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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孤獨對於心理健康的價值，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談論。例如，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是動物的本能，“不反應的能力”則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覺過剩”的禍害並不亞於“感覺剝奪”。總之，我們不能一頭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際關係里，而放棄了對內在世界的整合。斯托爾的結論是：內在的心理經驗是最奧妙、最有療效的。容格後期專門治療中年病人，他發現，他的大多數病人都很能適應社會，且有傑出的成就，“中年危機”的原因就在於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說，也就是缺乏個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覺人生的空虛。他試圖通過一種所謂“個性化過程”的方案加以治療，使這些病人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我懷疑這個方案是否當真有效，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通過心理治療而獲得他本來所沒有的個性。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即個性以及基本的孤獨體驗乃是人生意義問題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裡。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裡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激發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像力。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面，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強制的孤獨不只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不過，對於大多數天才來說，他們之陷於孤獨不是因為外在的強制，而是由於自身的氣質。大體說來，藝術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憂鬱型氣質，而孤獨中的寫作則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說：“我寫憂鬱，是為了使自己無暇憂鬱。”只是一開始作為一種補償的寫作，後來便獲得了獨立的價值，成了他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創作過程無疑能夠抵禦憂鬱，所以，據精神科醫生們說，只有那些創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去治病。但是，據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鬱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擾地專注於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獨的精神創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裡明顯地低於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侯他們會感到輕鬆自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於他們來說，創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係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後指出：亞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四
孤獨之為人生的重要體驗，不僅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才能與自己的靈魂相遇，而且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的靈魂才能與上帝、與神秘、與宇宙的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面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面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面對整體和萬物之源的體驗，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體驗。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創立過程中，孤獨的經驗都起了關鍵作用。釋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後，而且是在離開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後，他是獨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樹下連日冥思，而後豁然徹悟的。耶穌也是在曠野度過了四十天，然後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齋月期間，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隱居。
我相信這些宗教領袖決非故弄玄虛。斯托爾所舉的例子表明，在自願的或被迫的長久獨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樣會產生一種與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體感”，一種“與存在本身交談”的體驗。而且，曾經有過這種體驗的人都表示，那些時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發生著永久的影響。一個人未必因此就要歸依某一宗教，其實今日的許多教徒並沒有真正的宗教體驗，一個確鑿的證據是，他們不是在孤獨中、而必須是在寺廟和教堂里，在一種實質上是公眾場合的儀式中，方能領會一點宗教的感覺。然而，這種所謂的宗教感，與始祖們在孤獨中感悟的境界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
三
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裡。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裡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激發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像力。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面，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強制的孤獨不只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不過，對於大多數天才來說，他們之陷於孤獨不是因為外在的強制，而是由於自身的氣質。大體說來，藝術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憂鬱型氣質，而孤獨中的寫作則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說：“我寫憂鬱，是為了使自己無暇憂鬱。”只是一開始作為一種補償的寫作，後來便獲得了獨立的價值，成了他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創作過程無疑能夠抵禦憂鬱，所以，據精神科醫生們說，只有那些創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去治病。但是，據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鬱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擾地專注於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獨的精神創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裡明顯地低於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侯他們會感到輕鬆自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於他們來說，創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係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後指出：亞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四
孤獨之為人生的重要體驗，不僅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才能與自己的靈魂相遇，而且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的靈魂才能與上帝、與神秘、與宇宙的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面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面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面對整體和萬物之源的體驗，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體驗。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創立過程中，孤獨的經驗都起了關鍵作用。釋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後，而且是在離開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後，他是獨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樹下連日冥思，而後豁然徹悟的。耶穌也是在曠野度過了四十天，然後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齋月期間，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隱居。
我相信這些宗教領袖決非故弄玄虛。斯托爾所舉的例子表明，在自願的或被迫的長久獨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樣會產生一種與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體感”，一種“與存在本身交談”的體驗。而且，曾經有過這種體驗的人都表示，那些時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發生著永久的影響。一個人未必因此就要歸依某一宗教，其實今日的許多教徒並沒有真正的宗教體驗，一個確鑿的證據是，他們不是在孤獨中、而必須是在寺廟和教堂里，在一種實質上是公眾場合的儀式中，方能領會一點宗教的感覺。然而，這種所謂的宗教感，與始祖們在孤獨中感悟的境界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