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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不愧是一個傳媒大省，各類報刊和電視都很發達，製造新聞和搶眼球的本事不同凡響。對余秋雨老師在嶽麓書院的演講本來就是眾說紛紜，加上媒體的釜底“加”薪、火上澆油，以巨大的版面和寶貴的時段，組織各類人士大加評說，一時間弄得褒貶毀譽，波瀾四起。事後，我問那些當時對此事十分起勁的新聞界人士因由何在，他們笑著說，不為什麼，只有這樣搞，才會有人看。
“余秋雨嶽麓書院講學事件”所激起的“湘水餘波”，是非功過最終要讓歷史來評說。不過，也不知為什麼，自此以後陸續來在這裡演講的杜維明、余光中、黃永玉等人卻都平安無事、波瀾不驚了。前不久，我陪一位外地朋友去嶽麓書院參觀，發現這座飽經滄桑的千年學府似乎年輕了許多，院子裡參觀的人很多，柜子里擺著不少新出的研究這所庭院和湖湘文化的書。看到這一切，我與友人談到四年前那場故事，似乎少了許多沉重，多了一些輕鬆。
三
自一九九九年夏天的嶽麓書院講學之後，余秋雨先生整整四年沒來湖南。其間不少活動邀他，一些媒體甚至播出了他即將蒞湘的消息，結果都末能成行。
二零零三年八月的一天，郴州某文化單位的負責人來到我的辦公室，帶來了余秋雨先生近期來湘的消息。這信息既令我興奮又令我生疑，我馬上撥通了余夫人的電話。從馬蘭那裡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我們驚喜不己，馬上又與余先生的特別助理金克林先生聯繫，著手安排余先生來湘的行程。
九月十二日，金克林先生和吳克瓊小姐來到長沙。十三日晚，余秋雨先生從杭州飛抵長沙。
為了讓先生休息得好一點，我們封鎖了一切消息。第二天中午，幾位學生與余先生在“一路吉祥”酒店小聚之後，驅車直奔湖南的南大門郴州市。
車上，我們聊起了先生此行的緣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余老師應湖南省文化廳之邀，給一批戲劇創作骨幹講課。聽了課，學生們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其中一位來自郴州的學生更是相見恨晚，因與先生不太熟，便托人請先生去郴州小憩，沒想到先生竟然答應了，後因先生行程變化，終於沒能去成。一晃二十年過去了，這位學生的心愿始終不改，輾轉得到先生的電話號碼之後，給先生寄去一本自己寫的介紹郴州的小書的同時，又向先生發出了誠摯的邀請。也許是學生的誠心，也許是山水的吸引，也許是人生的緣分，一年到頭忙得腳不著地的先生答應了學生的邀請，騰出寶貴的時間來赴這個晚了二十年的約會。
來到郴州，正趕上市裡的生態旅遊節，熱情的市委、市政府領導，使我們想讓先生休息幾天的計劃落了空。余老師真是好說話，對別人的要求有求必應，也不怕急壞了我們這些怕他累著的學生們。不管我們怎麼擋駕，怎麼眨眼睛打手勢 ，他依然微笑著點頭答應那些似乎沒完沒了的要求。事後問他為什麼這樣，他依然微笑著說，答應一件事比拒絕一件事容易，拒絕要找許多理由，挺麻煩。我們抬出馬蘭師母來威脅他，不料先生依然微笑著說，你師母比老師更好說話。
我們事先商量好的計劃全部打亂了，先生成了生態旅遊節最重要的嘉賓，幾乎跑遍了郴州的旅遊景點，參加了旅遊節的主要活動，我們這些學生累得衣衫濕透粗氣直喘，他依然微笑著嘲笑我們沒用，比不上老師。在郴州幾天，先生的行程排得滿滿的，白天要講學、參觀、應酬，晚上要看演出，接待來訪，每天很晚才能休息，離開郴州市的前一個晚上，第二天他要演講，他也是兩點多才送走來訪者，還題了二十幾幅字，直到清晨才小憩片刻。
余秋雨先生在郴州的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上午。
九月十六日下午，余秋雨老師應邀到湘南學院講學。作為蒞臨湘南學院的第一位文化名人，余教授對學院的校風、學風建設提出了極富人文精神的建議。他說，湘南學院作為最年輕的大學應克服負面的影響，在傳承校風的基礎上，打造一種更輕鬆更富有創新精神的新學風。湘南學院的第一代大學生肩負著開創校風並使之成為經典的重任。他強調，善良、歡樂、健康是當代大學生的學風之本、人格之源。演講結束之後，余老師還生動、幽默、得體地回答了學生們的提問。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4)
十六日晚，綿綿秋雨使郴州的空氣清新土地滋潤，夜色美麗無比。余秋雨教授在蘇仙嶺下的牧藝茶館與郴州市委和省市文化單位的負責人聚首，一邊品茶，一邊討論文化問題。就著清雅的茶香，余先生讚揚郴州的生態資源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具有開發現代旅遊的基礎。得感謝有眼光的領導和純樸的老百姓，比較完美地保存了一塊風水寶地，沒有成為“富裕但是不美麗的地方”。
在座的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在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上頗有造詣，余秋雨先生認為從政的人應該做一些歷史進程的記錄，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做一些寶貴的細節記錄。沒有內容、沒有細節的散文是貧弱的，沒有生命力的。文章應該在大範圍內思考，不能夠成天吟風弄月，那樣顯得比較膚淺。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時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們的策論中包含著許多對人生的感悟和對社會的思考，他們的散文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社會主流。目前正處於一個文化轉型期，文化界應該主動思考社會需要，並按社會的需要來記錄和反映社會。
十七日上午是余秋雨先生此次郴州之行的重頭戲。
上午9點，余秋雨老師在郴州市人民會堂作了題為《現代旅遊文化》的演講。演講廓清了人們習慣上對文化和旅遊的誤會。
余老師認為，人們習慣上對文化的誤會主要有三種：一是文化的書面化誤會。文化不僅是書面化的東西，書本上留下的文化規則是轉型前的，如果用它來指導今天正在發生的轉型和轉型後的文化是不適宜的。因此應該有許多文化人從事社會考察，創造新的文化，這種考察可以是旅行，也可以是從事社會事務，也包括從政等。現在處於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文化人應該面對現實發生的一切。社會轉型之後，文化轉型還沒有跟上。年輕的文化人應該認真面對這個問題。二是文化的古典化誤會。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唐宋以來最好的，人們安居樂業，集中精力搞建設，環境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不能停留在緬懷中尋找現代文化的依據。三是文化的地域性誤會。經常有人說“我們這裡多麼好”，充滿了地域性的自豪。但從文化上看，這是一種誤區。郴州就沒有過分強調文化的地域化，崑劇不是湖南的地方劇種，居然在這裡得到了異地保存，形成了湘昆。郴州提出要成為“粵港澳後花園”的概念，也是一個衝破地域性封閉的口號。應該衝破地域限制來看文化，旅遊文化應的是讓地方封閉性全部解除的文化，現代旅遊就是讓大家隨腳踏入。
人們習慣上對旅遊的誤會也有三種：一是長期以來認為旅遊是小事，是娛樂休閒，不重要。二是長期將旅遊當成學習活動，哪裡有古蹟或者民族英雄就往哪裡跑，把古蹟作賣點，甚至偽造古蹟，偽造傳說和神話，把旅客當作學者。三是參觀式旅遊多，居住式旅遊少。光是參觀，沒有多少消費，郴州的生態旅遊資源豐富，發展居住式旅遊的可能性很大。
“余秋雨嶽麓書院講學事件”所激起的“湘水餘波”，是非功過最終要讓歷史來評說。不過，也不知為什麼，自此以後陸續來在這裡演講的杜維明、余光中、黃永玉等人卻都平安無事、波瀾不驚了。前不久，我陪一位外地朋友去嶽麓書院參觀，發現這座飽經滄桑的千年學府似乎年輕了許多，院子裡參觀的人很多，柜子里擺著不少新出的研究這所庭院和湖湘文化的書。看到這一切，我與友人談到四年前那場故事，似乎少了許多沉重，多了一些輕鬆。
三
自一九九九年夏天的嶽麓書院講學之後，余秋雨先生整整四年沒來湖南。其間不少活動邀他，一些媒體甚至播出了他即將蒞湘的消息，結果都末能成行。
二零零三年八月的一天，郴州某文化單位的負責人來到我的辦公室，帶來了余秋雨先生近期來湘的消息。這信息既令我興奮又令我生疑，我馬上撥通了余夫人的電話。從馬蘭那裡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我們驚喜不己，馬上又與余先生的特別助理金克林先生聯繫，著手安排余先生來湘的行程。
九月十二日，金克林先生和吳克瓊小姐來到長沙。十三日晚，余秋雨先生從杭州飛抵長沙。
為了讓先生休息得好一點，我們封鎖了一切消息。第二天中午，幾位學生與余先生在“一路吉祥”酒店小聚之後，驅車直奔湖南的南大門郴州市。
車上，我們聊起了先生此行的緣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余老師應湖南省文化廳之邀，給一批戲劇創作骨幹講課。聽了課，學生們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其中一位來自郴州的學生更是相見恨晚，因與先生不太熟，便托人請先生去郴州小憩，沒想到先生竟然答應了，後因先生行程變化，終於沒能去成。一晃二十年過去了，這位學生的心愿始終不改，輾轉得到先生的電話號碼之後，給先生寄去一本自己寫的介紹郴州的小書的同時，又向先生發出了誠摯的邀請。也許是學生的誠心，也許是山水的吸引，也許是人生的緣分，一年到頭忙得腳不著地的先生答應了學生的邀請，騰出寶貴的時間來赴這個晚了二十年的約會。
來到郴州，正趕上市裡的生態旅遊節，熱情的市委、市政府領導，使我們想讓先生休息幾天的計劃落了空。余老師真是好說話，對別人的要求有求必應，也不怕急壞了我們這些怕他累著的學生們。不管我們怎麼擋駕，怎麼眨眼睛打手勢 ，他依然微笑著點頭答應那些似乎沒完沒了的要求。事後問他為什麼這樣，他依然微笑著說，答應一件事比拒絕一件事容易，拒絕要找許多理由，挺麻煩。我們抬出馬蘭師母來威脅他，不料先生依然微笑著說，你師母比老師更好說話。
我們事先商量好的計劃全部打亂了，先生成了生態旅遊節最重要的嘉賓，幾乎跑遍了郴州的旅遊景點，參加了旅遊節的主要活動，我們這些學生累得衣衫濕透粗氣直喘，他依然微笑著嘲笑我們沒用，比不上老師。在郴州幾天，先生的行程排得滿滿的，白天要講學、參觀、應酬，晚上要看演出，接待來訪，每天很晚才能休息，離開郴州市的前一個晚上，第二天他要演講，他也是兩點多才送走來訪者，還題了二十幾幅字，直到清晨才小憩片刻。
余秋雨先生在郴州的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上午。
九月十六日下午，余秋雨老師應邀到湘南學院講學。作為蒞臨湘南學院的第一位文化名人，余教授對學院的校風、學風建設提出了極富人文精神的建議。他說，湘南學院作為最年輕的大學應克服負面的影響，在傳承校風的基礎上，打造一種更輕鬆更富有創新精神的新學風。湘南學院的第一代大學生肩負著開創校風並使之成為經典的重任。他強調，善良、歡樂、健康是當代大學生的學風之本、人格之源。演講結束之後，余老師還生動、幽默、得體地回答了學生們的提問。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4)
十六日晚，綿綿秋雨使郴州的空氣清新土地滋潤，夜色美麗無比。余秋雨教授在蘇仙嶺下的牧藝茶館與郴州市委和省市文化單位的負責人聚首，一邊品茶，一邊討論文化問題。就著清雅的茶香，余先生讚揚郴州的生態資源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具有開發現代旅遊的基礎。得感謝有眼光的領導和純樸的老百姓，比較完美地保存了一塊風水寶地，沒有成為“富裕但是不美麗的地方”。
在座的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在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上頗有造詣，余秋雨先生認為從政的人應該做一些歷史進程的記錄，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做一些寶貴的細節記錄。沒有內容、沒有細節的散文是貧弱的，沒有生命力的。文章應該在大範圍內思考，不能夠成天吟風弄月，那樣顯得比較膚淺。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時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們的策論中包含著許多對人生的感悟和對社會的思考，他們的散文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社會主流。目前正處於一個文化轉型期，文化界應該主動思考社會需要，並按社會的需要來記錄和反映社會。
十七日上午是余秋雨先生此次郴州之行的重頭戲。
上午9點，余秋雨老師在郴州市人民會堂作了題為《現代旅遊文化》的演講。演講廓清了人們習慣上對文化和旅遊的誤會。
余老師認為，人們習慣上對文化的誤會主要有三種：一是文化的書面化誤會。文化不僅是書面化的東西，書本上留下的文化規則是轉型前的，如果用它來指導今天正在發生的轉型和轉型後的文化是不適宜的。因此應該有許多文化人從事社會考察，創造新的文化，這種考察可以是旅行，也可以是從事社會事務，也包括從政等。現在處於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文化人應該面對現實發生的一切。社會轉型之後，文化轉型還沒有跟上。年輕的文化人應該認真面對這個問題。二是文化的古典化誤會。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唐宋以來最好的，人們安居樂業，集中精力搞建設，環境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不能停留在緬懷中尋找現代文化的依據。三是文化的地域性誤會。經常有人說“我們這裡多麼好”，充滿了地域性的自豪。但從文化上看，這是一種誤區。郴州就沒有過分強調文化的地域化，崑劇不是湖南的地方劇種，居然在這裡得到了異地保存，形成了湘昆。郴州提出要成為“粵港澳後花園”的概念，也是一個衝破地域性封閉的口號。應該衝破地域限制來看文化，旅遊文化應的是讓地方封閉性全部解除的文化，現代旅遊就是讓大家隨腳踏入。
人們習慣上對旅遊的誤會也有三種：一是長期以來認為旅遊是小事，是娛樂休閒，不重要。二是長期將旅遊當成學習活動，哪裡有古蹟或者民族英雄就往哪裡跑，把古蹟作賣點，甚至偽造古蹟，偽造傳說和神話，把旅客當作學者。三是參觀式旅遊多，居住式旅遊少。光是參觀，沒有多少消費，郴州的生態旅遊資源豐富，發展居住式旅遊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