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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我認為，我們成人社會應向他們傳遞的是這樣的意識——學生還是應以學為主。不要分心，好好學習。至於誰該對國家更有責任感，結論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年人。責任，包括附帶的那份誤解和沉重……
“文革”對文化進行了空前的幾乎是徹底的掃蕩之後，在當年中國人的精神空間發生了些什麼現象呢？
首先是——“文革”的“旗手”江青自己，最耐不住一個沒有文化的時代的空前寂寞了。
江青自己當年卻要看美國電影。比如《冷酷的心》，比如《海盜》，比如《飄》。在很秘密的地方看，拷貝是用美金從香港買的。
“文革”的文化及文化現象，說明了好幾條接近著真理的社會事實。
比如——在任何時代，文化的享受都同樣是分等級的。在政治時代是政治特權，在商業時代是金錢。
比如——文化藝術其實是根本掃蕩不了的。想要實行“三光政策”的人，自己首先註定了比老百姓更耐不住文化藝術空間空白的寂寞。
比如——老百姓有一種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們能夠非常具有創造性地滿足自己的娛樂。實在沒了條件，連壓制他們娛樂權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們以娛樂的方式去對待。
比如——政治一旦被娛樂化，政治就開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權威性也就開始瓦解……
曹雪芹一生只寫了一部《紅樓夢》，而且後來幾乎是在貧病交加，終日以凍高粱米飯糰充飢的情況之下完成傳世名作的。
在我看來，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確信，倘雪芹的命運好一些，比如有條件講究一點飲食營養的話，那麼他也許會多活十年。那麼也許除了《紅樓夢》，他還將為後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遺產……
全世界一切與苦難有關的優秀的文學和藝術，優秀之點首先不在產生於苦難，而在忠實地記錄了時代的苦難。
文化人和藝術家的苦難，從來不是文化和藝術必須要求他們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難一樣，首先是人類不幸的一部分。
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路，那麼，“走向美國”的路，顯然也是一條商路——“走向美國”的中國人，銷售的已不再是絲綢，而首先是自己。這說起來有些通航，但幾乎接近著事實。
走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中國人，其艱辛（還往往一路險象環生）是在走著的時候；今天“走向美國”的中國人，其艱辛卻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後。
中國文字太豐富。有些字幾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比如“逸”宇。我總覺得是一個有仙氣的宇。是的，不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神，而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仙。那麼，神抵和仙人究竟又有什麼區別呢？我也說不大明白。可能僅僅在於氣質的不同吧？凡人遇到了神，不管是大神還是小神，心中都會生出敬畏吧？但仙一般都是不嚴厲的。仙是慈祥的。比如八仙中的任何一位，僅從形象上看，似乎也都是願意和好人交朋友的。仙一般是不故意擺出神的架子的。所以神女和仙女，似乎也歷來是傳說中的兩類不同的女性。神女往往以尊貴的形象而現於世。仙女則不同，仙女看去都是平易近人的。
無論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它在任何歷史階段或任何時代，它都根本不會陷入這樣的誤區——將美的事物判斷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過來，將丑的事物，判斷為不醜的，甚至美的。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塗面的。少女尤其不塗面。被認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塗面。幾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塗面。而又幾乎一向是在即將投入戰鬥的前夕。少年一旦開始塗面，他就從此被視為戰士了。成年人們一旦開始塗面，則意味著他勢必又出生人死一番的嚴峻時刻到了。塗面實非萌發於愛美之心，乃戰事的訊號，乃戰士的身份標誌，乃肩負責任和義務決一死戰的意志的傳達。當然，在舉行特殊的慶典時，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們一樣塗面狂歡。但那也與愛美之心無關，僅反映對某種儀式的虛誠。正如文明社會的男女在參加喪禮時佩戴黑紗和白花不是為了美觀一樣。至於以銀環箍頸，實乃熔耀財富的方式，對於男人，女人是財富的理想載體。豆古如茲。頸長足尺，導致病態畸形，實乃熔耀的代價，而非追求美的結果，或者說主要不是由於追求美的結果。這與文明社會裡的當代女人割雙眼皮兒而不幸眼瞳發炎落疤，隆胸豐乳而不幸矽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可怎麼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在占世界人口幾分之一的人類成員中，在近千年的漫長歷史中，集體地一直沉涸於對女性的美的錯亂感覺呢？以至於到了清朝，梁啓超及按察史董遵憲曾聯名在任職的當地發布公告勸止而不能止；以至於太平軍克城踞縣之後，罰勞役企圖禁絕陋習面不能禁；以至於慈禧老太大從對江山社稷的憂患出發，下達懿旨勸禁也不能立竿見影；以至於身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親作“勸不纏足文”更是無濟於事；以至於到了民國時期，則竟要靠罰款的方式來扼制蔓延了——而得銀口八九十萬兩，年三萬萬兩。足見在中國人的頭腦中——錢是可以被罰的，女人的腳卻是不能不纏的。
美女絕非某一個男子眼裡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幾乎是一切男子眼裡的美女。他人的貶評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內在缺陷——比如嫉妒、虛榮、無知、貪婪，卻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認的客觀美點大打折扣。
美是大的臉龐上的笑靨。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緒，以便感覺到它。
在某時代和某社會階段，體制弊端多多，腐敗現象嚴重，貧富差距天上地下，社會財富的配置極不公正，一類知識分子看在眼裡，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別清楚，於是發出批評乃至批判的聲音，那是多么正當又正常的呢？倒是緘默顯得很不正常了。難道不是這樣嗎？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本身並不可笑。倒是誘導知識分子改變這一角色的言論，無論多麼的時髦，本質上是動機可疑的，有時甚至意味著是一種喬裝了的反動。知識分子（當然指你所說的那一類）不需要那一種言論的誘導。
知識分子無非這麼幾類：一類由於長期的職業特點，幾乎與世隔絕，埋頭致力於專業，對社會醜惡現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類其實知道的並不少，親歷親見的也很多，但吸取經驗教訓，明哲保身，避而不談，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類看到了，知道了，相當清楚地了解了，於是就要說。別人認為自說，自己也還是要說，非說不可。有時甚至會拍案面起，大聲發出呵斥……
這三類知識分子，所以這樣，所以那樣，乃是由於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個人經歷，甚至不同的性情所決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隨各自的意願去做為好。
“文如其人”——此話於散文，更有普遍性。於小說，可能恰恰反過來。小說描摩外部世界，散文則如心泉流淌。想絲毫也不匯人其人的本色，須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繪自己定的原則是——文章不妨潑辣，不妨激烈，不妨稜角鮮明，這汲什麼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為人則須溫良敦厚，寬忍謙和一些，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這種“分裂”於人於已於社會，也不構成危害。但若反過來“分裂”，那就太可怕了……
“文革”對文化進行了空前的幾乎是徹底的掃蕩之後，在當年中國人的精神空間發生了些什麼現象呢？
首先是——“文革”的“旗手”江青自己，最耐不住一個沒有文化的時代的空前寂寞了。
江青自己當年卻要看美國電影。比如《冷酷的心》，比如《海盜》，比如《飄》。在很秘密的地方看，拷貝是用美金從香港買的。
“文革”的文化及文化現象，說明了好幾條接近著真理的社會事實。
比如——在任何時代，文化的享受都同樣是分等級的。在政治時代是政治特權，在商業時代是金錢。
比如——文化藝術其實是根本掃蕩不了的。想要實行“三光政策”的人，自己首先註定了比老百姓更耐不住文化藝術空間空白的寂寞。
比如——老百姓有一種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們能夠非常具有創造性地滿足自己的娛樂。實在沒了條件，連壓制他們娛樂權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們以娛樂的方式去對待。
比如——政治一旦被娛樂化，政治就開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權威性也就開始瓦解……
曹雪芹一生只寫了一部《紅樓夢》，而且後來幾乎是在貧病交加，終日以凍高粱米飯糰充飢的情況之下完成傳世名作的。
在我看來，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確信，倘雪芹的命運好一些，比如有條件講究一點飲食營養的話，那麼他也許會多活十年。那麼也許除了《紅樓夢》，他還將為後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遺產……
全世界一切與苦難有關的優秀的文學和藝術，優秀之點首先不在產生於苦難，而在忠實地記錄了時代的苦難。
文化人和藝術家的苦難，從來不是文化和藝術必須要求他們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難一樣，首先是人類不幸的一部分。
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路，那麼，“走向美國”的路，顯然也是一條商路——“走向美國”的中國人，銷售的已不再是絲綢，而首先是自己。這說起來有些通航，但幾乎接近著事實。
走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中國人，其艱辛（還往往一路險象環生）是在走著的時候；今天“走向美國”的中國人，其艱辛卻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後。
中國文字太豐富。有些字幾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比如“逸”宇。我總覺得是一個有仙氣的宇。是的，不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神，而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仙。那麼，神抵和仙人究竟又有什麼區別呢？我也說不大明白。可能僅僅在於氣質的不同吧？凡人遇到了神，不管是大神還是小神，心中都會生出敬畏吧？但仙一般都是不嚴厲的。仙是慈祥的。比如八仙中的任何一位，僅從形象上看，似乎也都是願意和好人交朋友的。仙一般是不故意擺出神的架子的。所以神女和仙女，似乎也歷來是傳說中的兩類不同的女性。神女往往以尊貴的形象而現於世。仙女則不同，仙女看去都是平易近人的。
無論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它在任何歷史階段或任何時代，它都根本不會陷入這樣的誤區——將美的事物判斷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過來，將丑的事物，判斷為不醜的，甚至美的。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塗面的。少女尤其不塗面。被認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塗面。幾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塗面。而又幾乎一向是在即將投入戰鬥的前夕。少年一旦開始塗面，他就從此被視為戰士了。成年人們一旦開始塗面，則意味著他勢必又出生人死一番的嚴峻時刻到了。塗面實非萌發於愛美之心，乃戰事的訊號，乃戰士的身份標誌，乃肩負責任和義務決一死戰的意志的傳達。當然，在舉行特殊的慶典時，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們一樣塗面狂歡。但那也與愛美之心無關，僅反映對某種儀式的虛誠。正如文明社會的男女在參加喪禮時佩戴黑紗和白花不是為了美觀一樣。至於以銀環箍頸，實乃熔耀財富的方式，對於男人，女人是財富的理想載體。豆古如茲。頸長足尺，導致病態畸形，實乃熔耀的代價，而非追求美的結果，或者說主要不是由於追求美的結果。這與文明社會裡的當代女人割雙眼皮兒而不幸眼瞳發炎落疤，隆胸豐乳而不幸矽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可怎麼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在占世界人口幾分之一的人類成員中，在近千年的漫長歷史中，集體地一直沉涸於對女性的美的錯亂感覺呢？以至於到了清朝，梁啓超及按察史董遵憲曾聯名在任職的當地發布公告勸止而不能止；以至於太平軍克城踞縣之後，罰勞役企圖禁絕陋習面不能禁；以至於慈禧老太大從對江山社稷的憂患出發，下達懿旨勸禁也不能立竿見影；以至於身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親作“勸不纏足文”更是無濟於事；以至於到了民國時期，則竟要靠罰款的方式來扼制蔓延了——而得銀口八九十萬兩，年三萬萬兩。足見在中國人的頭腦中——錢是可以被罰的，女人的腳卻是不能不纏的。
美女絕非某一個男子眼裡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幾乎是一切男子眼裡的美女。他人的貶評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內在缺陷——比如嫉妒、虛榮、無知、貪婪，卻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認的客觀美點大打折扣。
美是大的臉龐上的笑靨。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緒，以便感覺到它。
在某時代和某社會階段，體制弊端多多，腐敗現象嚴重，貧富差距天上地下，社會財富的配置極不公正，一類知識分子看在眼裡，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別清楚，於是發出批評乃至批判的聲音，那是多么正當又正常的呢？倒是緘默顯得很不正常了。難道不是這樣嗎？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本身並不可笑。倒是誘導知識分子改變這一角色的言論，無論多麼的時髦，本質上是動機可疑的，有時甚至意味著是一種喬裝了的反動。知識分子（當然指你所說的那一類）不需要那一種言論的誘導。
知識分子無非這麼幾類：一類由於長期的職業特點，幾乎與世隔絕，埋頭致力於專業，對社會醜惡現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類其實知道的並不少，親歷親見的也很多，但吸取經驗教訓，明哲保身，避而不談，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類看到了，知道了，相當清楚地了解了，於是就要說。別人認為自說，自己也還是要說，非說不可。有時甚至會拍案面起，大聲發出呵斥……
這三類知識分子，所以這樣，所以那樣，乃是由於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個人經歷，甚至不同的性情所決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隨各自的意願去做為好。
“文如其人”——此話於散文，更有普遍性。於小說，可能恰恰反過來。小說描摩外部世界，散文則如心泉流淌。想絲毫也不匯人其人的本色，須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繪自己定的原則是——文章不妨潑辣，不妨激烈，不妨稜角鮮明，這汲什麼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為人則須溫良敦厚，寬忍謙和一些，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這種“分裂”於人於已於社會，也不構成危害。但若反過來“分裂”，那就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