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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人的社會本質問題上，存在著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見。人們眾口一辭地宣稱，在階級社會裡，階級性是惟一具體的人性，除去階級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動物性。當真有人質問：如果抽掉了性愛、母愛的階級屬性，人與動物在這些事情上還有什麼本質區別?這等於是說，在做愛或哺乳時，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便是懷著階級感情做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論點，在當時卻是出自理論權威的筆下，占據著主流地位。問題出在這些人把“社會關係的總和”歸結為生產關係了，進而歸結為階級關係了，於是也就把人的社會性歸結為階級性了。真實的社會關係卻有著豐富的內容，我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從橫向看，同時代的社會關係不但有階級，而且有民族、國家、職業、家庭等等，它們都有階級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內涵，在人身上造成相應的社會規定性。此外，還有小環境水平上的個人交往，例如自己所敬佩的師長、知心的朋友或愛侶等，這種交往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往往會發生重要的、有時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從縱向看，還存在著歷史繼承的社會關係，即個人同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文化的接觸和對它們的接受。在分析知識分子的社會屬性時，尤應考慮這一點。把人的社會本質簡單化的另一表現是，在論及社會關係和人的社會本質的發展過程時，只注意社會制度和階級類型的更替，忽視了社會關係的發達化和人的社會本質的深刻化這一更重要的方面。人們仿佛故意忘記馬克思一再強調的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所造成的巨大歷史進步，即鄉界、省界、國界被打破，個人越來越成為世界公民，或者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
第三，人性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和發展的。人的活動區別於動物的生命活動的本質特徵是自由，即以活動本身也就是能力的運用和發展本身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義上，可是把自由活動規定為人的真正本質，它是人的價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最大限度地保證一切個人自由發展其能力的社會，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然而，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對於人類大多數成員來說，活動始終被貶低為維持人的肉體存在的單純手段了，這就是異化。其原因主要是生產力低下，物質生產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人類絕大部分時間。但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足以使這種情況不再必要，惟一的障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因此，他得出了所有製革命的結論。按照他的設想，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而又消滅了私有制的共產主義，人的自由發展就能取代物質生產成為歷史的主要內容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以自由為最高價值這一點上，馬克思完全是忠實於西方精神傳統的，他與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分歧更多在於實現這一價值理想的途徑。
我的碩士論文沒有出版，只發表了其中的若干章節。後來，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顧八十年代初國內學界關於人的問題的爭論時，把我列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過，我本人對當時那種引經據典的論戰方式和尋章摘句的寫作風格很不滿意。引證馬克思是為了打開一個禁區，可是，世上本無禁區，庸人自設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寧願去嘗神設的禁果而不是去闖人設的禁區的。我始終意識到，當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還不是我自己。我辛勤地寫著，可是很少是我自己在說話。我不願做一架學術機器，哪怕是一架高效率的機器，消耗大量的知識原料，製造出一批批學術產品。不，我還必須有靈魂，我要做一個有靈魂的活生生的人。假如我真的需要一種體系，也僅僅是為了更加完整地表達我的人生感受。是的，仍然是人生，它是我唯一擁有的東西，我必須時時感受它，這樣才覺得自己是一個活人。我尚未找到適合於我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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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遲到的初戀 周國平
我到北京後，一刻也沒有忘記留在廣西大山溝里的妻子，我知道獨自一人在那裡過日子有多麼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給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學發現我老是埋頭寫信，感到好奇，一聽是給老婆的，就嘲笑說，沒見過給老婆寫信這麼勤的，那有什麼意思。我實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單。看一場電影回來，我會詳細地描述情節和感想，想讓她分享看電影的愉快。我不斷地給她打氣，鼓勵她自學英語和其他知識，可以使生活有點內容，一旦調來北京，也便於找到合適的工作。在我給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記。我不再用日記本，日記都寫在紙上，隨信一起寄去。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讓她隨時了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況，既給她解悶，也防止我們之間越來越隔膜。然而，我很快發現，把日記和信合一的做法實際上產生了極大的麻煩。經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記中寫的某個想法引起了她的誤解或不滿，她回給我一封氣憤和怨恨的信，或者乾脆不回信，於是我必須寫信解釋這個想法的來龍去脈，然後焦慮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諒解。在我們的通信過程中，這樣的齟齬層出不窮，使我不禁後悔隨時匯報思想之迂腐。但是，讓她了解我的願望始終占著上風，我也就繼續這樣做。
事後來看，敏子的生氣並非完全出於誤解。每次她這樣發作，多半是因為我在日記中談到了對性、愛情、婚姻的看法，或者與女孩們的來往。我的看法當然是十分通達的，這就引起了她的警覺和擔憂。就當時而言，我的確是在談自己的思想，因此責怪她太容易聯繫實際，不善於從哲學和社會的角度思考問題。我向她指出，贊同性自由不等於我想和別的女人通姦，就像主張離婚自由不等於我想和她離婚一樣。我的通達看法完全不妨礙我比別的丈夫更溫存也更熱烈地愛自己的妻子，毋寧說，只有一個主張愛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愛一個人，他愛起來是不會虛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證，我決不會拋棄一個共患難的伴侶，尤其是因為，她如此愛我，我已成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託，就更不可能做出絕情的事情了。我無比真誠地寫了許多這類話，毫不懷疑自己一定會信守發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覺比書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處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確告訴我，她之所以對我不放心，不是因為我的為人，對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為我對問題的通達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個把愛情視為人生主要價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卻和自己不太愛的人結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觸更多異性的機會，必然會發生什麼事情。到時候，無論人品和良心，還是共患難的經歷，都將阻擋不了那件事情的發生。也許正因為如此，在相當時期里，我們兩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儘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對人興奮地談論我，說我如何好，如何愛她，我則不斷地向自己也向她陳述理由，證明她是值得我愛的。在她是感覺到了危機，便急於逃到自己編織的夢境中去，在我則是要抵禦愛情之夢的誘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實。我不願正視明顯的缺憾，仿佛必須到有一個人出現，使我積壓的愛欲如火山般爆發，才明白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戀愛過。
第三，人性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和發展的。人的活動區別於動物的生命活動的本質特徵是自由，即以活動本身也就是能力的運用和發展本身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義上，可是把自由活動規定為人的真正本質，它是人的價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最大限度地保證一切個人自由發展其能力的社會，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然而，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對於人類大多數成員來說，活動始終被貶低為維持人的肉體存在的單純手段了，這就是異化。其原因主要是生產力低下，物質生產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人類絕大部分時間。但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足以使這種情況不再必要，惟一的障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因此，他得出了所有製革命的結論。按照他的設想，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而又消滅了私有制的共產主義，人的自由發展就能取代物質生產成為歷史的主要內容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以自由為最高價值這一點上，馬克思完全是忠實於西方精神傳統的，他與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分歧更多在於實現這一價值理想的途徑。
我的碩士論文沒有出版，只發表了其中的若干章節。後來，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顧八十年代初國內學界關於人的問題的爭論時，把我列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過，我本人對當時那種引經據典的論戰方式和尋章摘句的寫作風格很不滿意。引證馬克思是為了打開一個禁區，可是，世上本無禁區，庸人自設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寧願去嘗神設的禁果而不是去闖人設的禁區的。我始終意識到，當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還不是我自己。我辛勤地寫著，可是很少是我自己在說話。我不願做一架學術機器，哪怕是一架高效率的機器，消耗大量的知識原料，製造出一批批學術產品。不，我還必須有靈魂，我要做一個有靈魂的活生生的人。假如我真的需要一種體系，也僅僅是為了更加完整地表達我的人生感受。是的，仍然是人生，它是我唯一擁有的東西，我必須時時感受它，這樣才覺得自己是一個活人。我尚未找到適合於我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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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遲到的初戀 周國平
我到北京後，一刻也沒有忘記留在廣西大山溝里的妻子，我知道獨自一人在那裡過日子有多麼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給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學發現我老是埋頭寫信，感到好奇，一聽是給老婆的，就嘲笑說，沒見過給老婆寫信這麼勤的，那有什麼意思。我實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單。看一場電影回來，我會詳細地描述情節和感想，想讓她分享看電影的愉快。我不斷地給她打氣，鼓勵她自學英語和其他知識，可以使生活有點內容，一旦調來北京，也便於找到合適的工作。在我給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記。我不再用日記本，日記都寫在紙上，隨信一起寄去。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讓她隨時了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況，既給她解悶，也防止我們之間越來越隔膜。然而，我很快發現，把日記和信合一的做法實際上產生了極大的麻煩。經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記中寫的某個想法引起了她的誤解或不滿，她回給我一封氣憤和怨恨的信，或者乾脆不回信，於是我必須寫信解釋這個想法的來龍去脈，然後焦慮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諒解。在我們的通信過程中，這樣的齟齬層出不窮，使我不禁後悔隨時匯報思想之迂腐。但是，讓她了解我的願望始終占著上風，我也就繼續這樣做。
事後來看，敏子的生氣並非完全出於誤解。每次她這樣發作，多半是因為我在日記中談到了對性、愛情、婚姻的看法，或者與女孩們的來往。我的看法當然是十分通達的，這就引起了她的警覺和擔憂。就當時而言，我的確是在談自己的思想，因此責怪她太容易聯繫實際，不善於從哲學和社會的角度思考問題。我向她指出，贊同性自由不等於我想和別的女人通姦，就像主張離婚自由不等於我想和她離婚一樣。我的通達看法完全不妨礙我比別的丈夫更溫存也更熱烈地愛自己的妻子，毋寧說，只有一個主張愛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愛一個人，他愛起來是不會虛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證，我決不會拋棄一個共患難的伴侶，尤其是因為，她如此愛我，我已成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託，就更不可能做出絕情的事情了。我無比真誠地寫了許多這類話，毫不懷疑自己一定會信守發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覺比書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處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確告訴我，她之所以對我不放心，不是因為我的為人，對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為我對問題的通達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個把愛情視為人生主要價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卻和自己不太愛的人結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觸更多異性的機會，必然會發生什麼事情。到時候，無論人品和良心，還是共患難的經歷，都將阻擋不了那件事情的發生。也許正因為如此，在相當時期里，我們兩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儘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對人興奮地談論我，說我如何好，如何愛她，我則不斷地向自己也向她陳述理由，證明她是值得我愛的。在她是感覺到了危機，便急於逃到自己編織的夢境中去，在我則是要抵禦愛情之夢的誘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實。我不願正視明顯的缺憾，仿佛必須到有一個人出現，使我積壓的愛欲如火山般爆發，才明白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戀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