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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樹吧。我也想再看看母親住過的那間房。我老記著，那兒還有個剛來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鬧，瞪著眼睛看樹影兒。是那棵合歡樹的影子嗎？小院兒里只有那棵樹。
院兒里的老太太們還是那麼歡迎我，東屋倒茶，西屋點菸，送到我跟前。大夥都不知道我獲獎的事，也許知道，但不覺得那很重要；還是都問我的腿，問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這回，想搖車進小院兒真是不能了。家家門前的小廚房都擴大，過道窄到一個人推自行車進出也要側身。我問起那棵合歡樹。大夥說，年年都開花，長到房高了。這麼說，我再也看不見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後悔前兩年沒有自己搖車進去看看。
我搖著車在街上慢慢走，不急著回家。人有時候只想獨自靜靜地呆一會兒。悲傷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個孩子長大了，會想起童年的事，會想起那些晃動的樹影兒，會想起他自己的媽媽，他會跑去看看那棵樹。但他不會知道那棵樹是誰種的，是怎麼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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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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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腿癱瘓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谷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牆壁。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當一切恢復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麼說。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著有什麼勁！”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忍住哭聲說：“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兒活，好好兒活……”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後來妹妹告訴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地睡不了覺。
那天我又獨自坐在屋裡，看著窗外的樹葉刷刷啦啦地飄落。母親進來了，擋在窗前：“北海的jú花開了，我推著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臉上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麼時候？”“你要是願意，就明天？”她說。我的回答已經讓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說。她高興得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那就趕緊準備準備。”“唉呀，煩不煩？幾步路，有什麼好準備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邊，絮絮叨叨地說著：“看完jú花，咱們就去‘仿膳’，你小時候最愛吃那兒的豌豆黃兒。還記得那回我帶你去北海嗎？你偏說那楊樹花是毛毛蟲，跑著，一腳踩扁一個……”她忽然不說了。對於“跑”和“踩”一類的字眼兒，她比我還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沒回來。
鄰居們把她抬上車時，她還在大口大口地吐著鮮血。我沒想到她已經病成那樣。看著三輪車遠去，也絕沒有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
鄰居的小伙子背著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艱難地呼吸著，像她那一生艱難的生活。別人告訴我，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jú花。黃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潔，紫紅色的花熱烈而深沉，潑潑灑灑，秋風中正開得爛漫。我懂得母親沒有說完的話。妹妹也懂。我倆在一塊兒，要好好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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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記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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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有件事總在心裡，不知怎麼處置。近日看《幹校六記》，錢鍾書先生在書前的小引中說，若就那次運動（當然是指“文革”）寫回憶的話，一般群眾大約都得寫《記愧》。這話已觸到我心裡的那件事。錢先生卻還沒完，接著寫道：“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時候了，以免歲月將其遺失。這樣，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雙腿癱瘓已兩年，我閒在家裡沒事做。老朋友們怕我寂寞常來看我，帶書來，帶新聞來，帶新的朋友來。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麼都談，儘管對時勢的判斷不全相同，對各種主義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徹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歲，單單活明白了一點：對任何錯誤乃至反動的東西，先要敢於正視，迴避它掩蓋它則是無能和理虧的表現。除此一點之外，如今想來是都可以作為記愧而錄的。
先是朋友A帶來了朋友B。不久，B帶來三篇手抄本小說給我看。現在記得住標題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標準歸類，它應該屬於“傷痕文學”，應該說那是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我看了很受震動，許久無言，然後真心相信它的藝術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動。這樣的評判藝術作品的方法，那時很流行，現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論根據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現成而且有威力。
“中間人物論”呀，“寫陰暗面”呀，“鼻涕和大糞什麼時候都有”呀，“階級立場”和“時代cháo流”呀，等等，足令B無言以對或有話也不再說了。我自視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馬列的書本來讀得不算少，辯論起來我又天生有幾分機智，能為那些乾癟的概念找出更為通順的理由，時而也讓B陷入冥想。現在我知道，為一個給定的結論找理由是一件無論如何可以辦到的事。B為人極寬厚，說到最後他光是笑了，然後問我能否把這些小說給複寫幾份。我也顯出豁達，平息了額與頸上暴漲的血管，說這有什麼不行？一來我反正閒得很，二來我相信真理總是真理，不會因為這樣的小說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東西不讓大家看到才是軟弱或者理屈。我們一時都沒想起世上還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幾個上午幫他抄那些小說。抄了一篇或者兩篇的時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筆下流出的字行與我的觀念過於相悖，越抄心裡越彆扭起來，竟覺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說。心一驚，停一會兒，提醒自己。這不是我寫的，我只是抄，況且我答應了朋友怎麼能不抄完呢？於是又抄，於是又彆扭又心驚，於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於是……終於沒有抄完，我給B寫信去，如實說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來了，一進門就笑，依然笑得寬厚，說那就算了吧，餘下的他另想辦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沒抄的都給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處，朋友C從A處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學校里去看，被她的一個同學發現並向有關部門報告了。C立刻被隔離審問，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員手裡。我們聽說了，先還只是為C著急，幾個朋友一起商量怎麼救她，怎麼為她開脫罪責。想來想去，不僅想不出怎麼救C，卻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筆跡。這時我還未及感到後果的嚴重，便並不堅決地充了一會兒英雄，我說乾脆就說是我住院時從一個早已忘記了姓名的病友那兒抄來的吧。幾個朋友都說不好，說公安局才不那麼傻；我也就不堅持。幾個朋友說先別急，等A和B來了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當然，最好的辦法是眼前的禍事夢一樣地消失。
院兒里的老太太們還是那麼歡迎我，東屋倒茶，西屋點菸，送到我跟前。大夥都不知道我獲獎的事，也許知道，但不覺得那很重要；還是都問我的腿，問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這回，想搖車進小院兒真是不能了。家家門前的小廚房都擴大，過道窄到一個人推自行車進出也要側身。我問起那棵合歡樹。大夥說，年年都開花，長到房高了。這麼說，我再也看不見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後悔前兩年沒有自己搖車進去看看。
我搖著車在街上慢慢走，不急著回家。人有時候只想獨自靜靜地呆一會兒。悲傷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個孩子長大了，會想起童年的事，會想起那些晃動的樹影兒，會想起他自己的媽媽，他會跑去看看那棵樹。但他不會知道那棵樹是誰種的，是怎麼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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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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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腿癱瘓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谷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牆壁。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當一切恢復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麼說。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著有什麼勁！”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忍住哭聲說：“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兒活，好好兒活……”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後來妹妹告訴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地睡不了覺。
那天我又獨自坐在屋裡，看著窗外的樹葉刷刷啦啦地飄落。母親進來了，擋在窗前：“北海的jú花開了，我推著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臉上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麼時候？”“你要是願意，就明天？”她說。我的回答已經讓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說。她高興得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那就趕緊準備準備。”“唉呀，煩不煩？幾步路，有什麼好準備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邊，絮絮叨叨地說著：“看完jú花，咱們就去‘仿膳’，你小時候最愛吃那兒的豌豆黃兒。還記得那回我帶你去北海嗎？你偏說那楊樹花是毛毛蟲，跑著，一腳踩扁一個……”她忽然不說了。對於“跑”和“踩”一類的字眼兒，她比我還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沒回來。
鄰居們把她抬上車時，她還在大口大口地吐著鮮血。我沒想到她已經病成那樣。看著三輪車遠去，也絕沒有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
鄰居的小伙子背著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艱難地呼吸著，像她那一生艱難的生活。別人告訴我，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jú花。黃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潔，紫紅色的花熱烈而深沉，潑潑灑灑，秋風中正開得爛漫。我懂得母親沒有說完的話。妹妹也懂。我倆在一塊兒，要好好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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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記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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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有件事總在心裡，不知怎麼處置。近日看《幹校六記》，錢鍾書先生在書前的小引中說，若就那次運動（當然是指“文革”）寫回憶的話，一般群眾大約都得寫《記愧》。這話已觸到我心裡的那件事。錢先生卻還沒完，接著寫道：“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時候了，以免歲月將其遺失。這樣，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雙腿癱瘓已兩年，我閒在家裡沒事做。老朋友們怕我寂寞常來看我，帶書來，帶新聞來，帶新的朋友來。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麼都談，儘管對時勢的判斷不全相同，對各種主義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徹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歲，單單活明白了一點：對任何錯誤乃至反動的東西，先要敢於正視，迴避它掩蓋它則是無能和理虧的表現。除此一點之外，如今想來是都可以作為記愧而錄的。
先是朋友A帶來了朋友B。不久，B帶來三篇手抄本小說給我看。現在記得住標題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標準歸類，它應該屬於“傷痕文學”，應該說那是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我看了很受震動，許久無言，然後真心相信它的藝術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動。這樣的評判藝術作品的方法，那時很流行，現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論根據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現成而且有威力。
“中間人物論”呀，“寫陰暗面”呀，“鼻涕和大糞什麼時候都有”呀，“階級立場”和“時代cháo流”呀，等等，足令B無言以對或有話也不再說了。我自視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馬列的書本來讀得不算少，辯論起來我又天生有幾分機智，能為那些乾癟的概念找出更為通順的理由，時而也讓B陷入冥想。現在我知道，為一個給定的結論找理由是一件無論如何可以辦到的事。B為人極寬厚，說到最後他光是笑了，然後問我能否把這些小說給複寫幾份。我也顯出豁達，平息了額與頸上暴漲的血管，說這有什麼不行？一來我反正閒得很，二來我相信真理總是真理，不會因為這樣的小說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東西不讓大家看到才是軟弱或者理屈。我們一時都沒想起世上還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幾個上午幫他抄那些小說。抄了一篇或者兩篇的時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筆下流出的字行與我的觀念過於相悖，越抄心裡越彆扭起來，竟覺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說。心一驚，停一會兒，提醒自己。這不是我寫的，我只是抄，況且我答應了朋友怎麼能不抄完呢？於是又抄，於是又彆扭又心驚，於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於是……終於沒有抄完，我給B寫信去，如實說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來了，一進門就笑，依然笑得寬厚，說那就算了吧，餘下的他另想辦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沒抄的都給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處，朋友C從A處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學校里去看，被她的一個同學發現並向有關部門報告了。C立刻被隔離審問，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員手裡。我們聽說了，先還只是為C著急，幾個朋友一起商量怎麼救她，怎麼為她開脫罪責。想來想去，不僅想不出怎麼救C，卻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筆跡。這時我還未及感到後果的嚴重，便並不堅決地充了一會兒英雄，我說乾脆就說是我住院時從一個早已忘記了姓名的病友那兒抄來的吧。幾個朋友都說不好，說公安局才不那麼傻；我也就不堅持。幾個朋友說先別急，等A和B來了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當然，最好的辦法是眼前的禍事夢一樣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