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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師聊天是學習，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總是期待和珍惜這種機會。
中國知識界的方向(厲震林)
轉型這個概念，是目前中國使用頻率較高的一個詞彙，但是，它的意義，主要是指政治和經濟領域。其實，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余秋雨老師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方向。
余秋雨老師也曾經徹夜於青燈黃卷下，著書立說，按照傳統文人生活形態，在書齋中安
身立命，成就輝煌巨著，但是，終於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師感覺如此繼續做下去，可能會產生知識的失效，產生一種重複怪圈，必須走出書齋，到文化和歷史的第一現場，親自觸摸知識生命的原生態，尋找學術靈感，然後回到書齋，重新著書立說。
這走出的一步，對余秋雨老師是一小步，但對中國知識界，卻是一大步。
因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直較為缺少田野調查精神，在書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東抄西抄，剪剪貼貼，做些所謂“學術”。自然，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難度很大，很容易失卻鮮活的學術原創力量，而成為“掉書袋”學問。
余秋雨老師的走出，並不是否定這種書齋學問，但是，中國這樣的學問家太多了，需要出現像余秋雨老師一般的學者，到原始的知識現場，給中國文化研究注入一種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師出走得早了一點，許多人便不習慣，原有學術生態受到衝擊，於是議論紛紛，但是，並不奇怪。
正是因為接觸了知識現場，余秋雨老師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實氣息，形成文字以後，便與大眾對原創的知識渴望產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師的文章，成為社會文化“聖經”。余秋雨老師又將自己的考察思想廣為傳播，讓文化走向大眾，走向應該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終是為大眾服務的。
沙龍式的學者，又不習慣，於是，同樣議論紛紛，但是，同樣並不奇怪。
余秋雨老師的一步，對於中國知識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將會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1)
一
余秋雨先生與湖南有緣。這種緣分首先體現在他對這方山水的喜愛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師來長沙招生，在考場上我們相識。自此之後，我記得他來過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來，約有十餘次。每次講學、授課之餘，他親歷三湘四水，前後到
過長沙、岳陽、韶山、張家界、郴州等地。據我所知，除了他的故鄉和長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來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對湘地山水風情、文化蘊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於心的情結，於是便有了兩篇膾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寫洞庭湖，寫岳陽樓，寫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遊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於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後者寫長沙的嶽麓書院，那是先生心中的聖殿，他曾多次拜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過，聆聽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從“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謁嶽麓書院寫起，牽出了他對中國教育乃至中國文化的綿綿思緒和深層思考，歷史與現實交融，古人與今人對話，景物與情感相撞，從延綿千年的庭院，讀出了中國文化的人格和靈魂。
這兩篇文章的確是兩篇散文佳作，對讀者的影響頗深，對這幾處文物和景觀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陽文化界的朋友告訴我，不少來岳陽的旅遊者和考察者，都會提到《洞庭一角》。筆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參觀嶽麓書院，雖然他們的職務和職業不同，卻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隨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美國，洛杉磯湖南同鄉會邀請我們出席新年聯歡會。會上，我唱了一曲家鄉的花鼓調《劉海砍樵》，遠在異鄉的家鄉人得知我曾經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便圍過來打聽余秋雨老師的情況，幾位教授和畫廊老闆，還與我談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說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別之時，含淚相約，來年同游嶽麓書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為學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過程中發現，他對湖南的人文傳統和文化名人相當敬仰。他在講學和文章中對湖湘文化深懷敬意，對屈原、朱熹、張軾、王陽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國藩、郭嵩燾、楊昌濟、齊白石、田漢、歐陽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遺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寫文章，他教我不要脫離湖南的文化傳統;思考問題，他要求我必須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礎。前不久，因創作一位湘籍藝術名家電視連續劇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誡我，要寫出湖湘文化的影響，從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積極意義。其實，無論是從余老師的散文所體現的文化精神，還是在眾多文化活動中顯現的人生態度，都可以覺出作為湖湘文化重要內容的“經世致用”和“憂患意識”對他的重大影響。
余秋雨先生不僅喜愛湖南的山水和人文傳統，還對湘菜情有獨鍾。每次來湖南，他都要與學生們聚會，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為江浙人，他不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們領他去吃湘春樓的名菜--水煮活魚，坐了半個小時的車，來到長沙郊區株易路口，走進簡陋的小店，品嘗一大臉盆魚，吃得讚不絕口。也許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癮，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經常點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歡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請我吃飯，宴設假日大酒店，點的是滿滿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幾位學生一起去看先生，他與夫人馬蘭商議，還是在一家湘菜館請我們吃飯。我們來到華僑城邊上的一家飯館，先生說這裡的湘菜最正宗，進去之後，飯店的老闆和服務員與他們夫婦很熟悉，“余老師、馬老師”叫個不停，很是親熱。點菜時，根本不用菜譜，他如數家珍地點了一大桌，還不無遺憾地對我說，今日不巧，店裡沒有新鮮魚頭，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醬辣椒蒸魚頭了。
余秋雨老師在《千年庭院》的結尾處寫道，“為此，在各種豪情壯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試驗都未見多少成果之後，我和許多中國文化人一樣，把師生關係和師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否認，我對自己老師的尊敬和對自己學生的偏護有時會到盲目的地步。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幹屬於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喊：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這篇文章我讀過許多遍，每每讀到這段話，都不禁淚水朦朧，發熱的眼眶裡浮現出一些難忘的人和事。
余老師的湖南學生很多。湖南進過上海戲劇學院的有幾百人，現場聽過他講課的有幾千人，電視上看過他講學的有幾十萬人，讀過他的書的人則是數不勝數。據我所知，不管是哪種情況下相識，他都會很珍惜緣分，不管他教過你多長時間，或者根本不曾謀面，只是通過屏幕和書本相識，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會拒絕，並且盡力相幫。見不著面時，一封信寫過去，不日便會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機會在一起，不管講學、應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問題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層工作的學生因病去世後，其女想報考父親的母校，余老師知道後，雖然他當時極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計幫忙聯繫，而且一直牽掛在心，來嶽麓書院講學時，還在問詢這事，並看望了學生的遺孀和女兒。這次余老師到郴州講學路過長沙，聚會時看到一位學生氣色不佳，離開湖南時一再叮囑我，要與這位學生聊聊，並托我轉告，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勇敢面對，積極生活。
中國知識界的方向(厲震林)
轉型這個概念，是目前中國使用頻率較高的一個詞彙，但是，它的意義，主要是指政治和經濟領域。其實，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余秋雨老師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方向。
余秋雨老師也曾經徹夜於青燈黃卷下，著書立說，按照傳統文人生活形態，在書齋中安
身立命，成就輝煌巨著，但是，終於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師感覺如此繼續做下去，可能會產生知識的失效，產生一種重複怪圈，必須走出書齋，到文化和歷史的第一現場，親自觸摸知識生命的原生態，尋找學術靈感，然後回到書齋，重新著書立說。
這走出的一步，對余秋雨老師是一小步，但對中國知識界，卻是一大步。
因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直較為缺少田野調查精神，在書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東抄西抄，剪剪貼貼，做些所謂“學術”。自然，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難度很大，很容易失卻鮮活的學術原創力量，而成為“掉書袋”學問。
余秋雨老師的走出，並不是否定這種書齋學問，但是，中國這樣的學問家太多了，需要出現像余秋雨老師一般的學者，到原始的知識現場，給中國文化研究注入一種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師出走得早了一點，許多人便不習慣，原有學術生態受到衝擊，於是議論紛紛，但是，並不奇怪。
正是因為接觸了知識現場，余秋雨老師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實氣息，形成文字以後，便與大眾對原創的知識渴望產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師的文章，成為社會文化“聖經”。余秋雨老師又將自己的考察思想廣為傳播，讓文化走向大眾，走向應該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終是為大眾服務的。
沙龍式的學者，又不習慣，於是，同樣議論紛紛，但是，同樣並不奇怪。
余秋雨老師的一步，對於中國知識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將會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1)
一
余秋雨先生與湖南有緣。這種緣分首先體現在他對這方山水的喜愛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師來長沙招生，在考場上我們相識。自此之後，我記得他來過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來，約有十餘次。每次講學、授課之餘，他親歷三湘四水，前後到
過長沙、岳陽、韶山、張家界、郴州等地。據我所知，除了他的故鄉和長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來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對湘地山水風情、文化蘊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於心的情結，於是便有了兩篇膾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寫洞庭湖，寫岳陽樓，寫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遊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於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後者寫長沙的嶽麓書院，那是先生心中的聖殿，他曾多次拜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過，聆聽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從“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謁嶽麓書院寫起，牽出了他對中國教育乃至中國文化的綿綿思緒和深層思考，歷史與現實交融，古人與今人對話，景物與情感相撞，從延綿千年的庭院，讀出了中國文化的人格和靈魂。
這兩篇文章的確是兩篇散文佳作，對讀者的影響頗深，對這幾處文物和景觀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陽文化界的朋友告訴我，不少來岳陽的旅遊者和考察者，都會提到《洞庭一角》。筆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參觀嶽麓書院，雖然他們的職務和職業不同，卻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隨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美國，洛杉磯湖南同鄉會邀請我們出席新年聯歡會。會上，我唱了一曲家鄉的花鼓調《劉海砍樵》，遠在異鄉的家鄉人得知我曾經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便圍過來打聽余秋雨老師的情況，幾位教授和畫廊老闆，還與我談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說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別之時，含淚相約，來年同游嶽麓書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為學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過程中發現，他對湖南的人文傳統和文化名人相當敬仰。他在講學和文章中對湖湘文化深懷敬意，對屈原、朱熹、張軾、王陽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國藩、郭嵩燾、楊昌濟、齊白石、田漢、歐陽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遺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寫文章，他教我不要脫離湖南的文化傳統;思考問題，他要求我必須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礎。前不久，因創作一位湘籍藝術名家電視連續劇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誡我，要寫出湖湘文化的影響，從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積極意義。其實，無論是從余老師的散文所體現的文化精神，還是在眾多文化活動中顯現的人生態度，都可以覺出作為湖湘文化重要內容的“經世致用”和“憂患意識”對他的重大影響。
余秋雨先生不僅喜愛湖南的山水和人文傳統，還對湘菜情有獨鍾。每次來湖南，他都要與學生們聚會，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為江浙人，他不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們領他去吃湘春樓的名菜--水煮活魚，坐了半個小時的車，來到長沙郊區株易路口，走進簡陋的小店，品嘗一大臉盆魚，吃得讚不絕口。也許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癮，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經常點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歡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請我吃飯，宴設假日大酒店，點的是滿滿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幾位學生一起去看先生，他與夫人馬蘭商議，還是在一家湘菜館請我們吃飯。我們來到華僑城邊上的一家飯館，先生說這裡的湘菜最正宗，進去之後，飯店的老闆和服務員與他們夫婦很熟悉，“余老師、馬老師”叫個不停，很是親熱。點菜時，根本不用菜譜，他如數家珍地點了一大桌，還不無遺憾地對我說，今日不巧，店裡沒有新鮮魚頭，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醬辣椒蒸魚頭了。
余秋雨老師在《千年庭院》的結尾處寫道，“為此，在各種豪情壯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試驗都未見多少成果之後，我和許多中國文化人一樣，把師生關係和師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否認，我對自己老師的尊敬和對自己學生的偏護有時會到盲目的地步。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幹屬於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喊：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這篇文章我讀過許多遍，每每讀到這段話，都不禁淚水朦朧，發熱的眼眶裡浮現出一些難忘的人和事。
余老師的湖南學生很多。湖南進過上海戲劇學院的有幾百人，現場聽過他講課的有幾千人，電視上看過他講學的有幾十萬人，讀過他的書的人則是數不勝數。據我所知，不管是哪種情況下相識，他都會很珍惜緣分，不管他教過你多長時間，或者根本不曾謀面，只是通過屏幕和書本相識，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會拒絕，並且盡力相幫。見不著面時，一封信寫過去，不日便會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機會在一起，不管講學、應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問題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層工作的學生因病去世後，其女想報考父親的母校，余老師知道後，雖然他當時極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計幫忙聯繫，而且一直牽掛在心，來嶽麓書院講學時，還在問詢這事，並看望了學生的遺孀和女兒。這次余老師到郴州講學路過長沙，聚會時看到一位學生氣色不佳，離開湖南時一再叮囑我，要與這位學生聊聊，並托我轉告，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勇敢面對，積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