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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曾國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機搶掠：
是日文案委員有至城（者），見人幼子甫八歲，貌清秀，強奪之歸。其母追哭數里，鞭逐之。余諸委員無大無小爭購賊物，各貯一箱，終日交相誇示，不以為厭，惟見余至，則傾身障之。
長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瘋狂掠殺當然更如虎添翼，以致其情狀慘絕人倫：
計破城後，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擔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
城中遍掘墳墓求金。
這場大劫難持續時間很長，直到一個多月後，南京城內仍然紛亂不止，湘軍甚至互相劫掠：
城中各軍尚紛亂不止，兵勇互相掠奪，時有殺傷。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來者，兵勇利其妻財，指為餘黨，摟（擄）其婦女，括其囊篋而去。
經過一個多月的大燒大殺大搶，每個無名小卒全都發了橫財。他們不僅將城內的金銀財物洗劫一空，甚至連建築物上的木料也拆下來，從城牆上吊出，用船運回湖南。“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頓時整個長江中千船百舸，聯檣而上，滿載從天京搶來的財物婦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駛。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隊在長江上還連綿不絕。湖南一位讀書人楊恩壽在長江上見到衣錦還鄉的湘軍將士的船隻，仍驚愕於其財富之多，氣派之大：
鄰舟有客聲，自言凱撤從江東，桅杆簇簇連艨艟，前列五色纛，後列八寶驄；左擁二八姬，右擁十五童；船頭低壓雪白鏹，船尾飽載赤廑銅，敷腴意氣何豪雄！旁有小弁夸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從未習戰攻。習戰攻，必終凶，何如高壘堅壁死不出，待賊自遁尾賊蹤。豈知賊勢亦疲癃，久據孤城城已空，飢餐樹皮食人肉，猛獸落阱魚釜中，一時渙散如沙蟲；大軍乃得振旆入，捷書飛奏紅旗紅。吁嗟乎，殺運終，賊技窮，將軍靜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從容，十年方博茅土封。
經過這場大劫掠，“江寧貨盡入軍中”，太平天國慘澹經營十餘年，其轉移到天京的大量財富，大多都成了湘軍的囊中之物。而曾國荃“老饕”之名從此滿天下。有野史說：
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
二
天京之戰，曾國荃一戰成名，不過所成卻是貪名惡名大於功名美名。以前安慶等搶劫，知聞者尚局限於當地和湘軍內部。對曾國荃“良田美宅”的評品指摘，則多來自其湘鄉老家。這一次不同了。湘軍由南京運輸戰利品回湖南這一情景，距離既遠，時間又長，數量又是如此巨大，為長江上下諸省人民所共見。由於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還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訪。“朝廷……派富（明阿）將軍來，託言查看旗城，其實僧王有信，令其訪查忠酋真偽及城內各事。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頗有違言。”湘軍的行徑，一時哄傳遍及全國，直至上達“天聽”。
關於曾國荃在此次搶劫中的收穫，經過重重傳說渲染，達到令人無法相信的程度。
一說天京城破後，曾國荃得部下所獻明珠一串，其珠“大於指頂，懸之項下，則晶瑩的鑠，光射鬚眉。珠凡一百零八顆，配以背雲之類，改作朝珠”。
又說：“（曾國荃）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
這些傳說有鼻子有眼，更有種種如同身見的細節，更增加了其流傳的魅力。但是這類傳說漏洞太多。比如這個“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傳說的道具，從和財寶到曾國荃贓物再到慈禧棺中，我們不能不說這些野史的作者想像力太差了些。
那麼，曾國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沒有暴富呢？
讓我們還是繼續來看趙烈文的說法。趙烈文當時由曾國藩派駐曾國荃軍中“督導工作”，湘軍屠城之慘狀他記得非常真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的下述陳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國藩與趙烈文言及沅師收城時事。師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營統領獵取無厭，豈非萬全美事。”余云：“沅師已實無所沾，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師耳。”師云：“沅浦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國藩聊起曾國荃攻天京後的事。“談問沅師收城時事。余曰，沅師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
按這種說法，雖然部下後來向他進貢，必不能免，但當時曾國荃本人並沒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國荃在天京之劫中雖有所收穫，但絕不是湘軍中收穫最多之人。
除了趙烈文以外，還有一些人為曾國荃辯解，他們所言，大抵也有說服力。比如說此為“誣衊不經之詞。其兄弟皆總師多歷年所，而國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其姻婭曹襄紀為予言之最詳，湘綺先生亦謂曾氏昆季皆非富”。
確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能輕易套在曾國荃頭上，因為僅憑合法收入，曾國荃就可以把他的家產說得很清楚。曾國荃自咸豐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軍重要統帥，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兩計，六年收入三萬二千四百兩。這與“國荃甲子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相符合。
至於人傳曾國荃家產百萬，那已經是他擔任總督多年之後的事了。徐珂在《清稗類抄》中說：“湘鄉兩曾之富，文正遜於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資財亦不及百萬，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數年可致千萬也。（徐）花農（琪）兄之次女杏文適忠襄之嫡長孫慕陶侍郎，嘗言：‘忠襄身後，僅有田六千畝，長沙屋二所，湘鄉屋一所。’”
《曾國藩年譜》載，曾家原有土地一百餘畝。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荃“號有田百頃”。郭嵩燾在駁斥王運《湘軍志》時說過：“曾國荃亦無百頃田。”百頃為一萬畝，不過百頃，則其田產不過幾千畝。
說曾國荃資財不及百萬，乃是指一生的積蓄而言。帶兵六年之後，他還當過數任巡撫，以及接近七年（光緒十年至十六年）的兩江總督，其收入亦極可觀。按照當時大家流傳的關於總督一級每年陋規收入的算法，所得當在二百萬以上。相比郭嵩燾從廣東離任，行李船六十隻，我們確實不能說曾國荃貪污得很厲害。
近代名人小傳上還進行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辯解：
國荃官鄂撫，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時文勢方煊赫，使己亦有貪行，安敢為此？其後文黨佛爾國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傳說之誣。
是日文案委員有至城（者），見人幼子甫八歲，貌清秀，強奪之歸。其母追哭數里，鞭逐之。余諸委員無大無小爭購賊物，各貯一箱，終日交相誇示，不以為厭，惟見余至，則傾身障之。
長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瘋狂掠殺當然更如虎添翼，以致其情狀慘絕人倫：
計破城後，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擔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
城中遍掘墳墓求金。
這場大劫難持續時間很長，直到一個多月後，南京城內仍然紛亂不止，湘軍甚至互相劫掠：
城中各軍尚紛亂不止，兵勇互相掠奪，時有殺傷。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來者，兵勇利其妻財，指為餘黨，摟（擄）其婦女，括其囊篋而去。
經過一個多月的大燒大殺大搶，每個無名小卒全都發了橫財。他們不僅將城內的金銀財物洗劫一空，甚至連建築物上的木料也拆下來，從城牆上吊出，用船運回湖南。“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頓時整個長江中千船百舸，聯檣而上，滿載從天京搶來的財物婦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駛。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隊在長江上還連綿不絕。湖南一位讀書人楊恩壽在長江上見到衣錦還鄉的湘軍將士的船隻，仍驚愕於其財富之多，氣派之大：
鄰舟有客聲，自言凱撤從江東，桅杆簇簇連艨艟，前列五色纛，後列八寶驄；左擁二八姬，右擁十五童；船頭低壓雪白鏹，船尾飽載赤廑銅，敷腴意氣何豪雄！旁有小弁夸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從未習戰攻。習戰攻，必終凶，何如高壘堅壁死不出，待賊自遁尾賊蹤。豈知賊勢亦疲癃，久據孤城城已空，飢餐樹皮食人肉，猛獸落阱魚釜中，一時渙散如沙蟲；大軍乃得振旆入，捷書飛奏紅旗紅。吁嗟乎，殺運終，賊技窮，將軍靜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從容，十年方博茅土封。
經過這場大劫掠，“江寧貨盡入軍中”，太平天國慘澹經營十餘年，其轉移到天京的大量財富，大多都成了湘軍的囊中之物。而曾國荃“老饕”之名從此滿天下。有野史說：
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
二
天京之戰，曾國荃一戰成名，不過所成卻是貪名惡名大於功名美名。以前安慶等搶劫，知聞者尚局限於當地和湘軍內部。對曾國荃“良田美宅”的評品指摘，則多來自其湘鄉老家。這一次不同了。湘軍由南京運輸戰利品回湖南這一情景，距離既遠，時間又長，數量又是如此巨大，為長江上下諸省人民所共見。由於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還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訪。“朝廷……派富（明阿）將軍來，託言查看旗城，其實僧王有信，令其訪查忠酋真偽及城內各事。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頗有違言。”湘軍的行徑，一時哄傳遍及全國，直至上達“天聽”。
關於曾國荃在此次搶劫中的收穫，經過重重傳說渲染，達到令人無法相信的程度。
一說天京城破後，曾國荃得部下所獻明珠一串，其珠“大於指頂，懸之項下，則晶瑩的鑠，光射鬚眉。珠凡一百零八顆，配以背雲之類，改作朝珠”。
又說：“（曾國荃）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
這些傳說有鼻子有眼，更有種種如同身見的細節，更增加了其流傳的魅力。但是這類傳說漏洞太多。比如這個“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傳說的道具，從和財寶到曾國荃贓物再到慈禧棺中，我們不能不說這些野史的作者想像力太差了些。
那麼，曾國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沒有暴富呢？
讓我們還是繼續來看趙烈文的說法。趙烈文當時由曾國藩派駐曾國荃軍中“督導工作”，湘軍屠城之慘狀他記得非常真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的下述陳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國藩與趙烈文言及沅師收城時事。師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營統領獵取無厭，豈非萬全美事。”余云：“沅師已實無所沾，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師耳。”師云：“沅浦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國藩聊起曾國荃攻天京後的事。“談問沅師收城時事。余曰，沅師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
按這種說法，雖然部下後來向他進貢，必不能免，但當時曾國荃本人並沒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國荃在天京之劫中雖有所收穫，但絕不是湘軍中收穫最多之人。
除了趙烈文以外，還有一些人為曾國荃辯解，他們所言，大抵也有說服力。比如說此為“誣衊不經之詞。其兄弟皆總師多歷年所，而國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其姻婭曹襄紀為予言之最詳，湘綺先生亦謂曾氏昆季皆非富”。
確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能輕易套在曾國荃頭上，因為僅憑合法收入，曾國荃就可以把他的家產說得很清楚。曾國荃自咸豐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軍重要統帥，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兩計，六年收入三萬二千四百兩。這與“國荃甲子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相符合。
至於人傳曾國荃家產百萬，那已經是他擔任總督多年之後的事了。徐珂在《清稗類抄》中說：“湘鄉兩曾之富，文正遜於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資財亦不及百萬，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數年可致千萬也。（徐）花農（琪）兄之次女杏文適忠襄之嫡長孫慕陶侍郎，嘗言：‘忠襄身後，僅有田六千畝，長沙屋二所，湘鄉屋一所。’”
《曾國藩年譜》載，曾家原有土地一百餘畝。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荃“號有田百頃”。郭嵩燾在駁斥王運《湘軍志》時說過：“曾國荃亦無百頃田。”百頃為一萬畝，不過百頃，則其田產不過幾千畝。
說曾國荃資財不及百萬，乃是指一生的積蓄而言。帶兵六年之後，他還當過數任巡撫，以及接近七年（光緒十年至十六年）的兩江總督，其收入亦極可觀。按照當時大家流傳的關於總督一級每年陋規收入的算法，所得當在二百萬以上。相比郭嵩燾從廣東離任，行李船六十隻，我們確實不能說曾國荃貪污得很厲害。
近代名人小傳上還進行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辯解：
國荃官鄂撫，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時文勢方煊赫，使己亦有貪行，安敢為此？其後文黨佛爾國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傳說之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