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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鄉期間，曾國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座房子上面，他興興頭頭地親自設計，親自採買材料，親自督工。咸豐九年底，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鄉田野之上，不過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後來這座大宅又經過兩次重大擴建，拖拖拉拉一建就是八年。原來曾國荃每下一城，就要請長假回家，將“大夫第”擴建一次。安慶英王府的財物，據說許多歸於曾國荃，用於“大夫第”的第一次擴建了。另一次重大擴建，當然發生在攻下天京之後。
大夫第二次擴建，歷時八年，其規模氣派可以想見。這座豪宅面積長六百多米，寬二百三十餘米，總面積達十三萬平方米，分為“獎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廟”三大建築。三大建築結構相似，每處都是三正六橫，故有“九正十八廳”之說。“獎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間，“家廟”有房間四十八間。三處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個。它們一字排開，迤邐近一公里長。宅外更建有三里長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濕鞋”。門前又建有兩個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氣派豪華的玉帶橋。
這一龐大建築群巍峨浩大，殿閣重重，看上去猶如王宮帝府。曾紀芬在《自編年譜》中回憶道：“前有轅門，後仿公署之制，為門數重。鄉人頗有浮議。”曾國藩則聽人說它“規模壯麗，有似會館”。而那些嫉妒眼紅曾老九的老鄉們則“譏之……以為似廟宇”。
除了規模宏大，大夫第還以其精緻富麗引人注目。它的棟樑、廊柱、橫枋多以珍貴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塊青磚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崗岩，特別是許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塊塊完整的花崗岩巨石鑿成。窗戶、梁枋、柱枋、橫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國荃的經濟實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國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鄉還陸續修起了多處宅第，後來與老屋“白玉堂”、“黃金堂”一起，總稱曾氏“十堂”。其中曾國潢所居為“修善堂”，修建時間大約與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當。而老屋白玉堂、黃金堂也在此期間經過多次修繕，越發富麗堂皇。
二
對曾國荃的興家創業，曾國藩的態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對老九替他“照顧家族”的“功勞”是肯定的。
長久以來，曾國藩對家族懷有深深的愧疚心理。舊時代的通例總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曾國藩的親兄弟惦記著依靠曾國藩出人頭地，他的眾多同族、親友，也都盼著沾他的光。雖然曾國藩偶爾也會寄錢回家，分潤親族，然而，在“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約束下，曾國藩對他們的關照，與他們熱烈的期望相比，實在是杯水車薪，以至曾國藩常覺愧疚。
好在現在曾國荃替他彌補了這一遺憾。曾國荃既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時，又源源不斷地大手筆資助同族以及親友。不光曾國藩幾個原來生活相當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連遠房親友都不再有流離失所之人。這讓曾國藩不再有內疚之感。
分家之後，曾國荃對其他幾家，也一直慷慨相助。因此他努力撈錢，實際上為的是整個家族，因此曾國藩才說：
家事承沅弟料理，綽有餘裕。
對這一點，曾國藩私心極感安慰，曾國藩晚年曾對趙烈文說過這樣的私房話：
（曾家）親族貧困者甚多，雖始終未一錢寄妻子，但多年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償我素願，皆意想所不到。
後來曾國藩還這樣對兒子們說：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這是曾國藩坐地分贓，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讓老九唱白臉，他唱紅臉，這似乎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與此同時，對於曾國荃的貪婪，曾國藩也一直沒斷了敲打、規勸和批評。他當初允許曾國荃“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而現在，曾國荃顯然超越諸公，有獨樹一幟之嫌了。
同治元年，曾國荃以安慶歸來之資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擴建。他再次回到軍營後，曾國藩對他的訓誡批評明顯增多。顯然，曾國荃部及其本人在安慶的大燒大殺行為，以及這次回鄉又一次大規模“求田問舍”，已經為他惹來了惡名。五月十五日，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曾國荃時有妄取之處，而對親族之饋贈也經常過多：
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還提醒曾國荃，要求他“廉”，實是因為家門氣運太盛，要以此“自概”：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斟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保泰持盈”是曾國藩一直著力思考的問題，也是他清廉自守的一個重要思想背景。謹慎、憂懼是曾國藩性格的重要特點。由普通農民而躋身朝堂，這巨大的身份落差令他一直惴惴不安。從道光二十五年他命名自己的書齋為“求闕齋”，就可以看出他自那時起，就已經著力思考如何持盈不墜了。他在《求闕齋記》中說：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嘆曰：……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驄衡，不足與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向所謂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為固然，不足訾議……
……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當初他寄銀千兩回家，要求將其中四百兩用於周濟族人時，曾專門給祖父寫了一封信，解釋他為什麼這樣做：
孫所以汲汲饋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為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
在那之後，“我家氣運太盛”，“正當全盛”之類的話就屢屢現於家書，自概之道，也是他經常向諸弟所講的道理。
無奈曾國荃對這位提攜了他一輩子的老兄的話，常常是當做耳旁風。對這位名滿天下的老兄，曾國荃既佩服，又經常不以為然。他經常覺得這位老兄太拘謹、太保守、太唐僧。收到這封信後，曾國荃寫了一封回信：“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厝意。”說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於三代，不能行為當今。當今之世，只看誰強，強者通吃，做人不能過于謙退。
大夫第二次擴建，歷時八年，其規模氣派可以想見。這座豪宅面積長六百多米，寬二百三十餘米，總面積達十三萬平方米，分為“獎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廟”三大建築。三大建築結構相似，每處都是三正六橫，故有“九正十八廳”之說。“獎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間，“家廟”有房間四十八間。三處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個。它們一字排開，迤邐近一公里長。宅外更建有三里長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濕鞋”。門前又建有兩個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氣派豪華的玉帶橋。
這一龐大建築群巍峨浩大，殿閣重重，看上去猶如王宮帝府。曾紀芬在《自編年譜》中回憶道：“前有轅門，後仿公署之制，為門數重。鄉人頗有浮議。”曾國藩則聽人說它“規模壯麗，有似會館”。而那些嫉妒眼紅曾老九的老鄉們則“譏之……以為似廟宇”。
除了規模宏大，大夫第還以其精緻富麗引人注目。它的棟樑、廊柱、橫枋多以珍貴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塊青磚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崗岩，特別是許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塊塊完整的花崗岩巨石鑿成。窗戶、梁枋、柱枋、橫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國荃的經濟實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國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鄉還陸續修起了多處宅第，後來與老屋“白玉堂”、“黃金堂”一起，總稱曾氏“十堂”。其中曾國潢所居為“修善堂”，修建時間大約與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當。而老屋白玉堂、黃金堂也在此期間經過多次修繕，越發富麗堂皇。
二
對曾國荃的興家創業，曾國藩的態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對老九替他“照顧家族”的“功勞”是肯定的。
長久以來，曾國藩對家族懷有深深的愧疚心理。舊時代的通例總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曾國藩的親兄弟惦記著依靠曾國藩出人頭地，他的眾多同族、親友，也都盼著沾他的光。雖然曾國藩偶爾也會寄錢回家，分潤親族，然而，在“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約束下，曾國藩對他們的關照，與他們熱烈的期望相比，實在是杯水車薪，以至曾國藩常覺愧疚。
好在現在曾國荃替他彌補了這一遺憾。曾國荃既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時，又源源不斷地大手筆資助同族以及親友。不光曾國藩幾個原來生活相當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連遠房親友都不再有流離失所之人。這讓曾國藩不再有內疚之感。
分家之後，曾國荃對其他幾家，也一直慷慨相助。因此他努力撈錢，實際上為的是整個家族，因此曾國藩才說：
家事承沅弟料理，綽有餘裕。
對這一點，曾國藩私心極感安慰，曾國藩晚年曾對趙烈文說過這樣的私房話：
（曾家）親族貧困者甚多，雖始終未一錢寄妻子，但多年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償我素願，皆意想所不到。
後來曾國藩還這樣對兒子們說：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這是曾國藩坐地分贓，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讓老九唱白臉，他唱紅臉，這似乎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與此同時，對於曾國荃的貪婪，曾國藩也一直沒斷了敲打、規勸和批評。他當初允許曾國荃“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而現在，曾國荃顯然超越諸公，有獨樹一幟之嫌了。
同治元年，曾國荃以安慶歸來之資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擴建。他再次回到軍營後，曾國藩對他的訓誡批評明顯增多。顯然，曾國荃部及其本人在安慶的大燒大殺行為，以及這次回鄉又一次大規模“求田問舍”，已經為他惹來了惡名。五月十五日，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曾國荃時有妄取之處，而對親族之饋贈也經常過多：
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還提醒曾國荃，要求他“廉”，實是因為家門氣運太盛，要以此“自概”：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斟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保泰持盈”是曾國藩一直著力思考的問題，也是他清廉自守的一個重要思想背景。謹慎、憂懼是曾國藩性格的重要特點。由普通農民而躋身朝堂，這巨大的身份落差令他一直惴惴不安。從道光二十五年他命名自己的書齋為“求闕齋”，就可以看出他自那時起，就已經著力思考如何持盈不墜了。他在《求闕齋記》中說：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嘆曰：……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驄衡，不足與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向所謂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為固然，不足訾議……
……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當初他寄銀千兩回家，要求將其中四百兩用於周濟族人時，曾專門給祖父寫了一封信，解釋他為什麼這樣做：
孫所以汲汲饋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為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
在那之後，“我家氣運太盛”，“正當全盛”之類的話就屢屢現於家書，自概之道，也是他經常向諸弟所講的道理。
無奈曾國荃對這位提攜了他一輩子的老兄的話，常常是當做耳旁風。對這位名滿天下的老兄，曾國荃既佩服，又經常不以為然。他經常覺得這位老兄太拘謹、太保守、太唐僧。收到這封信後，曾國荃寫了一封回信：“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厝意。”說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於三代，不能行為當今。當今之世，只看誰強，強者通吃，做人不能過于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