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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導教師賈澤林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比我大十歲，性格開朗，充滿活力，待我如兄長一般親切，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在同學中，當時與我私交最密的是蘇國勛和王潤生。蘇是我的同專業師兄，對我也十分愛護，愛護中又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歲，也從廣西考來，頭腦清楚，處事自信沉著，我們的氣質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義倫理學，我更接近於存在主義，但我們在一起始終坦誠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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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性探討 周國平
我讀碩士生的專業方向是蘇聯當代哲學。之所以報這個專業，只因為以前公共外語學的是俄語，基礎較好，比較有把握。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專業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蘇聯哲學方面總不能一點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帳。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有一個德波林，是哲學界的頭面人物。三十年代初，史達林親自發動對他的批判，定性為“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把他打下去了。在這場批判運動中，最兇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學界的領導地位，從此成為史達林的頭號御用哲學家。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觀點，因此，在中國理論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個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發現他精通黑格爾哲學，並且相當認真地做著唯物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法的工作。相反，讀了批判他的那些資料，我發現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理論探討，只有殺氣騰騰的意識形態審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興趣的那種哲學家，他是一個書呆子，缺乏個性和創造性。引起我關注的是，這場批判開了惡劣的先例，用領導人定調子和中央做決議的方式解決學術問題，用大批判取代學術討論，徹底取消了學術的獨立地位。於是，我決定為德波林翻案，寫了《正確評價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論觀點辯護外，我主要強調了這場批判的惡劣影響，尤其是對我國的影響，其中包括：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實用主義流行，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在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片面強調哲學為政治服務，實際上取消了哲學;在哲學史方面，片面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變革意義，抹殺了人類兩千年哲學探索的價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舉辦第一次學術交流會，我在會上介紹了上述觀點，引起不小的震動。我的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的內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著收在一本《史達林哲學思想討論文集》中。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事實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鉛字，心裡是很高興的。
從第二學年起，我把注意力轉向了解蘇聯當代哲學的動態，瀏覽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機關刊物《哲學問題》，閱讀一些新出版的書籍。因為仍然太濃的意識形態色彩，也因為蘇聯人的充滿廢話的冗長文風，我一點兒不喜歡這些東西。但是，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在當時的蘇聯哲學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義問題是一個熱門，而這又是世界範圍內哲學關心人的問題的大趨勢的折射。與我們相比，蘇聯哲學家們對世界性哲學問題的反應畢竟敏銳得多，探討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對人的問題感興趣，並深感國內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陸續寫了一些綜合介紹蘇聯人研究情況的文章，也翻譯了一些相關資料，在刊物上發表，算是向國人提供借鑑。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參與編寫賈老師主持的《蘇聯當代哲學》一書，承擔了其中相當一部分章節的寫作和最後的統稿工作。此外，我還參與了蘇聯哲學書籍的大量翻譯工作，直到畢業後兩三年仍是如此。我譯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時能譯近萬字。但是，總的來說，我對這類工作是越來越厭煩了，覺得是浪費時間。我在某一天的日記里寫道：“終於把蘇聯哲學的暫缺部分寫完了，感到一身輕鬆。拿走吧，把這堆廢紙統統拿走吧，拿去出版還是拿去餵老鼠，我才不管呢。”這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我的確感到所做的這些事情沒有多大價值，因而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牴觸情緒。
第三學年的任務是寫碩士論文，我決定不受專業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開蘇聯哲學，直接研究人性問題。賈老師十分開明，對此欣然同意，並且在我的寫作過程中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讚賞。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獨斷自負的導師手下，便絕無此種可能。因此，我一面慶幸自己運氣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賈老師。我在上大學時就對人性問題有濃厚的興趣，趁寫碩士論文的機會做一番系統探討，可以說是了卻一個宿願。論文的題目是《人性的哲學探討》，計劃寫六章，即：一，哲學和人性觀;二，人性觀的基本類型;三，人的活動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論的若干方法論問題。最後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約十八萬字。在那一年及稍後的時間裡，結合碩士論文的研究，我還寫作和發表了一些談馬克思人性理論的文章，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價值觀》、《只有一個馬克思》、《歷史進步的雙重尺度》、《馬克思的自由觀》等。其中的《只有一個馬克思》一文，主要論證馬克思在後期與在青年時期一樣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我曾在1981年4月於洛陽舉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年會上宣讀過。我發言後，正統派發起猛烈批評，但我無心作戰，當時在華中工學院任教的黃克劍替我奮起反擊。他是主張馬克思主義人學的一員干將，在辯論中大顯身手，對馬克思的原著極為熟悉，隨口大段引證，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鋒芒勢如破竹，我就更樂於懷著欣賞的心情做一個觀戰者了。
我的碩士論文及相關文章無疑帶著那個時代的顯著痕跡，表現在比較單一地以馬克思為思想資源，並且不得不大量引證原著來為我的觀點辯護。如果現在做這項研究，我肯定會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的思想資源。但是，我至今認為，馬克思不愧是一個屬於西方優秀精神傳統的偉大思想家，他的理論包括人性理論依然是一個寶庫。毫無疑問，當我依據他的理論闡述我的觀點時，我是有所側重和發揮的。現在回過頭去看，我仍贊成我當時所闡述的一些觀點，我後來的思想與它們是一脈相傳的。在中國當時的理論界，只要談到人性問題，就必定會搬出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著名論斷。然而，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極為表面和狹隘，基本思路是據此把人性歸結為社會性，又把社會性歸結為階級性。針對此，我著重闡述了以下觀點——
第一，人性有豐富的內涵，它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屬性、心智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綜合體。由於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屬性也應包括在人性之內。我把心智屬性區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強調非理性即個體的情緒和情感體驗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的豐富的屬性，屬性的歷史發展，發展中的整體聯繫，由此構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會本質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豐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約而一致的。個人同樣如此，一個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滿足程度和能力的發展程度，受制於並且體現了他的整個個性的發展程度。個性是人性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表達的是具體個人占有豐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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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性探討 周國平
我讀碩士生的專業方向是蘇聯當代哲學。之所以報這個專業，只因為以前公共外語學的是俄語，基礎較好，比較有把握。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專業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蘇聯哲學方面總不能一點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帳。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有一個德波林，是哲學界的頭面人物。三十年代初，史達林親自發動對他的批判，定性為“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把他打下去了。在這場批判運動中，最兇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學界的領導地位，從此成為史達林的頭號御用哲學家。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觀點，因此，在中國理論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個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發現他精通黑格爾哲學，並且相當認真地做著唯物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法的工作。相反，讀了批判他的那些資料，我發現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理論探討，只有殺氣騰騰的意識形態審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興趣的那種哲學家，他是一個書呆子，缺乏個性和創造性。引起我關注的是，這場批判開了惡劣的先例，用領導人定調子和中央做決議的方式解決學術問題，用大批判取代學術討論，徹底取消了學術的獨立地位。於是，我決定為德波林翻案，寫了《正確評價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論觀點辯護外，我主要強調了這場批判的惡劣影響，尤其是對我國的影響，其中包括：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實用主義流行，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在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片面強調哲學為政治服務，實際上取消了哲學;在哲學史方面，片面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變革意義，抹殺了人類兩千年哲學探索的價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舉辦第一次學術交流會，我在會上介紹了上述觀點，引起不小的震動。我的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的內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著收在一本《史達林哲學思想討論文集》中。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事實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鉛字，心裡是很高興的。
從第二學年起，我把注意力轉向了解蘇聯當代哲學的動態，瀏覽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機關刊物《哲學問題》，閱讀一些新出版的書籍。因為仍然太濃的意識形態色彩，也因為蘇聯人的充滿廢話的冗長文風，我一點兒不喜歡這些東西。但是，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在當時的蘇聯哲學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義問題是一個熱門，而這又是世界範圍內哲學關心人的問題的大趨勢的折射。與我們相比，蘇聯哲學家們對世界性哲學問題的反應畢竟敏銳得多，探討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對人的問題感興趣，並深感國內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陸續寫了一些綜合介紹蘇聯人研究情況的文章，也翻譯了一些相關資料，在刊物上發表，算是向國人提供借鑑。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參與編寫賈老師主持的《蘇聯當代哲學》一書，承擔了其中相當一部分章節的寫作和最後的統稿工作。此外，我還參與了蘇聯哲學書籍的大量翻譯工作，直到畢業後兩三年仍是如此。我譯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時能譯近萬字。但是，總的來說，我對這類工作是越來越厭煩了，覺得是浪費時間。我在某一天的日記里寫道：“終於把蘇聯哲學的暫缺部分寫完了，感到一身輕鬆。拿走吧，把這堆廢紙統統拿走吧，拿去出版還是拿去餵老鼠，我才不管呢。”這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我的確感到所做的這些事情沒有多大價值，因而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牴觸情緒。
第三學年的任務是寫碩士論文，我決定不受專業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開蘇聯哲學，直接研究人性問題。賈老師十分開明，對此欣然同意，並且在我的寫作過程中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讚賞。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獨斷自負的導師手下，便絕無此種可能。因此，我一面慶幸自己運氣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賈老師。我在上大學時就對人性問題有濃厚的興趣，趁寫碩士論文的機會做一番系統探討，可以說是了卻一個宿願。論文的題目是《人性的哲學探討》，計劃寫六章，即：一，哲學和人性觀;二，人性觀的基本類型;三，人的活動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論的若干方法論問題。最後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約十八萬字。在那一年及稍後的時間裡，結合碩士論文的研究，我還寫作和發表了一些談馬克思人性理論的文章，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價值觀》、《只有一個馬克思》、《歷史進步的雙重尺度》、《馬克思的自由觀》等。其中的《只有一個馬克思》一文，主要論證馬克思在後期與在青年時期一樣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我曾在1981年4月於洛陽舉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年會上宣讀過。我發言後，正統派發起猛烈批評，但我無心作戰，當時在華中工學院任教的黃克劍替我奮起反擊。他是主張馬克思主義人學的一員干將，在辯論中大顯身手，對馬克思的原著極為熟悉，隨口大段引證，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鋒芒勢如破竹，我就更樂於懷著欣賞的心情做一個觀戰者了。
我的碩士論文及相關文章無疑帶著那個時代的顯著痕跡，表現在比較單一地以馬克思為思想資源，並且不得不大量引證原著來為我的觀點辯護。如果現在做這項研究，我肯定會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的思想資源。但是，我至今認為，馬克思不愧是一個屬於西方優秀精神傳統的偉大思想家，他的理論包括人性理論依然是一個寶庫。毫無疑問，當我依據他的理論闡述我的觀點時，我是有所側重和發揮的。現在回過頭去看，我仍贊成我當時所闡述的一些觀點，我後來的思想與它們是一脈相傳的。在中國當時的理論界，只要談到人性問題，就必定會搬出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著名論斷。然而，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極為表面和狹隘，基本思路是據此把人性歸結為社會性，又把社會性歸結為階級性。針對此，我著重闡述了以下觀點——
第一，人性有豐富的內涵，它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屬性、心智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綜合體。由於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屬性也應包括在人性之內。我把心智屬性區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強調非理性即個體的情緒和情感體驗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的豐富的屬性，屬性的歷史發展，發展中的整體聯繫，由此構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會本質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豐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約而一致的。個人同樣如此，一個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滿足程度和能力的發展程度，受制於並且體現了他的整個個性的發展程度。個性是人性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表達的是具體個人占有豐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