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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幕僚趙烈文記載的一幕，見證了他督兩江時的辛苦勞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滌師來久談。邇得微恙，神氣殊乏，會客來請主考入闈茶宴儀節，絮絮不已。余雲，小事不必親躬。師曰，吾非專此而習久已成風氣，細大不捐，亦無可托之人耳。（趙烈文又勸）師曰，吾以夙死為樂。君言雖切，無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隸，“公事較之江督任內多至三倍……竟日無片刻讀書之暇”。雖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蠟矣”，他卻開足馬力，拼盡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積案三萬多件。此外治河賑災，懲貪獎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國藩的世界觀，以天命說為本，而風水鬼神報應之說也並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風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風水而得富貴的事實。因為這畢竟是從理學“氣本論”原理推論出來的結論，何況還有他另一次“親身體驗”作為證明。
那是發生在祁門縣的事。安徽祁門清初中過舉人，後來一位江西籍的縣令將縣城改建在山腳下，從此一百多年沒有人中過舉。曾國藩駐軍祁門時，以縣城侷促，並無“形勝”，因拆毀城牆。竣工後曾國藩寫了四句話：“拆去西北城，歲歲出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說來奇怪，此後僅甲子科鄉試，祁門縣就考中了三個舉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國藩由此更加認為，風水之說絕非無稽之談。
因此曾國荃擔任湖北巡撫同捻軍交戰屢遭慘敗後，曾國藩推測，這也許是由鄂撫衙門不吉利造成的，敦勸曾國荃移貢院。
但更多時候他更堅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風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換句話說，風水實際上也是天命。好的風水往往都是得自無意之間，上天註定。有意營求，是難於獲得明顯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說”和朱子的“風水說”被他用這種方式統一了起來。他說：
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系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
他舉例說：
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則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
究其原因，他認為是既然有意求富貴，則“皆不免以詐力與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地則不應也”。
所以他後來雖仍未放棄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經不再固執於追求富貴功名的念頭，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遺體免受水沖蟻齧等禍，使先人之靈魂能安寧適意而已：“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尋得大地者。沅弟（曾國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對風水說的不以為意，從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體現出來。早年曾國藩雖然說過祖母葬地大吉，萬不可動，但後來終於遷到了大界新安沖，與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十四
同時他還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別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體驗”，更讓他相信某種程度上的天人感應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為陣亡的曾國華寫銘旌，忽然聞到一股強烈的檀香味，而詢問身邊人，並無人焚香：
昨日為季弟寫銘旌，自外入室，聞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誠敬。及至寫畢一問，並無人焚香者，殊為可異。
過了半個月，他在家書中又一次談起此事，認為這證明“神異之不虛”：
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預料九江一軍必敗，厥後果有三河之變。及昨二十九日寫銘旌時，異香滿室，余所親見親聞，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
因此，晚年他繼續用鬼神說來解釋一些生活現象。他與曾國潢都死了孫子，他認為這是有損陰德的結果：
接沅弟信，知紀渠侄之子元十於六月初四日殤亡，殊為感愴……念澄弟昔年於骨肉根本之地，盡心盡力，而兩年連殤二孫，殊不可解。聞弟近年好幫官司，好罰人出錢，好送人關班房，豈有損於陰德耶？抑聞侄婦有不敬其姑之處，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參與一些“迷信”活動。同治六年，江蘇大旱，曾國藩迎神於密室，焚香祈禱，下雨之後復出重金還願。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經常登上內宅的上房，向天拜禱。
然而，在做這些事時，他的心態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希望“有求必應”，他不過是祭神如神在，盡其責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渾”為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種說法，皆並存於他的頭腦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羅列庫中，在需要時隨手拈來。因為皈依了“天命”，曾國藩對於“功名富貴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一概歸之於命，不再像以前那樣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時候，他對“迷信”之說已經不再那麼尊重。在許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來都無可無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當金陵久攻不下，軍營疫疾流行，曾國葆染病身死時，曾國潢在給他的信中說曾國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擔心曾國荃的命運，要求曾國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說沅弟明年斷不可打仗親自出隊，話語頗不吉利。九娣婦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諭沅弟來身邊辦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說，想兄亦以謂然。因九娣婦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國藩得信，甚為惱火，在信尾親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無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親身督隊，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豐八年之後，他對風水及其他迷信活動的批評開始增多。咸豐十年，曾國藩聞聽弟弟曾國潢在家經常做道場後，寫信嚴厲地批評了他：
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白玉堂做道場一次，大夫第做道場二次，此外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
由此可見，到這一時期，曾國藩對風水活動已經以批評為主了。
曾國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並約為家訓：
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侄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藥醫也，地仙也，僧巫也”。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滌師來久談。邇得微恙，神氣殊乏，會客來請主考入闈茶宴儀節，絮絮不已。余雲，小事不必親躬。師曰，吾非專此而習久已成風氣，細大不捐，亦無可托之人耳。（趙烈文又勸）師曰，吾以夙死為樂。君言雖切，無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隸，“公事較之江督任內多至三倍……竟日無片刻讀書之暇”。雖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蠟矣”，他卻開足馬力，拼盡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積案三萬多件。此外治河賑災，懲貪獎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國藩的世界觀，以天命說為本，而風水鬼神報應之說也並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風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風水而得富貴的事實。因為這畢竟是從理學“氣本論”原理推論出來的結論，何況還有他另一次“親身體驗”作為證明。
那是發生在祁門縣的事。安徽祁門清初中過舉人，後來一位江西籍的縣令將縣城改建在山腳下，從此一百多年沒有人中過舉。曾國藩駐軍祁門時，以縣城侷促，並無“形勝”，因拆毀城牆。竣工後曾國藩寫了四句話：“拆去西北城，歲歲出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說來奇怪，此後僅甲子科鄉試，祁門縣就考中了三個舉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國藩由此更加認為，風水之說絕非無稽之談。
因此曾國荃擔任湖北巡撫同捻軍交戰屢遭慘敗後，曾國藩推測，這也許是由鄂撫衙門不吉利造成的，敦勸曾國荃移貢院。
但更多時候他更堅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風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換句話說，風水實際上也是天命。好的風水往往都是得自無意之間，上天註定。有意營求，是難於獲得明顯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說”和朱子的“風水說”被他用這種方式統一了起來。他說：
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系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
他舉例說：
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則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
究其原因，他認為是既然有意求富貴，則“皆不免以詐力與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地則不應也”。
所以他後來雖仍未放棄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經不再固執於追求富貴功名的念頭，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遺體免受水沖蟻齧等禍，使先人之靈魂能安寧適意而已：“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尋得大地者。沅弟（曾國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對風水說的不以為意，從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體現出來。早年曾國藩雖然說過祖母葬地大吉，萬不可動，但後來終於遷到了大界新安沖，與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十四
同時他還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別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體驗”，更讓他相信某種程度上的天人感應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為陣亡的曾國華寫銘旌，忽然聞到一股強烈的檀香味，而詢問身邊人，並無人焚香：
昨日為季弟寫銘旌，自外入室，聞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誠敬。及至寫畢一問，並無人焚香者，殊為可異。
過了半個月，他在家書中又一次談起此事，認為這證明“神異之不虛”：
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預料九江一軍必敗，厥後果有三河之變。及昨二十九日寫銘旌時，異香滿室，余所親見親聞，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
因此，晚年他繼續用鬼神說來解釋一些生活現象。他與曾國潢都死了孫子，他認為這是有損陰德的結果：
接沅弟信，知紀渠侄之子元十於六月初四日殤亡，殊為感愴……念澄弟昔年於骨肉根本之地，盡心盡力，而兩年連殤二孫，殊不可解。聞弟近年好幫官司，好罰人出錢，好送人關班房，豈有損於陰德耶？抑聞侄婦有不敬其姑之處，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參與一些“迷信”活動。同治六年，江蘇大旱，曾國藩迎神於密室，焚香祈禱，下雨之後復出重金還願。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經常登上內宅的上房，向天拜禱。
然而，在做這些事時，他的心態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希望“有求必應”，他不過是祭神如神在，盡其責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渾”為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種說法，皆並存於他的頭腦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羅列庫中，在需要時隨手拈來。因為皈依了“天命”，曾國藩對於“功名富貴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一概歸之於命，不再像以前那樣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時候，他對“迷信”之說已經不再那麼尊重。在許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來都無可無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當金陵久攻不下，軍營疫疾流行，曾國葆染病身死時，曾國潢在給他的信中說曾國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擔心曾國荃的命運，要求曾國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說沅弟明年斷不可打仗親自出隊，話語頗不吉利。九娣婦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諭沅弟來身邊辦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說，想兄亦以謂然。因九娣婦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國藩得信，甚為惱火，在信尾親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無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親身督隊，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豐八年之後，他對風水及其他迷信活動的批評開始增多。咸豐十年，曾國藩聞聽弟弟曾國潢在家經常做道場後，寫信嚴厲地批評了他：
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白玉堂做道場一次，大夫第做道場二次，此外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
由此可見，到這一時期，曾國藩對風水活動已經以批評為主了。
曾國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並約為家訓：
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侄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藥醫也，地仙也，僧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