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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因為有錢而且有閒，所以希臘和羅馬貴族才有多餘的精力來發展自己多方面的興趣，靜靜地坐在莊園裡進行學術研究，在求“實用”之上來“求真”，從而發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因為對財富有著毫不諱言的熱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擴張心態和進取精神。因為受“欲望”的蠱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動下，所以西方的科學技術才不斷發展。
而在中國，作為一個皇帝，“興趣廣泛”絕對是壞事。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在今天看來，作為少有的對技術改進與發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楊廣統治期間，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工匠與技術專家可以大展才華的黃金時期。據劉善齡《細說隋煬帝》，大運河、趙州橋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間完成，而玻璃、可攜帶式水漏計時器等後來得以廣泛應用的發明，也出現於此時。然而，在傳統文化中，那些技術與發明都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所謂“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們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藝品。就如同吃飽是天理，吃好是人慾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慾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清世宗實錄》卷七五中記載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為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大自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板上釘釘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遊”，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為，楊廣的欲望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毀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並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並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著太多貴族公子的氣息。
那個曾經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歷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面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吃飯。不修建覆壓數里、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看來，簡直就沒法遊玩。沒有幾十万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載，在政務之餘，楊廣又創建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後擁，後面還要攜帶十餘萬甲冑鮮明的龐大軍隊。
也許是文人氣質的體現，他對形式非常迷戀。形式對他來講，主要是能力、威嚴、與眾不同（與眾多帝王不同）的體現。在內心深處，他覺得只有這樣前無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壯，才能配得上他這個古往今來最有才華、最富雄心、最高瞻遠矚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華麗的輦車中，俯視道路兩旁數十萬官員百姓在帝王的威嚴前匍匐戰慄，他心安理得。
毫無疑問，大業前期，他是整個大隋帝國，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張的人。他絕不委屈自己，絕不守陳規陋習，絕不浪費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著，就是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樂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然而，這位年輕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實現”、“燃燒生命”，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的過程，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之上的。帝國的百姓越來越感到有些喘不過氣來。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層的雄心與藍圖。他們只知道換了皇帝之後，勞役負擔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節奏工作的帶動下，國內的幾項大工程都在大幹快上，“多快好省”。據劉善齡《細說隋煬帝》，周長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僅僅不到十個月就出現了輪廓，而大運河的一期工程通濟渠用時更短，這段千餘里長、四十步寬的河道，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楊廣的峻急嚴厲之下，大臣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完成任務。為了獲得皇帝的嘉獎，營建東都工程負責人把民工分為三班，晝夜不停。修治運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幹活兒，女人也被徵發來負責伙食。本來政府規定每人每年參加勞役最多一次，時間最長不超過一個月，然而大臣早已經開始一年兩次，甚至三次地徵發民工。嚴格的工期要求，以打罵為主要手段的嚴厲監工，長時間、超負荷的勞動，惡劣的伙食，加上醫療、勞保設施的缺乏，已經導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隋書·食貨志》所載，“僵仆而斃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當然是誇大其詞，但相當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人觀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點的。在醞釀規劃時，楊廣考慮了財政平衡、物資儲備、技術難題，卻獨獨沒有考慮那些提供勞役的底層民眾的承受能力。從出生開始，楊廣視力所及，都是奇珍異寶、雕門繡戶；所交遊的對象，都是王公貴族、名爵顯宦；所關心的事情，都是軍國大事、人事升遷。他的生活圈子從來沒有踏出過貴族圈一步。僅僅是在打獵途中，他遠遠望見過普通民眾居住的低矮草屋，卻從來沒有產生過進去看一看的興趣。在眾人呵護中成長起來的人心中往往過多地裝著自我，給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骯髒、“愚蠢”的底層人，在楊廣眼裡和他們這些貴族根本不是同一類物種，他們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給他們提供糧食、布帛和勞動力。他認為免除這些民工家庭的國家租稅，就已經是浩蕩的皇恩。面對大臣奏報上來的民工死亡率過高的奏摺，楊廣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掃，嘴角露出一絲冷笑：每一個擁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豐功偉績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十七
幸運之神並沒有被他那風馳電掣般的進取速度甩下，到現在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邊。自古及今，沒有哪個帝王的事業進展得如他那樣順風順水。從繼位起，大隋天下連年豐收，諸項大工程都進展神速，隋帝國在楊廣的領導下“凱歌行進”，皇帝的廢寢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與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見到了效果。大業五年（公元609年），他迎來了碩果纍纍的收穫之年，剛剛年屆四十的皇帝喜事連連，春風得意：據劉善齡《細說隋煬帝》載，這一年，一座嶄新的都城奇蹟般地聳立於中原，這個新城周長六十里，規劃大氣，雄偉壯觀。宮城內殿閣高聳，金碧輝煌；洛陽市里甍宇齊平，外碼頭上舳艫萬計，整個城市榆柳交蔭，通渠相注。楊廣正式命其名為東京。
因為有錢而且有閒，所以希臘和羅馬貴族才有多餘的精力來發展自己多方面的興趣，靜靜地坐在莊園裡進行學術研究，在求“實用”之上來“求真”，從而發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因為對財富有著毫不諱言的熱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擴張心態和進取精神。因為受“欲望”的蠱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動下，所以西方的科學技術才不斷發展。
而在中國，作為一個皇帝，“興趣廣泛”絕對是壞事。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在今天看來，作為少有的對技術改進與發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楊廣統治期間，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工匠與技術專家可以大展才華的黃金時期。據劉善齡《細說隋煬帝》，大運河、趙州橋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間完成，而玻璃、可攜帶式水漏計時器等後來得以廣泛應用的發明，也出現於此時。然而，在傳統文化中，那些技術與發明都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所謂“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們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藝品。就如同吃飽是天理，吃好是人慾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慾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清世宗實錄》卷七五中記載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為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大自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板上釘釘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遊”，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為，楊廣的欲望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毀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並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並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著太多貴族公子的氣息。
那個曾經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歷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面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吃飯。不修建覆壓數里、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看來，簡直就沒法遊玩。沒有幾十万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載，在政務之餘，楊廣又創建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後擁，後面還要攜帶十餘萬甲冑鮮明的龐大軍隊。
也許是文人氣質的體現，他對形式非常迷戀。形式對他來講，主要是能力、威嚴、與眾不同（與眾多帝王不同）的體現。在內心深處，他覺得只有這樣前無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壯，才能配得上他這個古往今來最有才華、最富雄心、最高瞻遠矚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華麗的輦車中，俯視道路兩旁數十萬官員百姓在帝王的威嚴前匍匐戰慄，他心安理得。
毫無疑問，大業前期，他是整個大隋帝國，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張的人。他絕不委屈自己，絕不守陳規陋習，絕不浪費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著，就是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樂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然而，這位年輕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實現”、“燃燒生命”，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的過程，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之上的。帝國的百姓越來越感到有些喘不過氣來。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層的雄心與藍圖。他們只知道換了皇帝之後，勞役負擔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節奏工作的帶動下，國內的幾項大工程都在大幹快上，“多快好省”。據劉善齡《細說隋煬帝》，周長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僅僅不到十個月就出現了輪廓，而大運河的一期工程通濟渠用時更短，這段千餘里長、四十步寬的河道，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楊廣的峻急嚴厲之下，大臣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完成任務。為了獲得皇帝的嘉獎，營建東都工程負責人把民工分為三班，晝夜不停。修治運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幹活兒，女人也被徵發來負責伙食。本來政府規定每人每年參加勞役最多一次，時間最長不超過一個月，然而大臣早已經開始一年兩次，甚至三次地徵發民工。嚴格的工期要求，以打罵為主要手段的嚴厲監工，長時間、超負荷的勞動，惡劣的伙食，加上醫療、勞保設施的缺乏，已經導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隋書·食貨志》所載，“僵仆而斃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當然是誇大其詞，但相當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人觀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點的。在醞釀規劃時，楊廣考慮了財政平衡、物資儲備、技術難題，卻獨獨沒有考慮那些提供勞役的底層民眾的承受能力。從出生開始，楊廣視力所及，都是奇珍異寶、雕門繡戶；所交遊的對象，都是王公貴族、名爵顯宦；所關心的事情，都是軍國大事、人事升遷。他的生活圈子從來沒有踏出過貴族圈一步。僅僅是在打獵途中，他遠遠望見過普通民眾居住的低矮草屋，卻從來沒有產生過進去看一看的興趣。在眾人呵護中成長起來的人心中往往過多地裝著自我，給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骯髒、“愚蠢”的底層人，在楊廣眼裡和他們這些貴族根本不是同一類物種，他們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給他們提供糧食、布帛和勞動力。他認為免除這些民工家庭的國家租稅，就已經是浩蕩的皇恩。面對大臣奏報上來的民工死亡率過高的奏摺，楊廣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掃，嘴角露出一絲冷笑：每一個擁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豐功偉績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十七
幸運之神並沒有被他那風馳電掣般的進取速度甩下，到現在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邊。自古及今，沒有哪個帝王的事業進展得如他那樣順風順水。從繼位起，大隋天下連年豐收，諸項大工程都進展神速，隋帝國在楊廣的領導下“凱歌行進”，皇帝的廢寢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與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見到了效果。大業五年（公元609年），他迎來了碩果纍纍的收穫之年，剛剛年屆四十的皇帝喜事連連，春風得意：據劉善齡《細說隋煬帝》載，這一年，一座嶄新的都城奇蹟般地聳立於中原，這個新城周長六十里，規劃大氣，雄偉壯觀。宮城內殿閣高聳，金碧輝煌；洛陽市里甍宇齊平，外碼頭上舳艫萬計，整個城市榆柳交蔭，通渠相注。楊廣正式命其名為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