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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戀愛故事在小說中只是個浪漫主義的次要情節，但它在豐富喬丹與 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的結構上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它使喬丹對巴勃羅隊伍 的可靠性更加不安，因為巴勃羅早已對瑪麗亞居心叵測，只是有比拉爾在， 他才不敢妄動。喬丹深知，他和瑪麗亞的相愛，將使他面臨巴勃羅進一步的 背叛。瑪麗亞曾經是喬丹與比拉爾之間的紐帶，他們因為對這個女孩子懷有 共同的感情而加固了彼此的關係。但是也不完全是這樣，在這一點上也曾一 度引起了他們之間關係的緊張，直到比拉爾最後放棄了對瑪麗亞的控制。 當這場戀愛強烈地震撼著喬丹時，實際上它已經協助擴展了小說中涉及 情況的範圍。剛開始時，喬丹雖然知道此行任務艱險，凶多吉少，但他認為 “只要炸掉橋，送命不送命關係不大”。當瑪麗亞出現後，這一問題就變得 複雜了。他憧憬著和瑪麗亞一起到馬德里度假，甚至戰後帶她回蒙大拿，做 他的妻子。從這一點上，他的思想迅速地展開，回顧了他過去的生活。 十二年來，羅伯特·喬丹這位美國蒙大拿大學西班牙語系的青年教師， 經常到西班牙度假，尋訪名勝古蹟，走遍了西班牙大地，他了解和熱愛這個 國家和她的人民。他痛恨法西斯主義，1936年夏天，他向校方請了一年假， 志願赴西班牙，懷著 “為全世界被壓迫人們鞠躬盡瘁的感情”，“反對所有 的暴政，為你所信仰的一切，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鬥爭”。他參加了馬德里 保衛戰，後來轉到西部敵後搞爆破，炸火車和鐵橋。他的祖父是美國南北戰 爭時期北軍的騎兵軍官，他從小深受其薰陶和影響，他認為他現在表現出來 的勇氣是秉承其祖的。在戰鬥中，他服從命令，機智勇敢，忘我地為保衛西 班牙共和事業貢獻力量。當他接受戈爾茲將軍交給的炸橋任務時，儘管他深 知這項任務艱巨異常，但他還是接受了，並想方設法去完成它。雖然喬丹不 是共產黨人，但他能把西班牙的共和事業同自己及人類命運聯繫起來，妥善 地處理了個人與全局、感情與理智的關係，為完成任務創造了條件。 尤其令喬丹思想難以平靜的是對瑪麗亞的愛情，他必須在個人幸福和社 會責任之間作出選擇。一方面，喬丹以自己的愛情給瑪麗亞帶來了希望，使 她獲得了重新生活的勇氣;但另一方面，瑪麗亞的美也給喬丹帶來了 “生” 的欲望。以至於喬丹看見她，感到自己的喉嚨都哽塞了。喬丹需要瑪麗亞， 但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這導致他堅定不移地去完全任務卻又不願意去迎接 一個英雄的死亡： “然而他巴不得活在人間。他願意欣然放棄英雄或烈士的 結局。他不想打一場德摩比利式的保衛戰，也不想當橋頭阻敵的羅馬壯士霍 拉修斯，更不想成為那個用手指堵塞堤壩窟窿的荷蘭孩子。不，他樂意和瑪 麗亞一起生活。說得最簡單，就是這樣。他樂意和她共度一段漫長的歲月”。 喬丹心中無法平靜，他想到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忘不了瑪麗亞的不幸 遭遇，忘不了比拉爾對法西斯的殘忍的痛斥。他更想起了他的祖父，一位英 勇的老兵，他曾經把為自由而戰的艱苦歲月當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自 己身邊的這些樸實的游擊隊員，象安塞爾莫老人、費爾南多、拉菲爾，也甘 願為了民主事業犧牲一切。在喬丹的理智和感情的衝突過程中，理智得到了 肯定，感情也因此升華。在炸橋行動中，喬丹腿部受了重傷，他不願意連累 大家，決意獨自留下掩護大家撤退。他伏在松林高地上，無依無助地、毫不 畏懼地面臨著死亡： “我為自己信仰的事業已經戰鬥了一年。我們如果在這 兒獲勝，在每個地方就都能獲勝。世界是個美好的地方，值得為之戰鬥，我 多麼不願意離開這個世界啊。你很走運，他對自己說，你度過了這樣美好的 一生。你度過的一生和你祖父的一樣美好，雖然時間沒有他的那麼長。憑著
最後的這幾天，你度過的一生比誰的都不差。你這樣走運，沒什麼可抱怨的 了。” 除了喬丹外，這部小說還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西班牙人。比拉爾體 現了西班牙勞動婦女正直純樸的優秀品德。她爽朗潑辣，嫉惡如仇，眼看巴 勃羅的革命意志漸漸消沉，她恨鐵不成鋼，又著急，又氣憤。在後來的鬥爭 中，比拉爾成了這支游擊隊實際上的決策人。比拉爾愛憎分明，對法西斯敵 人刻骨仇恨，對游擊隊員則十分愛護。當瑪麗亞遭受法西斯長槍黨的蹂躪， 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時，比拉爾不顧戰鬥中的危險，堅持把瑪麗亞帶回遊擊 隊營地。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瑪麗亞漸漸康復了。喬丹來到營地後，比拉爾 看出瑪麗亞對喬丹的愛意，就要求他愛護這姑娘，炸橋後把她帶到共和國去。 她主動創造條件成全他們，但看到他們相親相愛，又不禁有些妒忌。她緬懷 起自己過去的好時光，她自稱曾和西班牙三個收入最少的鬥牛士生活過九 年。當有人說她當初的相好菲尼托患著肺病，長得矮小，本來就不是一塊做 鬥牛士的料時，比拉爾十分不平，她滿懷激情地講述菲尼托如何為了出人頭 地，發奮苦學，好歹當上鬥牛士的經過。菲尼托生病時，她當他孩子似地疼 他，一直侍侯到他悲慘地死去。比拉爾熱愛生活，熱愛共和國，當喬丹傳達 了炸橋指示後，她堅決支持這一行動，她說， “我擁護共和國，橋關係到共 和國的命運”。她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一直保持著堅強的意志，是喬丹執行任 務時最可靠的中堅力量。 全書實際上只寫了兩個女人：一個是比拉爾，另一個是瑪麗亞。瑪麗亞 生性溫柔，天真無邪，在性格上剛好與比拉爾相反。在身心受到粗暴的摧殘 後，她遇到了喬丹這樣的意中人，便毫無保留地以身相許。聽到了青年哨兵 華金的悲慘家史後，她摟著他說， “我把你當哥哥，……你有家啦。我們都 是一家人。”喬丹也感動地摟著他說， “我們都是兄弟”。她告訴喬丹，她 父親喊著 “共和國萬歲”被槍殺，她母親接著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長萬歲” 而從容就義。想到這些，喬丹吻著熟睡中的瑪麗亞，小聲地說， “我為你的 家庭感到非常自豪。”瑪麗亞與喬丹的愛情與抗擊法西斯的鬥爭交織在一起。 安塞爾莫老人在這部作品中是仁慈的化身。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這位老 人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他對法西斯濫殺無辜的暴行十分痛恨，然而當需要他 拿起武器對準敵人的時候，他又於心不忍，因為殺生違背了基督徒的信念。 這對安塞爾莫來說，與其說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無法磨滅，還不如說這是無 邪的心靈在被最基本的道德問題所折磨。在你死我活的戰鬥中，安塞爾莫尋 求這樣的內心平衡： “殺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對一個人來說，這種事 總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戰爭結束了，我們取得了勝利，一定會有一種苦行 贖罪的辦法，來滌除我們大家的罪孽。”最後炸橋時，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標 後面，被碎鐵片擊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著那圈引爆的電線。他為 共和國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當海明威開始寫作 《喪鐘為誰而鳴》時，他已經積累了近二十年的西班 牙的生活經驗，他愛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他說他們的語言幾乎象本地人一 樣，他是他們民族熱情的一個 “狂熱愛好者”，這也許就是他的政治立場。 因此他在表現政治與哲學問題時，並不把它們黑白對比。他的人物不是美德 或邪惡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與惡按照不定的比例混合起來的，很矛 盾，卻栩栩如生。例如：費爾南多，這個心地樸實、整潔而熱情的說土話的 人;艾爾·索多，這個健壯、愛諷刺的游擊隊領袖;熱情的奧古斯汀;拉菲
最後的這幾天，你度過的一生比誰的都不差。你這樣走運，沒什麼可抱怨的 了。” 除了喬丹外，這部小說還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西班牙人。比拉爾體 現了西班牙勞動婦女正直純樸的優秀品德。她爽朗潑辣，嫉惡如仇，眼看巴 勃羅的革命意志漸漸消沉，她恨鐵不成鋼，又著急，又氣憤。在後來的鬥爭 中，比拉爾成了這支游擊隊實際上的決策人。比拉爾愛憎分明，對法西斯敵 人刻骨仇恨，對游擊隊員則十分愛護。當瑪麗亞遭受法西斯長槍黨的蹂躪， 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時，比拉爾不顧戰鬥中的危險，堅持把瑪麗亞帶回遊擊 隊營地。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瑪麗亞漸漸康復了。喬丹來到營地後，比拉爾 看出瑪麗亞對喬丹的愛意，就要求他愛護這姑娘，炸橋後把她帶到共和國去。 她主動創造條件成全他們，但看到他們相親相愛，又不禁有些妒忌。她緬懷 起自己過去的好時光，她自稱曾和西班牙三個收入最少的鬥牛士生活過九 年。當有人說她當初的相好菲尼托患著肺病，長得矮小，本來就不是一塊做 鬥牛士的料時，比拉爾十分不平，她滿懷激情地講述菲尼托如何為了出人頭 地，發奮苦學，好歹當上鬥牛士的經過。菲尼托生病時，她當他孩子似地疼 他，一直侍侯到他悲慘地死去。比拉爾熱愛生活，熱愛共和國，當喬丹傳達 了炸橋指示後，她堅決支持這一行動，她說， “我擁護共和國，橋關係到共 和國的命運”。她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一直保持著堅強的意志，是喬丹執行任 務時最可靠的中堅力量。 全書實際上只寫了兩個女人：一個是比拉爾，另一個是瑪麗亞。瑪麗亞 生性溫柔，天真無邪，在性格上剛好與比拉爾相反。在身心受到粗暴的摧殘 後，她遇到了喬丹這樣的意中人，便毫無保留地以身相許。聽到了青年哨兵 華金的悲慘家史後，她摟著他說， “我把你當哥哥，……你有家啦。我們都 是一家人。”喬丹也感動地摟著他說， “我們都是兄弟”。她告訴喬丹，她 父親喊著 “共和國萬歲”被槍殺，她母親接著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長萬歲” 而從容就義。想到這些，喬丹吻著熟睡中的瑪麗亞，小聲地說， “我為你的 家庭感到非常自豪。”瑪麗亞與喬丹的愛情與抗擊法西斯的鬥爭交織在一起。 安塞爾莫老人在這部作品中是仁慈的化身。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這位老 人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他對法西斯濫殺無辜的暴行十分痛恨，然而當需要他 拿起武器對準敵人的時候，他又於心不忍，因為殺生違背了基督徒的信念。 這對安塞爾莫來說，與其說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無法磨滅，還不如說這是無 邪的心靈在被最基本的道德問題所折磨。在你死我活的戰鬥中，安塞爾莫尋 求這樣的內心平衡： “殺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對一個人來說，這種事 總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戰爭結束了，我們取得了勝利，一定會有一種苦行 贖罪的辦法，來滌除我們大家的罪孽。”最後炸橋時，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標 後面，被碎鐵片擊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著那圈引爆的電線。他為 共和國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當海明威開始寫作 《喪鐘為誰而鳴》時，他已經積累了近二十年的西班 牙的生活經驗，他愛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他說他們的語言幾乎象本地人一 樣，他是他們民族熱情的一個 “狂熱愛好者”，這也許就是他的政治立場。 因此他在表現政治與哲學問題時，並不把它們黑白對比。他的人物不是美德 或邪惡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與惡按照不定的比例混合起來的，很矛 盾，卻栩栩如生。例如：費爾南多，這個心地樸實、整潔而熱情的說土話的 人;艾爾·索多，這個健壯、愛諷刺的游擊隊領袖;熱情的奧古斯汀;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