議了好幾回。只記得我一回比一回膽怯下去。記得有一個晚上，還是在那片荒蕪的小樹林裡，A和B都認為還是我一開始編造的那個謊話最為巧妙，若警察根據筆體找到我就由我來堅持那個謊話——就說是我在住院時從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兒抄來那篇小說的。我未置可否，過了一會兒我只提醒說：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類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資格每日掃街呢。大家於是沉默良久。我本還想說我來承擔是不公平的，因為唯獨我是反對這篇小說，怎麼能讓一個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沒說。後來A替我說出了這個意思，以後多年，我一直把這邏輯作為我良心的庇護所而記得牢固。可是一年年過去，這邏輯也愈顯得其蒼白了，一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我當時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對這小說和不反對抄這小說同樣是我當時的信念。信念又怎麼樣呢？設若我當時就贊成這小說呢？我敢把這事擔當下來拒不交代嗎？我估計百分之九十還是不敢。因為我還記得，那些天有人對我說：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說不出給我小說原稿的人的姓名，他們就可以判定這小說是我寫的——
---------------
“文革”記愧（2）
---------------
不管他們是真這麼認為，還是為了威逼我，還是出於必得有個結果以便向上邊交代，反正他們急了就會這麼幹。我聽了確乎身上輪番出了幾回汗。尤其看到父母親人，想到他們的出身和成分本來就壞，這一下不知要遭怎樣的連累了。夜裡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菸，體會著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貪圖榮華富貴，有些叛徒則是被“株連九族”逼迫而成，現在平心去論，一樣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語。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會怎麼樣呢？輕鬆是會輕鬆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腦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貪生怕死和貪圖榮華富貴之間仍有著不小的差別。幾年之後我倒確鑿有幾回真的不怕死過，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來現在發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猶豫地挺身就死了，但這幾回的不怕死是因為殘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頭，後才順帶想做一回烈士的。這當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難能可貴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卻造就了很多千古遭罵的叛徒。最好當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許雲峰。不過，畢竟許雲峰喊的是共產黨萬歲而明確是坐國民黨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數張志新。可張志新若也堅定不移於當時人人必須信奉的一種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話扯遠了，拉回來，還說我，我不及張志新之萬一是不容爭辯的。至於哥們兒義氣呢？但“株連九族”卻更是殃及親人的呢！所以“株連九族”有理由被發明出來。
我原是想把這件事如實記錄下來的，但虧心和丟臉的事確已從記憶的篩眼裡走漏一些了，寫到這兒我停筆使勁回憶了兩天，下面的事在記憶中仍呈現了兩種模樣。與B已多年不見，為此文去找他核對似大不必要，就把兩種模樣的記憶都寫下來吧。最可能的是這樣：正當我晝夜難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際，B來了，B對我說：“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我聽了雖未明確表示贊同，卻一句反對的話也沒說，焦慮雖還籠罩，但心的隱秘處卻著實有了一陣輕鬆。許久，我只說：“那你怎麼辦？”B說：“這事就由我一人承擔吧。”說罷他匆匆離去，我心中的愧便於那時萌生，雖料沉重只是要勻到一生中去背負，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別種選擇也仍如獲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這樣：B來了，對我說：“要是警察來找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C已經全說了。”我聽了心裡一陣輕鬆。C確實是在被隔離的第三天熬不住逼問，全說了。但這是B告訴我的呢，還是之後我才聽別人說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這希望更可以證明是後者吧，因為記憶的篩眼裡不僅容易走漏更為難堪的事，還容易走進保護自己少受譴責的事。我就沒有譴責過C，沒有特別注意去不譴責C，想必是潛意識對自己說了實話：實際我與C沒什麼兩樣。總之，不管哪個記憶準確，我聽了B的話後心裡的那一陣輕鬆可以說明一切。——這是著重要記錄下來的。
後來警察來找我，問我原稿是誰給我的，我說是B；問我原作者是誰，我說不知道。我確實不知道，B從未跟我說起過原作者是誰，這一層B想得周到。我當時很為B把這一層想得周到而慶幸。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誰。1978年我也開始寫小說，也寫了可歸入“傷痕文學”的作品。那幾年我常留意報刊上的小說及作者介紹，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誰，但終未發現。我也向文學界的朋友們打聽過，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說，卻沒有誰知道作者的情況。1983年在嶗山旅遊時遇到B，互相說笑間仍有些不自然，我終未能啟口問他此事，因為當年的事到底是怎麼了結的我完全不知，生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現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漸漸被淡忘了，實在是文學史上的缺憾。
隨憶隨記，實指望沒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
散文三篇（1）
---------------
一、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個玩具是一隻紅色的小汽車，不足一長，鐵皮軋制的外殼非常簡單，有幾個窗但是沒有門，從窗間望見一個慣性輪，把後車輪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現在還聽得見它的聲音。我不記得它最終是怎樣離開我的了，有時候我設想它現在在哪兒，或者它現在變成了什麼存在於何處。
但是我記得它是怎樣來的。那天可謂雙喜臨門，母親要帶我去北海玩，並且說舅舅要給我買那樣一隻小汽車。母親給我扣領口上的紐扣時，我記得心裡充滿莊嚴；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後很久，我不知道世上還有比那小汽車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門前，東張西望並不見舅舅的影。我提醒母親：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給我買個小汽車？母親說：“好吧，你站在這兒等著，別動，我一會兒就回來。”母親就走進旁邊的一排老屋。我站在離那排老屋幾米遠的地方張望，可能就從這時，那排老屋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樑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階，走進了我永不磨滅的記憶。獨自站了一會兒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經在裡面給我買小汽車呢，我便走過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階。屋裡人很多，到處都是腿，我試圖從擁擠的腿之間鑽過去靠近櫃檯，但每一次都失敗，剛望見櫃檯就又被那些腿擠開。那些腿基本上是藍色的，不長眼睛。我在那些藍色的漩渦里碰來轉去，終於眼前一亮，卻發現又站在商店門外了。不見舅舅也不見母親，我想我還是站到原來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階，遠遠地望那綠色的門窗和紅色的樑柱。一眨眼，母親不知從哪兒來了，手裡托著那隻小汽車。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幾個像模像樣的窗但是沒有門——對此我一點都沒失望，只是有過一秒鐘的懷疑和隨後好幾年的設想，設想它應該有怎樣一個門才好。我是一個容易慚愧的孩子，抱著那隻小汽車覺得不應該只是歡喜。我問：“舅舅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母親愣一下，隨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階上張望，然後笑了說：“不，舅舅沒來。”“不是舅舅給我買嗎？”“是，舅舅給你買的。”“可他沒來呀？”“他給我錢，讓我給你買。”這下我聽懂了，我說：“是舅舅給的錢，是您給我買的對嗎？”“對。”“那您為什麼說是舅舅給我買的呢？”“舅舅給的錢，就是舅舅給你買的。”我又糊塗了：“可他沒來他怎麼買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時間，母親都在給我解釋為什麼這隻小汽車是舅舅給我買的。我聽不懂，無論母親怎樣解釋我絕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後的好幾年中我依然冥頑不化固執己見，每逢有人問到那隻小汽車的來歷，我堅持說：“我媽給我買的。”或者再補充一句：“舅舅給的錢，我媽進到那排屋子裡去給我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