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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往事，細究天人，曾國藩恍然發覺，人生不過是一股水流，流到哪裡，完全是由地形決定。自己其實不過如一粒豆粒，在命運的簸箕中隨機躍動。
天意從來高難問。事實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經常做出一些看起來乖戾無理的決定。人的幸運和不幸，也不是一時一世能看清楚。古來如李斯、董卓、楊素，智力皆橫絕一世，早年飛黃騰達，看起來命運對他們很厚待，結果“而其禍敗亦迥乎尋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銳意進取者，終生不得施展，卻幸運地逃過了動亂，得以享盡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
大徹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黃老，由執著事功而進入到思考人生與宇宙的關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實是很弱小的。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
須以相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的成敗，用更大的維度來判斷得失的價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執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層面，則人間小小榮辱風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這一點，曾國藩覺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層，定力大大增長：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賢以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慚慚蠲除矣。
似乎是為了獎勵曾國藩對“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轉了曾國藩的命運：他本以為這次被罷回家，將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勛的千載良機。因為此時正當太平軍內亂初起，由盛轉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沒想到大局驟變，太平軍勢力復張，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戰局。這一天旋地轉更加堅固了他的天命觀。
九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天命說不久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皈依天命說後，曾國藩一改過去的急切焦躁，在處理大事時變得從容不迫。他不再認為，王朝的命運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國能不能平，大清王朝還能存在多少年，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在這些大事件背後，有著天時、歷史、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個人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憂天，將太多無法承受之重攬到自己肩上。
咸豐十一年，曾國荃圍攻安慶，當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圍，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至於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
當時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氣上升，心情焦躁，行將得病。曾國藩寫信告訴曾國荃，太平軍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間那神秘的大力量決定的，個人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勛，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國荃將能否攻下南京“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不敢絲毫代天主張”。曾國藩說，戰爭之中，人只能全力發揮自己的主動精神，“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但至於“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他這麼說，是唯恐國荃在攻城時失去耐心，不擇手段，蠻力強攻，致出危險。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用科舉考試來比喻天京之戰：“譬如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也。主司之取捨，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之主張也。”天命難測，個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實實地努力，不可妄圖僥倖，魯莽裂滅：
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攻下天京後，朝廷打壓功臣，有意貶抑曾國荃，氣得他大病一場。曾國藩又開導他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意思是湘軍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並非全是你的本領，因此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一個人功名達到什麼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決定的。“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難攀躋之人。”
曾國荃身陷困境之際，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斷地敲打他。他用來規勸曾國荃的話，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天命說使曾國藩在宦海風波中能心平氣和，沉穩練達，甚至“老奸巨猾”，幫助他成功地處理了功高震主之後的君臣關係。
十
隨著閱歷加深和年齡增長，曾國藩談論天命的語氣越來越肯定，或者說，他對天命越來越迷信。
他開始相信人不能勝天。同治五年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
他早前認為，對於建功立業來說，“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說，人事與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後來又認為對於事功來說，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百分之三十。他說：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
以身邊的例子為言，當太平軍興起之初，其他清軍將領，比如向榮、張國梁等人，“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也一心要滅了太平天國，但因為“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那時太平天國勢力正張，“六七偽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而湘軍後來取勝，與太平天國內亂及後期施政混亂直接相關。“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漸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
由此曾國藩得出結論說：
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首往事，他越來越認同，人的主觀努力能施展的範圍其實相當狹窄，環境和時機遠比人的努力重要。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沒有那個運氣，一個人再掙扎奮鬥也無濟於事。
天意從來高難問。事實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經常做出一些看起來乖戾無理的決定。人的幸運和不幸，也不是一時一世能看清楚。古來如李斯、董卓、楊素，智力皆橫絕一世，早年飛黃騰達，看起來命運對他們很厚待，結果“而其禍敗亦迥乎尋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銳意進取者，終生不得施展，卻幸運地逃過了動亂，得以享盡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
大徹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黃老，由執著事功而進入到思考人生與宇宙的關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實是很弱小的。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
須以相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的成敗，用更大的維度來判斷得失的價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執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層面，則人間小小榮辱風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這一點，曾國藩覺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層，定力大大增長：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賢以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慚慚蠲除矣。
似乎是為了獎勵曾國藩對“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轉了曾國藩的命運：他本以為這次被罷回家，將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勛的千載良機。因為此時正當太平軍內亂初起，由盛轉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沒想到大局驟變，太平軍勢力復張，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戰局。這一天旋地轉更加堅固了他的天命觀。
九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天命說不久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皈依天命說後，曾國藩一改過去的急切焦躁，在處理大事時變得從容不迫。他不再認為，王朝的命運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國能不能平，大清王朝還能存在多少年，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在這些大事件背後，有著天時、歷史、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個人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憂天，將太多無法承受之重攬到自己肩上。
咸豐十一年，曾國荃圍攻安慶，當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圍，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至於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
當時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氣上升，心情焦躁，行將得病。曾國藩寫信告訴曾國荃，太平軍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間那神秘的大力量決定的，個人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勛，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國荃將能否攻下南京“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不敢絲毫代天主張”。曾國藩說，戰爭之中，人只能全力發揮自己的主動精神，“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但至於“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他這麼說，是唯恐國荃在攻城時失去耐心，不擇手段，蠻力強攻，致出危險。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用科舉考試來比喻天京之戰：“譬如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也。主司之取捨，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之主張也。”天命難測，個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實實地努力，不可妄圖僥倖，魯莽裂滅：
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攻下天京後，朝廷打壓功臣，有意貶抑曾國荃，氣得他大病一場。曾國藩又開導他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意思是湘軍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並非全是你的本領，因此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一個人功名達到什麼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決定的。“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難攀躋之人。”
曾國荃身陷困境之際，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斷地敲打他。他用來規勸曾國荃的話，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天命說使曾國藩在宦海風波中能心平氣和，沉穩練達，甚至“老奸巨猾”，幫助他成功地處理了功高震主之後的君臣關係。
十
隨著閱歷加深和年齡增長，曾國藩談論天命的語氣越來越肯定，或者說，他對天命越來越迷信。
他開始相信人不能勝天。同治五年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
他早前認為，對於建功立業來說，“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說，人事與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後來又認為對於事功來說，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百分之三十。他說：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
以身邊的例子為言，當太平軍興起之初，其他清軍將領，比如向榮、張國梁等人，“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也一心要滅了太平天國，但因為“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那時太平天國勢力正張，“六七偽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而湘軍後來取勝，與太平天國內亂及後期施政混亂直接相關。“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漸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
由此曾國藩得出結論說：
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首往事，他越來越認同，人的主觀努力能施展的範圍其實相當狹窄，環境和時機遠比人的努力重要。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沒有那個運氣，一個人再掙扎奮鬥也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