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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這個討人喜歡的、靠不住的、魔鬼可能喜歡的吉卜賽人;俄國將軍戈爾 茲也是如此,他能 “開非常有力的玩笑”,因為他是那麼嚴肅。當出了問題 時,他以勇氣和克制來應付災難,在聽到進攻註定要失敗的消息之後,他說: “咱們完蛋了。是的。像往常一樣。是的。糟了。……沒有辦法,沒有。用 不著想了。必須接受。好!我們要盡我們的一切力量。” 《喪鐘為誰而鳴》是海明威在敘述結構方面的一次新的探索。全書的情 節局限於三天之內 (1937年5月底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地點 (除了安德烈斯到戈爾茲的總司令部的旅行以外)只局限於圭達拉馬的一個 山谷的上部;主要人物局限於一小群游擊隊員和一個志願軍人。但是小說擴 展到這些時間、地點和人物的範圍之外,達到了海明威以前未曾嘗試過的豐 富性和複雜性。通過喬丹對其祖父的回憶,將舊世界與新世界,美利堅合眾 國與西班牙共和國,在兩次內戰中聯繫在一起了。海明威深入主人公的思想 之流,還使比拉爾以及其他游擊隊的成員敘述戰爭較早階段的情況,將我們 帶人各種人物的思想和回憶之中,擴展了小說的範圍和深度,幾乎達到了史 詩的規模。這部小說結構嚴密、高度集中、毫不散漫,同時生動、真切,充 滿人情味,確確實實是一部傑作。
《老人與海》 海明威一生在創作上十分勤奮,而且總是要力爭取勝。他也曾多次遭到 失敗,但每次失敗之後,他很快就能扭轉局面,推出新的成功之作。1926年 他的中篇小說 《春潮》失敗後,他當年就推出了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 1937年他的長篇小說 《有的和沒有的》受到了冷遇,但1940年他寫出了長 篇小說 《喪鐘為誰而鳴》,及時挽回了聲譽。195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 《過河 入林》被認為是他寫得最差的一部作品,當時很多批評家都斷言,海明威的 偉大天才已經死了,但1952年海明威用 《老人與海》有力地反駁了這一點, 他再次證明自己寶刀未老,雄風依然。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後期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描寫“硬漢”的作品。 從創作的道路上看,《老人與海》和他早期的作品《沒有被鬥敗的人》、《五 萬元》等是一脈相承的。它們的主人公都是硬漢,他們臨危不懼,處之泰然, 表現出一種 “壓力下的優美風度”。象老鬥牛士曼努埃爾一樣,桑提亞哥是 一位老漁夫,但是他更老一些,生活也更糟糕。所以海明威在小說的第一句 話就寫道: “他是個獨自在灣流里一隻小船上打魚的老頭兒。” 桑提亞哥這位老漁夫,沒有妻兒老小,孤苦伶仃。他堅持出海捕魚,但 每次都是空手而歸,十分倒霉,甚至他那張用好多麵粉袋補過的舊帆,看上 去也象一面永遠失敗的旗幟。單就幹活來說,老人的神智依然清醒;但在打 發日子時,他感到往事如煙,他看不清那些歲月,無牽無掛。 “他不再夢見 風暴,不再夢見女人,不再夢見偉跡,不再夢見大魚,不再夢見搏鬥,不再 夢見角力,不再夢見他的老婆。”除了操心每天的麵包,跟小男孩曼諾林聊 聊棒球,還有夢見非洲的獅子之外,他什麼也沒剩下,萬事皆空。四十天過 去了,老人還沒有捕到魚。曼諾林的父母覺得讓孩子跟著這麼一個倒霉的老 頭兒是不會有指望的,所以讓曼諾林也離開了他。 但老人依舊我行我素。第八十五天,他早早就出發了。他心想 “八十五 是一個吉利的數字”。他把船劃到深海處,在三個不同深度布下魚網。這天 果真是吉星高照,心想事成,一條非常大的馬林魚上釣了。但這條大魚並不 肯輕易就範,反而拖著小船游起來。直到老人被這條魚在海上拖出很遠的地 方,他才明白這條魚有多大。他激動萬分,欣喜若狂。老人一邊在與它搏鬥 著,一邊在心中增長對這條魚的偉大和高貴的敬意。他愛這條魚,把它看作 兄弟,但他必須殺死它。 “魚啊,你要把我給弄死啦。話又說回來,你是有 這個權利的,兄弟,我從來沒有見過一件東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著, 更崇高了。來,把我給弄死吧。管它誰弄死誰。”出於老人的命運感,老人 深知只有捕獲這條魚,才能證明和顯示他的力量。 這一點和老人此次出海時的心情是一致的。由於過去八十四天都沒有捕 到魚,老人的自信心多少被蒙上了一點懷疑的陰影,這種懷疑甚至使他相信 自己不會再有好運了。然而老人不打算屈服這種宿命論的想法,很快他又對 自己說:“可是誰知道呢?也許今天就要走運。每一天是新的一天啊。”所 以他越是意識到這條魚的“偉大和壯觀”,他要弄死它的決心就越強烈。“他 證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現在他又要去證明了。每一次都是一個新的開端, 他也決不去回想過去他這樣做的時候。” 老人最終征服了馬林魚,但是馬林魚的血又召來了成群的鯊魚,它們把 馬林魚咬得千瘡百孔,當老人回到靜靜的港灣時,一條碩大的馬林魚只剩下
一副骨架了。鯊魚使老人的 “第八十五天”沒有成為真正的吉祥日,他最終 沒有逃脫他捕不到魚的命運。他在物質上是失敗者,但在精神上是勝利者, 因為他在困難面前沒有低頭,而且他不在乎 “誰弄死誰”,海明威正是借老 人之口喊出了他的心愿: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掉,但不能被打敗。” 在 《老人與海》中,海明威表現了他對大海的思索。海對於年輕漁夫來 說,只是一個具體的捕撈領域;但對桑提亞哥老人來說,卻是一種人格。老 人認為海是一個女性,因為她任性,既仁慈,又殘忍。但還不僅如此,海還 蘊含著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它的深處就藏有老人從未見過的大魚。它的 寬廣和浩大,可以使老人了解和體驗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現實奧秘,而且允許 老人生活在永恆之中。 《老人與海》還是一部面向未來的作品。男孩子曼諾林的最後到來給老 人帶來了希望。他準備充當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捕魚。海明威在這裡找到 了返回他起點的一條新路,回到 《太陽照樣升起》引言中說的那樣:“一代 過去,一代又來。”但留傳下來的,不只是土地,還有人類的勞動,它既是 成就了的功業,又是代代相傳的技能。 由於批評界有人指出 《老人與海》是象徵主義的作品,海明威在一封信 中予以了反駁:“沒有什麼象徵主義的東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 孩子就是孩子,魚是魚。鯊魚全是鯊魚,不比別的鯊魚好,也不比別的鯊魚 壞。人們說什麼象徵主義,全是胡說。更深的東西是你看懂了以後所看到的 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海明威後來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我試圖塑造一 位真正的老人、一個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條真正的魚和真正的鯊 魚。如果我能將他們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實,他們將意味許多東西。”實際 上,海明威比較贊同的觀點是,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有象徵意味。 關於 《老人與海》,海明威後來還談到了以下的創作體會:“《老人與 海》本來可以寫成一千多頁那麼長,小說里有村莊中的每個人物,以及他們 怎樣謀生,怎樣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過程。這些東西別的作家 們做得非常拿手非常好。在寫作中,你受到已經被人寫得令人滿意的東西所 限制。所以我試圖學習去做別的事情。首先,我試圖刪去沒有必要向讀者傳 達的一切事情,以便他或她讀過什麼以後,這就成為他或她的經驗的一部分, 好象真的發生過似的。……運氣是我有一個好老頭兒和一個好孩子而近來作 家們已經忘記還有這些事情。再者,海洋也跟人一樣值得寫。所以我是幸運 的。我曾經看見過馬林魚夥伴,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把他刪去了。在同樣 一片水面上,我看見五十多條巨頭鯨的鯨群,一次用魚叉叉住了幾乎有六十 英尺長的一條鯨魚,但又被它逃走了。所以我把它刪去。我從漁村中知道的 一切故事,都刪去了。”海明威那簡潔的文風在 《老人與海》中達到了登峰 造極的地步。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小說。小說發表的當年(1952 年)海明威獲得了普立茲獎,1954年海明威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 《老人與海》對世界和對他本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時的海明威情緒飽 滿,乘勝前進。 1956年,他與華納兄弟合作,改編 《老人與海》的電影腳 本,將其搬上了銀幕。然後他又去西班牙,想再寫一部類似1932年發表的《午 後之死》那樣的鬥牛專著。他描寫了兩位有名的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 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標題為 《危險的夏天》,以兩段連續性的報導 的形式發表在 《生活》雜誌上,結果寫得蒼白無力,十分乏味。五十年代初,
《老人與海》 海明威一生在創作上十分勤奮,而且總是要力爭取勝。他也曾多次遭到 失敗,但每次失敗之後,他很快就能扭轉局面,推出新的成功之作。1926年 他的中篇小說 《春潮》失敗後,他當年就推出了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 1937年他的長篇小說 《有的和沒有的》受到了冷遇,但1940年他寫出了長 篇小說 《喪鐘為誰而鳴》,及時挽回了聲譽。195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 《過河 入林》被認為是他寫得最差的一部作品,當時很多批評家都斷言,海明威的 偉大天才已經死了,但1952年海明威用 《老人與海》有力地反駁了這一點, 他再次證明自己寶刀未老,雄風依然。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後期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描寫“硬漢”的作品。 從創作的道路上看,《老人與海》和他早期的作品《沒有被鬥敗的人》、《五 萬元》等是一脈相承的。它們的主人公都是硬漢,他們臨危不懼,處之泰然, 表現出一種 “壓力下的優美風度”。象老鬥牛士曼努埃爾一樣,桑提亞哥是 一位老漁夫,但是他更老一些,生活也更糟糕。所以海明威在小說的第一句 話就寫道: “他是個獨自在灣流里一隻小船上打魚的老頭兒。” 桑提亞哥這位老漁夫,沒有妻兒老小,孤苦伶仃。他堅持出海捕魚,但 每次都是空手而歸,十分倒霉,甚至他那張用好多麵粉袋補過的舊帆,看上 去也象一面永遠失敗的旗幟。單就幹活來說,老人的神智依然清醒;但在打 發日子時,他感到往事如煙,他看不清那些歲月,無牽無掛。 “他不再夢見 風暴,不再夢見女人,不再夢見偉跡,不再夢見大魚,不再夢見搏鬥,不再 夢見角力,不再夢見他的老婆。”除了操心每天的麵包,跟小男孩曼諾林聊 聊棒球,還有夢見非洲的獅子之外,他什麼也沒剩下,萬事皆空。四十天過 去了,老人還沒有捕到魚。曼諾林的父母覺得讓孩子跟著這麼一個倒霉的老 頭兒是不會有指望的,所以讓曼諾林也離開了他。 但老人依舊我行我素。第八十五天,他早早就出發了。他心想 “八十五 是一個吉利的數字”。他把船劃到深海處,在三個不同深度布下魚網。這天 果真是吉星高照,心想事成,一條非常大的馬林魚上釣了。但這條大魚並不 肯輕易就範,反而拖著小船游起來。直到老人被這條魚在海上拖出很遠的地 方,他才明白這條魚有多大。他激動萬分,欣喜若狂。老人一邊在與它搏鬥 著,一邊在心中增長對這條魚的偉大和高貴的敬意。他愛這條魚,把它看作 兄弟,但他必須殺死它。 “魚啊,你要把我給弄死啦。話又說回來,你是有 這個權利的,兄弟,我從來沒有見過一件東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著, 更崇高了。來,把我給弄死吧。管它誰弄死誰。”出於老人的命運感,老人 深知只有捕獲這條魚,才能證明和顯示他的力量。 這一點和老人此次出海時的心情是一致的。由於過去八十四天都沒有捕 到魚,老人的自信心多少被蒙上了一點懷疑的陰影,這種懷疑甚至使他相信 自己不會再有好運了。然而老人不打算屈服這種宿命論的想法,很快他又對 自己說:“可是誰知道呢?也許今天就要走運。每一天是新的一天啊。”所 以他越是意識到這條魚的“偉大和壯觀”,他要弄死它的決心就越強烈。“他 證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現在他又要去證明了。每一次都是一個新的開端, 他也決不去回想過去他這樣做的時候。” 老人最終征服了馬林魚,但是馬林魚的血又召來了成群的鯊魚,它們把 馬林魚咬得千瘡百孔,當老人回到靜靜的港灣時,一條碩大的馬林魚只剩下
一副骨架了。鯊魚使老人的 “第八十五天”沒有成為真正的吉祥日,他最終 沒有逃脫他捕不到魚的命運。他在物質上是失敗者,但在精神上是勝利者, 因為他在困難面前沒有低頭,而且他不在乎 “誰弄死誰”,海明威正是借老 人之口喊出了他的心愿: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掉,但不能被打敗。” 在 《老人與海》中,海明威表現了他對大海的思索。海對於年輕漁夫來 說,只是一個具體的捕撈領域;但對桑提亞哥老人來說,卻是一種人格。老 人認為海是一個女性,因為她任性,既仁慈,又殘忍。但還不僅如此,海還 蘊含著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它的深處就藏有老人從未見過的大魚。它的 寬廣和浩大,可以使老人了解和體驗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現實奧秘,而且允許 老人生活在永恆之中。 《老人與海》還是一部面向未來的作品。男孩子曼諾林的最後到來給老 人帶來了希望。他準備充當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捕魚。海明威在這裡找到 了返回他起點的一條新路,回到 《太陽照樣升起》引言中說的那樣:“一代 過去,一代又來。”但留傳下來的,不只是土地,還有人類的勞動,它既是 成就了的功業,又是代代相傳的技能。 由於批評界有人指出 《老人與海》是象徵主義的作品,海明威在一封信 中予以了反駁:“沒有什麼象徵主義的東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 孩子就是孩子,魚是魚。鯊魚全是鯊魚,不比別的鯊魚好,也不比別的鯊魚 壞。人們說什麼象徵主義,全是胡說。更深的東西是你看懂了以後所看到的 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海明威後來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我試圖塑造一 位真正的老人、一個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條真正的魚和真正的鯊 魚。如果我能將他們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實,他們將意味許多東西。”實際 上,海明威比較贊同的觀點是,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有象徵意味。 關於 《老人與海》,海明威後來還談到了以下的創作體會:“《老人與 海》本來可以寫成一千多頁那麼長,小說里有村莊中的每個人物,以及他們 怎樣謀生,怎樣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過程。這些東西別的作家 們做得非常拿手非常好。在寫作中,你受到已經被人寫得令人滿意的東西所 限制。所以我試圖學習去做別的事情。首先,我試圖刪去沒有必要向讀者傳 達的一切事情,以便他或她讀過什麼以後,這就成為他或她的經驗的一部分, 好象真的發生過似的。……運氣是我有一個好老頭兒和一個好孩子而近來作 家們已經忘記還有這些事情。再者,海洋也跟人一樣值得寫。所以我是幸運 的。我曾經看見過馬林魚夥伴,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把他刪去了。在同樣 一片水面上,我看見五十多條巨頭鯨的鯨群,一次用魚叉叉住了幾乎有六十 英尺長的一條鯨魚,但又被它逃走了。所以我把它刪去。我從漁村中知道的 一切故事,都刪去了。”海明威那簡潔的文風在 《老人與海》中達到了登峰 造極的地步。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小說。小說發表的當年(1952 年)海明威獲得了普立茲獎,1954年海明威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 《老人與海》對世界和對他本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時的海明威情緒飽 滿,乘勝前進。 1956年,他與華納兄弟合作,改編 《老人與海》的電影腳 本,將其搬上了銀幕。然後他又去西班牙,想再寫一部類似1932年發表的《午 後之死》那樣的鬥牛專著。他描寫了兩位有名的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 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標題為 《危險的夏天》,以兩段連續性的報導 的形式發表在 《生活》雜誌上,結果寫得蒼白無力,十分乏味。五十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