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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適合做領導，領導當然也是一門藝術，但和你所喜歡、所追求的藝術可能不是一回事兒。依我對你的了解，還是從事專業的好。”聽了余先生的話，我毫不猶豫地給文化局領導寫了一封信，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應該說，這可能是我有生以來最正確、最重要的一次選擇。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我現在不是什麼成功的藝術家，但以我的脾氣，我的性格，如果讓我做領導，極有可能不是害了別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話，無疑為我以後對藝術的追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那時候，學業上的落後曾使我對自己產生過懷疑，覺得自己不是搞藝術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錯的成績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臨離校前，我去見余先生。本來我是準備向先生道謝的，但面對先生，我醞釀已久的一肚子話竟一句也沒有說出來。臨走，先生給我題了這樣一段贈言：只有不停地創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無限的可能和無限的前程!
懷惴著先生的這些話和干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我回到了原單位。但我很快發現，這座因襲了太多傳統的古老縣城和我這個在上海灘薰陶了兩年的學子竟是那樣格格不入，我像個異類被排擠、打壓，甚至有人將我對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對藝術的一些解釋看成了精神方面的問題……在極度的苦悶中，我只好再次求教於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懷疑自己，你的進步是肯定的!”“立足於縣城並不意味著眼於縣城，你應該去尋找更大的生存空間，也就是將自己的視野向縣城以外延伸和擴展。”
1989年，機會來了，山東藝術學院決定借用我去當編劇教師。但由於體制的關係，由於身份的關係，藝術學院的領導明確地告訴我，借用只是借用，調入幾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可以到藝術學院教書，但是我可能永遠沒法真正走入藝術學院。這種事情現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但在當時，有慣了一個固定單位的我，一下子要淪為另外一個單位的打工仔，沒有固定的身份，沒有未來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丟掉文化館這個尚算自由的工作，畢竟風險巨大。所以，進還是退，去還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無奈，又一次提筆給先生寫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訴我：你毫無疑問地應該去，並說你現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獲得人生的大自由，就應該到更大的空間裡去!並且先生在那個時候就預言，身份的問題，體制的問題，可能在未來將不再會成為人生的羈絆。
聽了先生的話，1989年11月，我捲起行李走進了山東藝術學院，走上了編劇專業的講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後是住倉庫和五個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這裡找到了更為廣闊、更加適合我的發展空間，我用先生的教學態度對待教學，用先生對待學生的態度對待學生，我堅信，只要像先生對他的學生那樣，有著深刻的理解，有著真摯的關注，就不會有愧於老師這個稱呼。
如今我在山東藝術學院的編劇專業里，也算是個資深的教師了，我現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學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過的路，我不能不感謝我的老師余秋雨。是他使我從一個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寬宏大度，他過人的思想，淵博的學識，都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經變成了我必須堅守的人生態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沒有餘秋雨，起碼我還會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彎路，起碼我現在還沒有資格站在講台上，對我的學生們去談經說道，去講述藝術的真諦。所以，不管現在有多少人對我的先生評頭論足，說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覆嘟噥一句話：“先別急著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邊去認認真真地做兩年學生，你甚至連傍著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會改掉!”
跟老師聊天(畢大松)
離開學校後，估計我與秋雨老師的交往與其他同學相比應該算是頻密的。在武漢前往黃岡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維多麗亞港駛向長洲島的小輪上，在深圳簽名售書的儀式上，在很多場合，我們都有過無拘無束的交談。這種談話散淡平實，輕鬆舒暢，老師不顯威嚴，學生不覺緊張，令人如沐春風，心曠神怡。話題雖然天上人間，但聊得最多的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學們的情狀。
每次一見面，開場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了解到的有關同學的近況，每當這時候，余老師總是顯得很興奮，而且提示道：“你先說，你先說。”聽我講時，他頭稍右偏，面帶微笑，身略前傾，全神貫注。聽到曲折處也不插話，臉上顯出既好奇、意外，又瞭然於胸的神情。輪到他講，則不疾不徐，娓娓道來，講事跡是畫龍，評得失是點睛，寥寥幾句勾勒，某同學在我心目中已經淡漠的印象馬上在眼前鮮活起來。講到高興處，學生大笑，老師小笑，滿桌人為之動容，連莊重矜持的馬蘭老師也不禁莞爾。馬老師也能點出許多學生的名字並經常問及，我想是受余老師的影響吧。
跟老師聊天過程中可感受到他對學生真誠的關愛。談及某學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師總是給予熱情肯定，而對學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總有一份長者般的牽掛。畢業十幾年後，我們班同學中真正從事戲劇或其它藝術的已屈指可數，當年在廣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們聊起他時，雖然愛用“眉頭緊鎖、憂國憂民”來調侃他對戲劇的熱愛和執著，但對他編導的許多好戲，余老師還是讚賞有加的。興致所至，立馬撥通電話天南海北一番，但在電話里卻一字不提藝術。現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劇院的藝術總監了，仍能從余老師的言談中體味他到對這位堅守陣地的“孤獨牧羊人”的愛惜。談及湖南一位劉姓學生因病英年早逝時，老師表現出來的那種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動;有位學生因個性問題與單位領導關係不妥，老師要求我們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協調，後來知道他自己也親自出面做了許多工作。
跟老師聊天就像回到學校的教室。老師走的地方多，經的事多，見的人多，看的書多，每次聚會他都會撿重要、經典的部分講述和點評，有些東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讓我們這些終日蠅營狗苟的人求知慾大增。記得一次老師講了個笑話：說是大躍進時期，全國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趕美”，有人問郭沫若有什麼目標，郭老猶豫再三說：“十五年爭取趕上陳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對陳寅恪的興趣，滿世界去找他的書和有關他的介紹，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學生時代那份求知上進的感覺。平時在社會上在單位里扮老練，裝持重，自己也覺得累，但到老師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問一些幼稚的問題，頑皮賣乖都沒什麼心理負擔。
有段時候聊得較多的是盜版。其實，老師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的傷害比他在文章中寫到的要嚴重得多。盜版集團越來越規模化、現代化，他們有許多線人，盯住你的一舉一動。騷擾電話可打到家裡、酒店裡，有強逼也有利誘，一句很不經意的話就可能為他們帶來牟取暴利的機會。老師總說那些人印書就像印錢。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書店看到大約有七種“余選”，連忙打電話向老師諮詢，結果被告之有三種是盜版。在反盜版問題上，老師一反平時寬容隨和的風格，態度非常強硬，在多篇文章中義正詞嚴地予以反擊。當然我還記得他說過一句話：與盜版集團既要鬥勇，更要鬥智。
應該說，這可能是我有生以來最正確、最重要的一次選擇。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我現在不是什麼成功的藝術家，但以我的脾氣，我的性格，如果讓我做領導，極有可能不是害了別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話，無疑為我以後對藝術的追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那時候，學業上的落後曾使我對自己產生過懷疑，覺得自己不是搞藝術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錯的成績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臨離校前，我去見余先生。本來我是準備向先生道謝的，但面對先生，我醞釀已久的一肚子話竟一句也沒有說出來。臨走，先生給我題了這樣一段贈言：只有不停地創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無限的可能和無限的前程!
懷惴著先生的這些話和干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我回到了原單位。但我很快發現，這座因襲了太多傳統的古老縣城和我這個在上海灘薰陶了兩年的學子竟是那樣格格不入，我像個異類被排擠、打壓，甚至有人將我對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對藝術的一些解釋看成了精神方面的問題……在極度的苦悶中，我只好再次求教於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懷疑自己，你的進步是肯定的!”“立足於縣城並不意味著眼於縣城，你應該去尋找更大的生存空間，也就是將自己的視野向縣城以外延伸和擴展。”
1989年，機會來了，山東藝術學院決定借用我去當編劇教師。但由於體制的關係，由於身份的關係，藝術學院的領導明確地告訴我，借用只是借用，調入幾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可以到藝術學院教書，但是我可能永遠沒法真正走入藝術學院。這種事情現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但在當時，有慣了一個固定單位的我，一下子要淪為另外一個單位的打工仔，沒有固定的身份，沒有未來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丟掉文化館這個尚算自由的工作，畢竟風險巨大。所以，進還是退，去還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無奈，又一次提筆給先生寫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訴我：你毫無疑問地應該去，並說你現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獲得人生的大自由，就應該到更大的空間裡去!並且先生在那個時候就預言，身份的問題，體制的問題，可能在未來將不再會成為人生的羈絆。
聽了先生的話，1989年11月，我捲起行李走進了山東藝術學院，走上了編劇專業的講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後是住倉庫和五個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這裡找到了更為廣闊、更加適合我的發展空間，我用先生的教學態度對待教學，用先生對待學生的態度對待學生，我堅信，只要像先生對他的學生那樣，有著深刻的理解，有著真摯的關注，就不會有愧於老師這個稱呼。
如今我在山東藝術學院的編劇專業里，也算是個資深的教師了，我現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學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過的路，我不能不感謝我的老師余秋雨。是他使我從一個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寬宏大度，他過人的思想，淵博的學識，都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經變成了我必須堅守的人生態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沒有餘秋雨，起碼我還會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彎路，起碼我現在還沒有資格站在講台上，對我的學生們去談經說道，去講述藝術的真諦。所以，不管現在有多少人對我的先生評頭論足，說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覆嘟噥一句話：“先別急著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邊去認認真真地做兩年學生，你甚至連傍著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會改掉!”
跟老師聊天(畢大松)
離開學校後，估計我與秋雨老師的交往與其他同學相比應該算是頻密的。在武漢前往黃岡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維多麗亞港駛向長洲島的小輪上，在深圳簽名售書的儀式上，在很多場合，我們都有過無拘無束的交談。這種談話散淡平實，輕鬆舒暢，老師不顯威嚴，學生不覺緊張，令人如沐春風，心曠神怡。話題雖然天上人間，但聊得最多的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學們的情狀。
每次一見面，開場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了解到的有關同學的近況，每當這時候，余老師總是顯得很興奮，而且提示道：“你先說，你先說。”聽我講時，他頭稍右偏，面帶微笑，身略前傾，全神貫注。聽到曲折處也不插話，臉上顯出既好奇、意外，又瞭然於胸的神情。輪到他講，則不疾不徐，娓娓道來，講事跡是畫龍，評得失是點睛，寥寥幾句勾勒，某同學在我心目中已經淡漠的印象馬上在眼前鮮活起來。講到高興處，學生大笑，老師小笑，滿桌人為之動容，連莊重矜持的馬蘭老師也不禁莞爾。馬老師也能點出許多學生的名字並經常問及，我想是受余老師的影響吧。
跟老師聊天過程中可感受到他對學生真誠的關愛。談及某學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師總是給予熱情肯定，而對學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總有一份長者般的牽掛。畢業十幾年後，我們班同學中真正從事戲劇或其它藝術的已屈指可數，當年在廣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們聊起他時，雖然愛用“眉頭緊鎖、憂國憂民”來調侃他對戲劇的熱愛和執著，但對他編導的許多好戲，余老師還是讚賞有加的。興致所至，立馬撥通電話天南海北一番，但在電話里卻一字不提藝術。現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劇院的藝術總監了，仍能從余老師的言談中體味他到對這位堅守陣地的“孤獨牧羊人”的愛惜。談及湖南一位劉姓學生因病英年早逝時，老師表現出來的那種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動;有位學生因個性問題與單位領導關係不妥，老師要求我們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協調，後來知道他自己也親自出面做了許多工作。
跟老師聊天就像回到學校的教室。老師走的地方多，經的事多，見的人多，看的書多，每次聚會他都會撿重要、經典的部分講述和點評，有些東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讓我們這些終日蠅營狗苟的人求知慾大增。記得一次老師講了個笑話：說是大躍進時期，全國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趕美”，有人問郭沫若有什麼目標，郭老猶豫再三說：“十五年爭取趕上陳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對陳寅恪的興趣，滿世界去找他的書和有關他的介紹，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學生時代那份求知上進的感覺。平時在社會上在單位里扮老練，裝持重，自己也覺得累，但到老師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問一些幼稚的問題，頑皮賣乖都沒什麼心理負擔。
有段時候聊得較多的是盜版。其實，老師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的傷害比他在文章中寫到的要嚴重得多。盜版集團越來越規模化、現代化，他們有許多線人，盯住你的一舉一動。騷擾電話可打到家裡、酒店裡，有強逼也有利誘，一句很不經意的話就可能為他們帶來牟取暴利的機會。老師總說那些人印書就像印錢。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書店看到大約有七種“余選”，連忙打電話向老師諮詢，結果被告之有三種是盜版。在反盜版問題上，老師一反平時寬容隨和的風格，態度非常強硬，在多篇文章中義正詞嚴地予以反擊。當然我還記得他說過一句話：與盜版集團既要鬥勇，更要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