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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己一生功業，他以“運氣”總結之：
其初辦理團練，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後四方多故，事會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勢。國家……正值剝極將復之際，不才會逢其適，僥倖有成。湘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相，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離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天意，不由人謀。
這其中固有謙詞，也有灼見。
十一
如果說，直到三七開時為止，曾國藩對命運的總結都不無正面意義。然而，晚年曾國藩對命運的迷信卻超越了合理界限，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時他甚至認為，人就是一個“運氣口袋”，一切皆是運氣為之。“人生皆運氣為主，七尺之身實以盛運氣。”一個人一生壽命、健康、窮富、貴賤，乃至賭博的輸贏、科舉的成敗、軍事的成敗，基本都是由命運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
他迷信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提出“不信書、信命運”這個“離經叛道”的結論。
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卷上·一生三變》中說：
（曾國藩）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不信書，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後天的努力奮鬥可以改變既定的命運。信命運，代表他認為命運是決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萬世”，則說明這是他一生的最後結論，不再更改。
如果我們因為曾國藩的這些話語而嘲笑曾國藩愚昧落後，無疑是不恕不當的。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勝天，是主觀能動性。但是細想起來，這也是一種蚍蜉撼樹而已。人與天，主觀與客觀，當然是後者強大於前者，正如同主人強大於寵物狗，科學家強大於他製造的機器人，宇宙強大於一個原子。再頑強的意志，也沖不破某種客觀限制，任何強人，最後都會發出天命難知的感慨。
這一悲愴的宣告，實際上是曾國藩晚年悲觀心理的一種體現。
雖然出將入相、封侯開府，但曾國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這既有個人家庭因素，也有對國家前途的悲觀。
從自己的親人身上，他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他的幾個女兒，每一個擇婿時都是千挑萬選，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親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兒個個命運悲慘。長女紀靜之婿袁秉楨放蕩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紀靜在夫家受盡了冷落，年僅二十九歲就去世了。二女紀耀之婿陳遠濟幼時十分聰明，長大後卻平庸懈怠，了無生氣，紀耀鬱鬱寡歡，終生未育。三女紀琛之婿羅允吉是個花花公子，不務正業，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剛出生一個多月的兒子，在南京被炮聲驚嚇而死，曾氏目睹傷心不堪。四女紀純之婿郭剛基人品學問都不錯，卻又體質羸弱，二十一歲便病死，留下紀純拖著兩個兒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閱歷越深，他越動搖了青年時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認定上天在很多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或者說，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類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說，譏笑那些“朝耕而（圖）暮獲，一施而（望）十報”之人。
而國家的現狀，更讓他傷心。他早年立下內聖外王之宏願，並為此辛苦奮鬥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發現用盡一生精力換來的“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他遵循聖人之道一絲不苟地苦學苦修，卻並沒有達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他眼看著神州不斷陸沉，自己卻無能為力。他以一人之力，無法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一生的奮鬥，最後竟然如拔刀斫水，並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
自詡為“好漢”，“平生倔強”的曾國藩在晚年卻失去了當年的豪氣。悲觀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他經常和身邊的幕僚趙烈文談起清朝的前途，他說：“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
他對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聵混亂、對時世滄桑人心難復深為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深為失望。“老年常多悔懼”，“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游於坦蕩之天”。在“補救無術，日暮道窮”之際，不免愈加以天命說來排解自己的郁懷。他在日記中寫道：
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雖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國藩一生卻很少當眾談論這個話題。咸豐九年，他在日記中寫道：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說，雖然天命決定一切，但是聖人們還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勝天，告訴別人相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們從來不向世人揭開命運難違的悲慘真相，否則，生命這場遊戲，就徹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雖然深知天命不可違，還是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鬥精神垂範後世。
咸豐十年，在給幼弟曾貞乾的信中，他承認弟弟所悟是對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時他又提醒到：“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善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眾。”
“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是皈依了天命說之後曾國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說，以天命說來排解心中的迷惑憤懣，以天人感應說來激勵自己繼續奮鬥。
鑑於這種考慮，曾國藩從不在眾人面前談論天命，即使私下談論，也總不出親信僚屬的小圈子，並且多在事後。他愈是感到“天命難違”，愈是強調主觀意志的作用，甚至達到極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為開”一語，就是他晚年用來勉勵年輕人的。
雖然知道事不可為，他仍然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記中寫道：“閱王而農所著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勞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說：“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巡撫時，他在信中與之相約道：“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這並非漂亮話，實際上，他一直是這樣做的。雖然身患高血壓、動脈硬化、下肢浮腫、腳軟、疝氣、失眠諸症，更因青光眼、白內障導致一目失明，“難於閱讀”，“不能多見客，不能多說話”，他卻仍然盡職盡責地為國工作，一點也不偷懶。
其初辦理團練，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後四方多故，事會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勢。國家……正值剝極將復之際，不才會逢其適，僥倖有成。湘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相，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離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天意，不由人謀。
這其中固有謙詞，也有灼見。
十一
如果說，直到三七開時為止，曾國藩對命運的總結都不無正面意義。然而，晚年曾國藩對命運的迷信卻超越了合理界限，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時他甚至認為，人就是一個“運氣口袋”，一切皆是運氣為之。“人生皆運氣為主，七尺之身實以盛運氣。”一個人一生壽命、健康、窮富、貴賤，乃至賭博的輸贏、科舉的成敗、軍事的成敗，基本都是由命運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
他迷信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提出“不信書、信命運”這個“離經叛道”的結論。
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卷上·一生三變》中說：
（曾國藩）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不信書，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後天的努力奮鬥可以改變既定的命運。信命運，代表他認為命運是決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萬世”，則說明這是他一生的最後結論，不再更改。
如果我們因為曾國藩的這些話語而嘲笑曾國藩愚昧落後，無疑是不恕不當的。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勝天，是主觀能動性。但是細想起來，這也是一種蚍蜉撼樹而已。人與天，主觀與客觀，當然是後者強大於前者，正如同主人強大於寵物狗，科學家強大於他製造的機器人，宇宙強大於一個原子。再頑強的意志，也沖不破某種客觀限制，任何強人，最後都會發出天命難知的感慨。
這一悲愴的宣告，實際上是曾國藩晚年悲觀心理的一種體現。
雖然出將入相、封侯開府，但曾國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這既有個人家庭因素，也有對國家前途的悲觀。
從自己的親人身上，他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他的幾個女兒，每一個擇婿時都是千挑萬選，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親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兒個個命運悲慘。長女紀靜之婿袁秉楨放蕩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紀靜在夫家受盡了冷落，年僅二十九歲就去世了。二女紀耀之婿陳遠濟幼時十分聰明，長大後卻平庸懈怠，了無生氣，紀耀鬱鬱寡歡，終生未育。三女紀琛之婿羅允吉是個花花公子，不務正業，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剛出生一個多月的兒子，在南京被炮聲驚嚇而死，曾氏目睹傷心不堪。四女紀純之婿郭剛基人品學問都不錯，卻又體質羸弱，二十一歲便病死，留下紀純拖著兩個兒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閱歷越深，他越動搖了青年時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認定上天在很多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或者說，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類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說，譏笑那些“朝耕而（圖）暮獲，一施而（望）十報”之人。
而國家的現狀，更讓他傷心。他早年立下內聖外王之宏願，並為此辛苦奮鬥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發現用盡一生精力換來的“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他遵循聖人之道一絲不苟地苦學苦修，卻並沒有達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他眼看著神州不斷陸沉，自己卻無能為力。他以一人之力，無法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一生的奮鬥，最後竟然如拔刀斫水，並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
自詡為“好漢”，“平生倔強”的曾國藩在晚年卻失去了當年的豪氣。悲觀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他經常和身邊的幕僚趙烈文談起清朝的前途，他說：“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
他對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聵混亂、對時世滄桑人心難復深為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深為失望。“老年常多悔懼”，“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游於坦蕩之天”。在“補救無術，日暮道窮”之際，不免愈加以天命說來排解自己的郁懷。他在日記中寫道：
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雖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國藩一生卻很少當眾談論這個話題。咸豐九年，他在日記中寫道：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說，雖然天命決定一切，但是聖人們還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勝天，告訴別人相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們從來不向世人揭開命運難違的悲慘真相，否則，生命這場遊戲，就徹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雖然深知天命不可違，還是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鬥精神垂範後世。
咸豐十年，在給幼弟曾貞乾的信中，他承認弟弟所悟是對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時他又提醒到：“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善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眾。”
“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是皈依了天命說之後曾國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說，以天命說來排解心中的迷惑憤懣，以天人感應說來激勵自己繼續奮鬥。
鑑於這種考慮，曾國藩從不在眾人面前談論天命，即使私下談論，也總不出親信僚屬的小圈子，並且多在事後。他愈是感到“天命難違”，愈是強調主觀意志的作用，甚至達到極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為開”一語，就是他晚年用來勉勵年輕人的。
雖然知道事不可為，他仍然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記中寫道：“閱王而農所著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勞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說：“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巡撫時，他在信中與之相約道：“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這並非漂亮話，實際上，他一直是這樣做的。雖然身患高血壓、動脈硬化、下肢浮腫、腳軟、疝氣、失眠諸症，更因青光眼、白內障導致一目失明，“難於閱讀”，“不能多見客，不能多說話”，他卻仍然盡職盡責地為國工作，一點也不偷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