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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要求曾國荃和自己一樣清白如水，曾國藩也不能容忍這個弟弟徹底破壞曾氏家族的儉樸形象。更何況，凡事謹慎小心的曾國藩還有另一重擔憂：他擔心太平天國雖然鎮壓下去，天下其實仍不太平，另一場大亂隨時可能到來。亂世之中，露富顯財，實為不智之舉。因此，在曾國荃修建大夫第的過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規模。咸豐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國荃所畫的圖樣後，他寫信說：
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而此僅作住屋，則不宜太宏麗。蓋……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曾國荃）必為眾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
可惜的是，比曾國藩小十三歲的曾國荃此時經常不能領會老兄的良苦用心，反而對曾國藩的教導充耳不聞。事實上，直至同治三年遭遇重大挫折之前，曾國荃對曾國藩經常是面服心不服。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國荃在祭文中曾這樣寫道，自己年輕時候，對長兄的教導常常不服，“兄裁以義，翻不謂然”，“昔我乘氣，自謂無前”，“辜負教訓，四十九年”。
所以收到曾國藩此信之後，曾國荃回信蠻橫地說：
外間訾議，沅自任之。
曾國藩當然仍然會“絮聒不休”。咸豐九年二月初三又寫信詳細解說亂世之際不可過於露財的道理：
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為殷鑑。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招尤，苟為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
曾國藩還以林則徐的例子加以諷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風：
沅老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宜謹慎斟酌。今日聞林文忠（林則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
然而對這些話，正在興頭中的曾國荃一律聽不進去。在曾國藩的不斷批評下，這座大宅一次又一次擴建，越發似王宮。曾國藩也無可奈何，內心卻十分擔憂。
第三節 曾國荃在天京到底撈了多少油水
一
談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接觸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曾國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穫了多少？
曾國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禍首，這是他百口莫辯的事實。
太平天國經營多年的“天京”，金銀如山，財貨似海。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預期。南京有無聖庫，諸人說法不一。假使如曾國藩轉述李秀成語，“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這只能說明天京事變之後，太平天國政權由洪氏嫡系掌管，“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私藏”，而不能由此證明經過長期圍困的天京城內已經沒有財貨了。
事實上，太平天國戰爭就是晚清中國南方社會的一次財富大轉移：“第一個階段是太平天國在征戰的過程中大量聚斂財富，東南一帶的社會財富除毀於戰亂的以外，其餘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國囊括而去。”聖庫雖然空虛，諸將府中卻往往金銀似海。我們只看李秀成一個例子。
李秀成擁有私產的確切數目無法計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脈絡可尋。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講到從他手中支出的錢糧數。這些支出，有的難以判斷是公是私，僅將明顯屬於他私財的有具體數目兩筆銀錢珍寶帳，列舉如下：
同治二年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銀米救濟貧者。“開造冊者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二十元，米二擔，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各自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以每人領二十元計算，七萬餘人就是十四萬餘元。
與此同時，李秀成因為要離開天京赴蘇州，天王不許他走，後來花錢買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
從這兩筆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財產是相當可觀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蘇州城內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記載“規模頗宏”，而蘇州忠王府則至今仍然是名冠蘇南的著名園林。當時率領淮軍攻占蘇州以後住進忠王府的李鴻章也驚嘆“忠王府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說其花園戲台“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平生所未見之境也。”李秀成從1859年夏季封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蘇、浙兩省大片地區，不過兩年時間，即迅速致富。太平天國後期高官的腐化與軍紀之敗壞可見一斑。我們很難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內外那些將領都是清廉之輩。事實上，在戰火紛飛之際，許多太平軍將領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駐地營造安樂窩。許多府第雖已被破壞了，但從遺蹟上仍可看出當時的豪華程度。比如江蘇金壇、傈陽以及浙江紹興、金華等地所發現的王府遺蹟都相當可觀。
事實上，在入城之前，湘軍將帥都明確知道這是湘軍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發財機會，百戰艱辛，都為了這一刻，軍官們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們則渴望撈足一生的資本。“但願多得金，還鄉愿已足。”湘軍上上下下對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在此之前，之所以堅拒李鴻章來援，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擔心李部來與他們爭搶財物。曾國藩在致李鴻章信中就這樣說：“恐……城下之日或爭財物。”曾國荃對全軍的這種心理狀態，當然了如指掌。
事實上，早在發動總攻之前，在財富衝動之下，全軍編制已亂，號令不行，連曾國荃都控制不住。人人爭相入城，不是為了殺敵立功，而是怕趕不上這空前絕後的盛宴：
時中軍親兵傳令出六成隊，留四成守營，而兵勇貪破城功利，皆違令赴前敵，中軍至無一人。中丞（曾國荃）派營務處易良虎司後事，其意見與諸兵勇同，竟不過問。
破城前即已人心洶湧如此，破城之後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見。而曾國荃對這股凶暴的貪婪之潮完全聽之任之，此際所部欠餉極多，他想以此作為對湘鄉老鄉最後的報償，甚至當趙烈文勸他整頓紀律時，他居然發了脾氣：
傍晚聞各軍入城後，貪掠奪，頗亂伍。余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余恐事中變，勸中丞再出鎮壓。中丞時乏甚，聞言意頗忤，張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聞缺口甚大，恐當親往堵御。”中丞搖首不答。
後來雖然在趙烈文的極力堅持下，貼出了禁殺告示，但誰都知道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無人執行。
湘軍的搶劫行為是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遍及曾國荃部幾乎所有成員。諸位高級將領們首先做出了極鮮明的示範：
中丞禁殺良民，擄掠婦女，煌煌告示，遍於城中，無如各統領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絕不奉行……又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偽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既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賞亦可矣，蕭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里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至合村遺民空村竄匿。所恨中丞厚待各將，而破城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
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而此僅作住屋，則不宜太宏麗。蓋……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曾國荃）必為眾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
可惜的是，比曾國藩小十三歲的曾國荃此時經常不能領會老兄的良苦用心，反而對曾國藩的教導充耳不聞。事實上，直至同治三年遭遇重大挫折之前，曾國荃對曾國藩經常是面服心不服。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國荃在祭文中曾這樣寫道，自己年輕時候，對長兄的教導常常不服，“兄裁以義，翻不謂然”，“昔我乘氣，自謂無前”，“辜負教訓，四十九年”。
所以收到曾國藩此信之後，曾國荃回信蠻橫地說：
外間訾議，沅自任之。
曾國藩當然仍然會“絮聒不休”。咸豐九年二月初三又寫信詳細解說亂世之際不可過於露財的道理：
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為殷鑑。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招尤，苟為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
曾國藩還以林則徐的例子加以諷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風：
沅老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宜謹慎斟酌。今日聞林文忠（林則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
然而對這些話，正在興頭中的曾國荃一律聽不進去。在曾國藩的不斷批評下，這座大宅一次又一次擴建，越發似王宮。曾國藩也無可奈何，內心卻十分擔憂。
第三節 曾國荃在天京到底撈了多少油水
一
談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接觸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曾國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穫了多少？
曾國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禍首，這是他百口莫辯的事實。
太平天國經營多年的“天京”，金銀如山，財貨似海。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預期。南京有無聖庫，諸人說法不一。假使如曾國藩轉述李秀成語，“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這只能說明天京事變之後，太平天國政權由洪氏嫡系掌管，“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私藏”，而不能由此證明經過長期圍困的天京城內已經沒有財貨了。
事實上，太平天國戰爭就是晚清中國南方社會的一次財富大轉移：“第一個階段是太平天國在征戰的過程中大量聚斂財富，東南一帶的社會財富除毀於戰亂的以外，其餘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國囊括而去。”聖庫雖然空虛，諸將府中卻往往金銀似海。我們只看李秀成一個例子。
李秀成擁有私產的確切數目無法計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脈絡可尋。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講到從他手中支出的錢糧數。這些支出，有的難以判斷是公是私，僅將明顯屬於他私財的有具體數目兩筆銀錢珍寶帳，列舉如下：
同治二年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銀米救濟貧者。“開造冊者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二十元，米二擔，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各自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以每人領二十元計算，七萬餘人就是十四萬餘元。
與此同時，李秀成因為要離開天京赴蘇州，天王不許他走，後來花錢買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
從這兩筆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財產是相當可觀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蘇州城內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記載“規模頗宏”，而蘇州忠王府則至今仍然是名冠蘇南的著名園林。當時率領淮軍攻占蘇州以後住進忠王府的李鴻章也驚嘆“忠王府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說其花園戲台“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平生所未見之境也。”李秀成從1859年夏季封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蘇、浙兩省大片地區，不過兩年時間，即迅速致富。太平天國後期高官的腐化與軍紀之敗壞可見一斑。我們很難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內外那些將領都是清廉之輩。事實上，在戰火紛飛之際，許多太平軍將領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駐地營造安樂窩。許多府第雖已被破壞了，但從遺蹟上仍可看出當時的豪華程度。比如江蘇金壇、傈陽以及浙江紹興、金華等地所發現的王府遺蹟都相當可觀。
事實上，在入城之前，湘軍將帥都明確知道這是湘軍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發財機會，百戰艱辛，都為了這一刻，軍官們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們則渴望撈足一生的資本。“但願多得金，還鄉愿已足。”湘軍上上下下對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在此之前，之所以堅拒李鴻章來援，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擔心李部來與他們爭搶財物。曾國藩在致李鴻章信中就這樣說：“恐……城下之日或爭財物。”曾國荃對全軍的這種心理狀態，當然了如指掌。
事實上，早在發動總攻之前，在財富衝動之下，全軍編制已亂，號令不行，連曾國荃都控制不住。人人爭相入城，不是為了殺敵立功，而是怕趕不上這空前絕後的盛宴：
時中軍親兵傳令出六成隊，留四成守營，而兵勇貪破城功利，皆違令赴前敵，中軍至無一人。中丞（曾國荃）派營務處易良虎司後事，其意見與諸兵勇同，竟不過問。
破城前即已人心洶湧如此，破城之後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見。而曾國荃對這股凶暴的貪婪之潮完全聽之任之，此際所部欠餉極多，他想以此作為對湘鄉老鄉最後的報償，甚至當趙烈文勸他整頓紀律時，他居然發了脾氣：
傍晚聞各軍入城後，貪掠奪，頗亂伍。余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余恐事中變，勸中丞再出鎮壓。中丞時乏甚，聞言意頗忤，張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聞缺口甚大，恐當親往堵御。”中丞搖首不答。
後來雖然在趙烈文的極力堅持下，貼出了禁殺告示，但誰都知道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無人執行。
湘軍的搶劫行為是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遍及曾國荃部幾乎所有成員。諸位高級將領們首先做出了極鮮明的示範：
中丞禁殺良民，擄掠婦女，煌煌告示，遍於城中，無如各統領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絕不奉行……又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偽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既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賞亦可矣，蕭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里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至合村遺民空村竄匿。所恨中丞厚待各將，而破城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