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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無恥地占領了個人的最後一個精神密室。當一個人在任何時
間內，包括在寫日記時，面對的始終是他人，不復能夠面對自己
的靈魂時，不管他在家庭、社會和一切人際關係中是一個多麼誠
實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實，即面對自己的真實。
因此，無法只為自己寫日記，這一境況成了托爾斯泰婚後生
活中的一個持久的病痛。三十四年後，他還在日記中無比沉痛
地寫道：“我過去不為別人寫日記時有過的那種宗教感情，現在
都沒有了。一想到有人看過我的日記而且今後還會有人看，那
種感情就被破壞了。而那種感情是寶貴的，它在生活中幫助過
我。”這裡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種僅僅屬於每個人自己的精神生
活，因為正像他在生命最後一年給索菲亞的一封信上所說的：
“每個人的精神生活是這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秘密，別人不該對它
有任何要求。”在世間一切秘密中，唯此種秘密最為神聖，別種秘
密的被揭露往往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種秘密的受侵犯卻會扼
殺靈魂的真實。
可是，托爾斯泰仍然堅持寫日記，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而
且在我看來，他在日記中仍然是非常真實的，比我所讀到過的任
09另一種存在
何作家日記都真實。他把他不能真實地寫日記的苦惱毫不隱諱
地訴諸筆端，也正證明了他的真實。真實是他的靈魂的本色，沒
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棄，他自己也不能。
二
似乎也是出於對真實的熱愛，薩特卻反對一切秘密。他非
常自豪他面對任何人都沒有秘密，包括托爾斯泰所異常珍視的
個人靈魂的秘密。他的口號是用透明性取代秘密。在他看來，
寫作的使命便是破除秘密，每個作家都完整地談論自己，如此締
造一個一切人對一切人都沒有秘密的完全透明的理想社會。
我不懷疑薩特對透明性的追求是真誠的，並且出於一種高
尚的動機。但是，它顯然是烏托邦。如果不是，就更可怕，因為
其唯一可能的實現方式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中國的文化大
革命，即一種禁止個人秘密的恐怖的透明性。不過，這是題外
話。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寫作的真實存在於透明性之
中嗎?
當然，寫作總是要對人有所談論。在此意義上，薩特否認有
為自己寫作這種事。他斷言：“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
願意，你已經介入了。”可是，問題在於，在“介入”之前，作家所要
談論的問題已經存在了，它並不是在作家開口向人談論的時候
才突然冒出來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必有一個或者至多幾個真正
屬於他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伴隨他的一生，它們的醞釀和形成
恰好是他的靈魂的秘密。他的作品並非要破除這個秘密，而只
是從這個秘密中生長出來的看得見的作物罷了。就寫作是一個
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而言，有沒有真正屬於自己靈魂
的問題和秘密，是寫作是否真實的一個基本前提。這樣的問題
19私人寫作
和秘密會引導寫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經勘察的領域，發現一個別
人尚未發現的僅僅屬於他的世界，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存在理由
和價值就在於此。沒有這樣的問題和秘密的人誠然也可以寫點
什麼，甚至寫很多的東西，然而，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在傳
授知識、發表意見、報告新聞、編講故事，因而不過是教師、演說
家、記者、故事能手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繆出於對法西斯的義憤加入了法
國抵抗運動。戰後，在回顧這一經歷時，他指責德國人說：“你們
強迫我進入了歷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鳥兒的歌唱。可是，歷
史有一種意義嗎?”針對這一說法，薩特批評道：“問題不在於是
否願意進入歷史和歷史是否有意義，而在於我們已經身在歷史
中，應當給它一種我們認為最好的意義。”他顯然沒有弄懂加繆
苦惱的真正緣由：對於真正屬於自己靈魂的問題的思考被外部
的歷史事件打斷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歷史中，因而很難
理解一個沉湎於內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相信薩特是不為自己寫日記的，他的日記必定可以公開，
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開，因此他完全不會有托爾斯泰式的苦惱。
我沒有理由據此斷定他不是一個好作家。不過，他的文學作品，
包括小說和戲劇，無不散發著濃烈的演講氣息，而這不能不說與
他主張並努力實行的透明性有關。昆德拉在談到薩特的《噁心》
時挖苦說，這部小說是存在主義哲學穿上了小說的可笑服裝，就
好像一個教師為了給打瞌睡的學生開心，決定用小說的形式上
一課。的確，我們無法否認薩特是一個出色的教師。
三
對於我們今天的作家來說，托爾斯泰式的苦惱就更是一種
29另一種存在
陌生的東西了。一個活著時已被舉世公認的文學泰斗和思想巨
人，卻把自己的私人日記看得如此重要，這個現象似乎只能解釋
為一種個人癖好，並無重要性。據我推測，今天以寫作為生的大
多數人是不寫日記的，至少是不寫靈魂密談意義上的私人日記
的。有些人從前可能寫過，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寫了。想要或預
約要發表的東西尚且寫不完，哪裡還有工夫寫不發表的東西呢?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經不勝感慨地向我訴苦：他忙於應
付文債，幾乎沒有喘息的工夫，只在上廁所時才得到片刻的安
寧。我笑笑說：可不，在這個忙碌的時代，我們只能在廁所里接
待上帝。上帝在廁所里———這不是一句單純的玩笑，而是我們
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廁所是上帝在這個喧囂世界裡的最後避
難所。這還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廁所里也無暇接待上帝，依
然忙著塵世的種種事務，包括寫作!
是的，寫作成了我們在塵世的一樁事務。這樁事務又派生
出了許多別的事務，於是我們忙於各種談話：與同行、編輯、出版
商、節目主持人等等。其實，寫作也只是我們向公眾談話的一種
方式而已。最後，我們乾脆拋開紙筆，直接在電視台以及各種會
議上頻頻亮相和發表談話，並且仍然稱這為寫作。
曾經有一個時代，那時的作家、學者中出現了一批各具特色
間內，包括在寫日記時，面對的始終是他人，不復能夠面對自己
的靈魂時，不管他在家庭、社會和一切人際關係中是一個多麼誠
實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實，即面對自己的真實。
因此，無法只為自己寫日記，這一境況成了托爾斯泰婚後生
活中的一個持久的病痛。三十四年後，他還在日記中無比沉痛
地寫道：“我過去不為別人寫日記時有過的那種宗教感情，現在
都沒有了。一想到有人看過我的日記而且今後還會有人看，那
種感情就被破壞了。而那種感情是寶貴的，它在生活中幫助過
我。”這裡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種僅僅屬於每個人自己的精神生
活，因為正像他在生命最後一年給索菲亞的一封信上所說的：
“每個人的精神生活是這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秘密，別人不該對它
有任何要求。”在世間一切秘密中，唯此種秘密最為神聖，別種秘
密的被揭露往往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種秘密的受侵犯卻會扼
殺靈魂的真實。
可是，托爾斯泰仍然堅持寫日記，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而
且在我看來，他在日記中仍然是非常真實的，比我所讀到過的任
09另一種存在
何作家日記都真實。他把他不能真實地寫日記的苦惱毫不隱諱
地訴諸筆端，也正證明了他的真實。真實是他的靈魂的本色，沒
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棄，他自己也不能。
二
似乎也是出於對真實的熱愛，薩特卻反對一切秘密。他非
常自豪他面對任何人都沒有秘密，包括托爾斯泰所異常珍視的
個人靈魂的秘密。他的口號是用透明性取代秘密。在他看來，
寫作的使命便是破除秘密，每個作家都完整地談論自己，如此締
造一個一切人對一切人都沒有秘密的完全透明的理想社會。
我不懷疑薩特對透明性的追求是真誠的，並且出於一種高
尚的動機。但是，它顯然是烏托邦。如果不是，就更可怕，因為
其唯一可能的實現方式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中國的文化大
革命，即一種禁止個人秘密的恐怖的透明性。不過，這是題外
話。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寫作的真實存在於透明性之
中嗎?
當然，寫作總是要對人有所談論。在此意義上，薩特否認有
為自己寫作這種事。他斷言：“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
願意，你已經介入了。”可是，問題在於，在“介入”之前，作家所要
談論的問題已經存在了，它並不是在作家開口向人談論的時候
才突然冒出來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必有一個或者至多幾個真正
屬於他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伴隨他的一生，它們的醞釀和形成
恰好是他的靈魂的秘密。他的作品並非要破除這個秘密，而只
是從這個秘密中生長出來的看得見的作物罷了。就寫作是一個
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而言，有沒有真正屬於自己靈魂
的問題和秘密，是寫作是否真實的一個基本前提。這樣的問題
19私人寫作
和秘密會引導寫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經勘察的領域，發現一個別
人尚未發現的僅僅屬於他的世界，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存在理由
和價值就在於此。沒有這樣的問題和秘密的人誠然也可以寫點
什麼，甚至寫很多的東西，然而，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在傳
授知識、發表意見、報告新聞、編講故事，因而不過是教師、演說
家、記者、故事能手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繆出於對法西斯的義憤加入了法
國抵抗運動。戰後，在回顧這一經歷時，他指責德國人說：“你們
強迫我進入了歷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鳥兒的歌唱。可是，歷
史有一種意義嗎?”針對這一說法，薩特批評道：“問題不在於是
否願意進入歷史和歷史是否有意義，而在於我們已經身在歷史
中，應當給它一種我們認為最好的意義。”他顯然沒有弄懂加繆
苦惱的真正緣由：對於真正屬於自己靈魂的問題的思考被外部
的歷史事件打斷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歷史中，因而很難
理解一個沉湎於內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相信薩特是不為自己寫日記的，他的日記必定可以公開，
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開，因此他完全不會有托爾斯泰式的苦惱。
我沒有理由據此斷定他不是一個好作家。不過，他的文學作品，
包括小說和戲劇，無不散發著濃烈的演講氣息，而這不能不說與
他主張並努力實行的透明性有關。昆德拉在談到薩特的《噁心》
時挖苦說，這部小說是存在主義哲學穿上了小說的可笑服裝，就
好像一個教師為了給打瞌睡的學生開心，決定用小說的形式上
一課。的確，我們無法否認薩特是一個出色的教師。
三
對於我們今天的作家來說，托爾斯泰式的苦惱就更是一種
29另一種存在
陌生的東西了。一個活著時已被舉世公認的文學泰斗和思想巨
人，卻把自己的私人日記看得如此重要，這個現象似乎只能解釋
為一種個人癖好，並無重要性。據我推測，今天以寫作為生的大
多數人是不寫日記的，至少是不寫靈魂密談意義上的私人日記
的。有些人從前可能寫過，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寫了。想要或預
約要發表的東西尚且寫不完，哪裡還有工夫寫不發表的東西呢?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經不勝感慨地向我訴苦：他忙於應
付文債，幾乎沒有喘息的工夫，只在上廁所時才得到片刻的安
寧。我笑笑說：可不，在這個忙碌的時代，我們只能在廁所里接
待上帝。上帝在廁所里———這不是一句單純的玩笑，而是我們
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廁所是上帝在這個喧囂世界裡的最後避
難所。這還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廁所里也無暇接待上帝，依
然忙著塵世的種種事務，包括寫作!
是的，寫作成了我們在塵世的一樁事務。這樁事務又派生
出了許多別的事務，於是我們忙於各種談話：與同行、編輯、出版
商、節目主持人等等。其實，寫作也只是我們向公眾談話的一種
方式而已。最後，我們乾脆拋開紙筆，直接在電視台以及各種會
議上頻頻亮相和發表談話，並且仍然稱這為寫作。
曾經有一個時代，那時的作家、學者中出現了一批各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