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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但是日本當年對中國，對朝鮮，對整個亞洲，犯下了嚴重的侵略罪惡。鐵證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於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當年的侵略罪惡和後來的原子苦難之間，尷尬地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沉默。對前者他們欲說還休，對後者他們也只能欲說還休。他們的尷尬，是人類最矛盾的尷尬之一種。他們的沉默，是人類最不心甘情願的沉默之一種……
我以為，他們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這個中國人能理解他們，也願理解他們。
第三類日本人相當惡劣。他們乾脆企圖否認日本“二戰”時期犯下的侵略罪惡。尤其企圖否認日本的侵華罪惡。“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蘆溝橋事件”、“南京大屠殺”、日本的一切侵華陰謀和罪惡，他們一概的乾脆企圖否認。他們不顧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他們利用大多數西方人對日本侵華罪惡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國際正義感的政客對日本侵華罪惡態度暖味這一點，妄想將侵華戰爭說成是日本當年並不願進行的一場戰爭。而且，似乎“誰打響的第一槍”，還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們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西方世界對日本當年的侵華罪惡保持心照不言，諱莫如深的沉默，則他們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膽量地進行翻案。仿佛曆史事實是可以篡改的，只不過篡改之前要爭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許。至於中國人民答不答應，他們似乎是不屑一顧的。山本五十六當年曾留給日本後人們一句話──“我們得到了一個珍珠港，卻激怒了一頭獅子”。他們的放肆，今天也等於是在激怒中國這一頭獅子。他們似乎不明白，中國人民一旦以怒而對日本，日本在亞洲在世界上，也是沒什麼美好前途的。至少他們的美妙前途會投下巨大的國際關係的陰影。如果他們真的忘記了山本五十六的話，那麼中國人民也可以忘記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人民對日本予以的寬恕。是的，中國雖有原子彈，但決不會往日本發射。中國人民首先會向日本重新索討戰爭賠款。中國人民一旦真的開始索討了，那麼是絕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臉色的。日本倘不給一個說法，中國人民是絕不肯罷休的……
第三類相當惡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為高明的政客，及一些民族主義、新軍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分子，他們形成日本的一股極右勢力。他們在日本是極少數。所幸他們的表演，還不足以達到徹底激怒中國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實在僅只是對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其實倒是無所謂幸與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們，更具體他說，此次接待我們，任勞任怨地對我們盡地主之誼，熱忱坦率又認真地與我們進行研討的日本電影編劇家們中，沒有第三類日本人。一個也沒有。毫無疑問，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國人民的誠摯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會長鈴木尚之先生家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理事長山內久先生致詞時，站起來情真意切地說：“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親去世了。他的老父親當年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名軍曹。近半個世紀以來，他時常深為日軍和他自己在侵華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而懺悔。他留下了遺囑，將自己的全部遺產變賣掉，資金要全部用來做些促進日中友好的事。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親的遺囑做了。他組成了一個私人劇團，日夜趕排了一部揭露日軍當年侵華罪惡的話劇。目前，他正率團在中國的東北各省市巡迴演出。他們受到了中國觀眾的真誠歡迎。他在長途電話里告訴我，每到一地，他都會被中國人民的寬宏大量感動得哭一次。現在，我們在日本歡迎中國朋友，我的心情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氣地稱你們小姐們，先生們，請允許我代表日本電影劇作家們這樣稱呼你們──朋友們……”
面對這樣的日本人，我們又怎麼能不將他視為我們的，視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呢？
我們還觀摩了山內久先生的編劇新作《沉默的海》。
它講述了半個世紀前，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一次歷史事件──日本在一些鮮族村虜捕了大量青壯年，為日軍修築工事。他們充牛做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後，他們乘船回國，其船不幸沉沒於日朝海峽之間，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難……一名當年同情過他們，幫助過他們，替他們受過鞭罰的日本“勞工長”，從此亦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沓無音汛。原來，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他一直隱姓埋名，當了一名燈塔管理工，每日遙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峽，為亡者的靈魂祈禱，替日本的罪惡懺侮……
這是一位日本編劇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經是竭盡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們和我們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後一天的討論中，也幾乎爭論了起來。我想，最終沒有形成爭論，是由於時間的關係。也是由於語言障礙的關係。爭論如果必須通過翻譯，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槍舌劍起來的。翻譯的“第三者插足”，客觀上截斷了爭論，緩和了衝突。
爭論是由中國電影《紅櫻桃》引起的。
我們的朋友們首先提出一個純“藝術觀”的質疑──《紅櫻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個虛構的“藝術人物”，還是一個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他們覺得女主人公只不過是一個“藝術人物”。如果是“藝術人物”，又怎麼可以藉助紀實手法，打出字幕，告訴觀眾她於某年某月某日死於北京呢？這不是違反紀實原則的麼？
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的，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好。
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麼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註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但是日本當年對中國，對朝鮮，對整個亞洲，犯下了嚴重的侵略罪惡。鐵證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於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當年的侵略罪惡和後來的原子苦難之間，尷尬地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沉默。對前者他們欲說還休，對後者他們也只能欲說還休。他們的尷尬，是人類最矛盾的尷尬之一種。他們的沉默，是人類最不心甘情願的沉默之一種……
我以為，他們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這個中國人能理解他們，也願理解他們。
第三類日本人相當惡劣。他們乾脆企圖否認日本“二戰”時期犯下的侵略罪惡。尤其企圖否認日本的侵華罪惡。“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蘆溝橋事件”、“南京大屠殺”、日本的一切侵華陰謀和罪惡，他們一概的乾脆企圖否認。他們不顧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他們利用大多數西方人對日本侵華罪惡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國際正義感的政客對日本侵華罪惡態度暖味這一點，妄想將侵華戰爭說成是日本當年並不願進行的一場戰爭。而且，似乎“誰打響的第一槍”，還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們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西方世界對日本當年的侵華罪惡保持心照不言，諱莫如深的沉默，則他們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膽量地進行翻案。仿佛曆史事實是可以篡改的，只不過篡改之前要爭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許。至於中國人民答不答應，他們似乎是不屑一顧的。山本五十六當年曾留給日本後人們一句話──“我們得到了一個珍珠港，卻激怒了一頭獅子”。他們的放肆，今天也等於是在激怒中國這一頭獅子。他們似乎不明白，中國人民一旦以怒而對日本，日本在亞洲在世界上，也是沒什麼美好前途的。至少他們的美妙前途會投下巨大的國際關係的陰影。如果他們真的忘記了山本五十六的話，那麼中國人民也可以忘記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人民對日本予以的寬恕。是的，中國雖有原子彈，但決不會往日本發射。中國人民首先會向日本重新索討戰爭賠款。中國人民一旦真的開始索討了，那麼是絕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臉色的。日本倘不給一個說法，中國人民是絕不肯罷休的……
第三類相當惡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為高明的政客，及一些民族主義、新軍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分子，他們形成日本的一股極右勢力。他們在日本是極少數。所幸他們的表演，還不足以達到徹底激怒中國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實在僅只是對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其實倒是無所謂幸與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們，更具體他說，此次接待我們，任勞任怨地對我們盡地主之誼，熱忱坦率又認真地與我們進行研討的日本電影編劇家們中，沒有第三類日本人。一個也沒有。毫無疑問，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國人民的誠摯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會長鈴木尚之先生家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理事長山內久先生致詞時，站起來情真意切地說：“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親去世了。他的老父親當年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名軍曹。近半個世紀以來，他時常深為日軍和他自己在侵華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而懺悔。他留下了遺囑，將自己的全部遺產變賣掉，資金要全部用來做些促進日中友好的事。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親的遺囑做了。他組成了一個私人劇團，日夜趕排了一部揭露日軍當年侵華罪惡的話劇。目前，他正率團在中國的東北各省市巡迴演出。他們受到了中國觀眾的真誠歡迎。他在長途電話里告訴我，每到一地，他都會被中國人民的寬宏大量感動得哭一次。現在，我們在日本歡迎中國朋友，我的心情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氣地稱你們小姐們，先生們，請允許我代表日本電影劇作家們這樣稱呼你們──朋友們……”
面對這樣的日本人，我們又怎麼能不將他視為我們的，視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呢？
我們還觀摩了山內久先生的編劇新作《沉默的海》。
它講述了半個世紀前，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一次歷史事件──日本在一些鮮族村虜捕了大量青壯年，為日軍修築工事。他們充牛做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後，他們乘船回國，其船不幸沉沒於日朝海峽之間，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難……一名當年同情過他們，幫助過他們，替他們受過鞭罰的日本“勞工長”，從此亦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沓無音汛。原來，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他一直隱姓埋名，當了一名燈塔管理工，每日遙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峽，為亡者的靈魂祈禱，替日本的罪惡懺侮……
這是一位日本編劇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經是竭盡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們和我們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後一天的討論中，也幾乎爭論了起來。我想，最終沒有形成爭論，是由於時間的關係。也是由於語言障礙的關係。爭論如果必須通過翻譯，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槍舌劍起來的。翻譯的“第三者插足”，客觀上截斷了爭論，緩和了衝突。
爭論是由中國電影《紅櫻桃》引起的。
我們的朋友們首先提出一個純“藝術觀”的質疑──《紅櫻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個虛構的“藝術人物”，還是一個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他們覺得女主人公只不過是一個“藝術人物”。如果是“藝術人物”，又怎麼可以藉助紀實手法，打出字幕，告訴觀眾她於某年某月某日死於北京呢？這不是違反紀實原則的麼？
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的，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好。
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麼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註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