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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雄偉的建築中,卻找不到王莽的家。由於父親早死,王莽家並沒有享受到封侯的待遇,只是得到了太后的一筆定期補助。姑姑和叔叔們忙於扶植私黨,攬權納賄,大興土木,幾乎把這對孤兒寡母給忘了。沒有權力,自然就缺少收入來源,和叔叔們比起來,王莽母子的日子相當清苦。

  貧困因為對比而放大,傷害因為敏感而更深。對早熟的王莽來說,由地位及貧富差距而引起的屈辱感無疑是早年經歷中的重大心理事件。

  因為上學時乘不起車馬,王莽要步行穿過長安街上的乞丐群,小乞丐的眼神經常讓他一整天都心情抑鬱。冬天的早晨,他經常能在街頭看到凍餓而斃的屍體,達官貴人驅著高頭大馬從屍體邊走過,不屑一顧,王莽卻不能視而不見。

  走在路上,他常常要躲避各種各樣的車隊。這些車隊通常會綿延半里地長,在長街上疾馳而過,半個城市如同地震般戰抖。如果誰躲避不及,被車馬刮踏,只能算你自己倒霉。車馬過去後,人們會紛紛撣著身上的塵土,對車隊發出惡毒的咒罵。

  王莽不會開口罵人,但他內心的反感肯定比別人更甚。因為車隊的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兄弟們。對於這些整天名車寶馬招搖過市的表兄表弟,他既厭惡又鄙視。雖然同處一個城市,但是王莽與他們相隔這樣遙遠。華麗的外表掩藏不了他們內心的淺薄、愚蠢和無能,如果沒有叔叔們的權勢,他們不堪一擊。

  貧困和苦難會賦予人正義感的說法至少在王莽身上得到了驗證。因為他們,王莽終生厭惡鋪張和招搖。

  據《漢書·王莽傳》記載,好強的寡母節衣縮食,把他送到名儒陳參門下,學習《禮經》。像所有的寡婦一樣,她在王莽身上寄託了太多的希望,特別是當她的長子早夭使王莽成了獨子之後。雖然不太識字,但是她每天都要陪王莽溫書到半夜。她剝奪了王莽的童年,不允許王莽和街上的孩子玩。她要王莽出人頭地,光大家室,為她這個被人忽視的寡婦爭取加倍的報償。

  孤兒往往天生嚴肅,眼神里有一絲憂鬱的底色。生活早早就教會他們如何應付挫折。王莽學習非常刻苦。他深知成績對自己的重要性:這是他個人奮鬥的重要資本。與權力中心的遙遠距離形成了其強大的張力,深刻的屈辱體驗化作了向上攀登的不竭動力。地處孤寒、冷眼旁觀使他觀察到了社會的黑暗,聖賢的教誨灌注給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鑄造了他堅強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賞信修睦,選賢與能”,這些話在他口中讀出來異常地慷慨激烈。他希望自己的智商將最終幫助自己走入權力中心,把這些寄生蟲一樣的表兄表弟踩在腳下,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公平、更合理,而自己也最終將留名千古,光耀萬世。

  三

  中國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種有問題的成熟。

  中國傳統思維的簡單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經並且仍在給中國不斷製造問題。在過去的中國人看來,孝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一個人孝順,就意味著他會遵守秩序,忠於國君。從這個邏輯出發,中國人創立了幼稚的社會賞罰機制,那就是,把官位作為“德行”的報答。

  《孝經外傳》記載的第一個典型人物是大舜。據說舜的父母兄弟對他都不好,合謀要殺死他,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孝順父母。堯帝聽說了,就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後來又把帝位讓給了他。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孝子就得到了最豐厚的獎賞——帝位。

  所以歷朝歷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為層出不窮。古制父母死後守孝三年,而《華陽國志》記載的一位東漢人趙宣,他一連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氣很大,被舉為孝廉。《後漢書·許荊傳》記載了同樣是東漢人的許武,他自己做了官,為了使兩個弟弟也取得做官資格,在分家的時候故意欺負兩個弟弟,把家產都據為己有。而弟弟們尊重兄長,毫無怨言,成了“悌”的典型,聲名遠揚,也被舉為孝廉。之後,許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書,說明是為了使弟弟們成名才這樣做的,結果許武也受到了讚揚。原因是他為了弟弟們的前途,自己甘願被人誤解,承擔罵名,於是他也被舉為孝廉,一門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英模機制的尷尬。許武給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出了一道難題,而答案是這樣令人啼笑皆非——一個人往往行為越超乎尋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會聲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顯赫。

  四

  不管怎麼說,王莽早年的恭儉孝順出自天性,並非偽裝。

  而系統的儒家教育,無疑引導王莽強化自己性格中的這些品質,並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時代,道德在正統觀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價值,道德完善被認為是人生的最終目標。就像他為自己的學業感到自豪一樣,他也希望通過良好的品質獲得人們的肯定。

  而在意識深處,他的道德完善熱情,則是出於在道德上壓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隱秘願望。他要用自己出眾的德行,來反襯自己諸多表兄表弟的放縱;他要憑道德資本,戰勝這些平日視他如無物的人。這是他唯一的優勢,他不能不充分發揮。

  然而聖人的教導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現實的。聖人錯誤地認為人的本性是完美無缺的,要求人嚴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裝進“理”的牢獄,修煉到一舉一動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濃郁的禮儀規範去為人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遇到種種障礙和尷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憤怒青年一樣單純倔強,他把這些障礙當成了對自己定力的考驗,當成了“為賢做聖”路上必然的磨難。他認為這個人人放縱苟且的社會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聖人之徒必須讓社會適應自己,為此他就要帶頭克己復禮。被聖賢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弘誓大願,要以古人為榜樣,特立獨行,做一個錯誤世界裡正確的人。據《漢書·王莽傳》記載,他事母至孝,對長兄的遺腹子視如己出。他為人慷慨,經常周濟別人。他恪守古禮,路上遇到年紀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長者走過,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見師長,他都鄭重其事地沐浴,然後穿戴整齊,帶上禮品。這些禮節只見於古書的記載,在上古是否實行無法考證,反正在王莽所處的西漢末年早已失傳了。所以當王莽畢恭畢敬地躬著身子躲在路邊給人讓路時,別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驚詫。然而王莽不以為意,經典的力量使他的腳步充滿自信。

  所以他的行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誠和單純也一目了然。西漢末年,人心還古樸,讚揚者畢竟多於指指點點者。以當朝皇帝親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謙恭孝友,確實與他那眾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那個十分關注人的道德品質的時代,王莽年紀輕輕,就確立了優良的社會形象。而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驕奢淫逸、飛揚跋扈的至親反襯,顯得更加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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