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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聽到(9)
有時我想，如果時間倒轉，把現在報刊間那些蠅營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個年代，不必說別的地方，只說在我們小小的校園裡，換來的也只能是一陣鬨笑：哈——哈——!
那真是偉大的年月，高貴的蔑視。
一位英國學人說：“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偉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後，偉大的特徵是傲
而不高。”(蘭多：《想像的對話》)
我們不是高大的偉人，但我們有資格驕傲。歷史留給我們的權利並不太多，但災難畢竟教會了我們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國各地的學生們，如果你們讀到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幾聲昔日校園裡的那種笑聲。那是我播種的，我能聽到。
後記
其他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東藝術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無意中從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戲劇學院導演專業招收幹部專修班的消息，希望進一步深造的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趕赴上海參加考試。然而到上海後，卻得到消息說導演專業要在次年的春節後才能開學，比一般正常的開學時間整整晚一個學期，更糟糕的是，我還聽說導演班要優先錄取來自劇團的考生，而當時我的工作單位是文化館，自然不是這個班的最佳人選。儘管此消息未經官方證實，但這仍然讓我備感沮喪!然而就在此時，無意中我又聽說上戲還招收一個叫做戲劇理論的專業，連忙找
來招生簡章一看，果然有。於是便想如果關於導演專修班的消息屬實，我不妨報考這個專業試試。儘管此前我幾乎沒讀過多少戲劇理論方面的專業書籍。
臨陣磨槍，我順手找了一本《戲劇理論史稿》的書來看，一下就被這本書吸引了。這雖然是一本裝幀並不精美的理論著作，但在書中徜徉，卻讓人既能領略散文的優美，又能體味相當的理論厚度。在此之前，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論書籍。於是，連忙翻回首頁一看，一下便記住了那個當時還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與此同時，我又得知理論班的帶班老師，就是這位余老師。於是，衝著這本書，衝著這個名字，衝著這位從未謀過面的教書先生，我幾乎沒做多少考慮，馬上決定改考戲劇理論專業。
經過一番近乎於玩命似的複習和考試，這年八月，我以專業第十三名的成績被上海戲劇學院戲劇理論專業錄取，成為余秋雨先生的學生。
然而就在我懷著莫大的喜悅踏進上戲這個全國戲劇學子傾慕的藝術殿堂後僅僅3天，命運就跟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在學校對新生身體複查中，我被發現“轉氨酶”偏高，按上海A肝流行不久後的小心推測，“轉胺酶”如果繼續升高下去，將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絕對沒肝病，“轉胺酶”偏高可能與來學院之前，自己做導演拍攝了一部電視劇、過於疲憊有關。可是無論我怎樣申辯，我還是被做事認真的院醫務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離了。那段時間，我被關在一個單獨的小房子裡，不能去上課，不能和任何人來往，去餐廳吃飯要坐營養專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遠遠躲著你，沒有人跟你說話，沒人與你交往。有的同學進你的房子，還要用衛生紙墊著門把手開門……那真是一段噩夢般的日子，現在想來，心頭仍然止不住陣陣打顫。其實對於肝炎，我並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確定肝炎後的結果——退回原籍。我16歲下鄉，18歲進廠，19歲參軍，後來復員時因為喜歡文學並小有成果被分配到縣文化館。而為了求學深造，我撇下妻兒，賣了家裡最值錢的電視機，來到從未到過的大上海，而此時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將用什麼樣的理由，告知對我一腔熱望的江東父老?那段日子，我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時刻擔心被學校勒令退學。吃不好，睡不著，沒過幾天，人就突然蒼老了許多。
好不容易撐下一個學期，回到家中，人已脫形，整天恍恍惚惚，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說什麼也不讓我再回上海。但我哪裡肯輕易放棄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幾經努力，我最終還是說服家人，在學校開學半個月後坐上了回滬的火車。
我不知道就在這半個月的時間裡，發生了差點影響我一生走向的大事。原來按學院規定，學生返校時間超過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學。而當系裡的有關領導找到我的帶班老師余秋雨商量讓我退學的事時，余先生對領導說，王超以他二十六七歲的年齡，考上大學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沒有極為充分的理由，決不會無故不歸，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堅持下，學校做出了讓步。
這件事我原來並不知曉，是我們班的班長在一次與我的談心中無意透露的。我不知該怎樣描述當時的心情，我只記得在聽完班長的述說之後，我未經思考一口氣跑到系辦公室，找到余老師，為了他的這種寬宏，為了他對學生、對人的深深理解，我真想對他說一大堆感激的話，但不知為什麼，真面對余老師時，我卻什麼也沒說出來，只是對老師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捂著臉跑了出來。我不是個愛哭的人，我當過兵，知道什麼叫堅強，但那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放聲痛哭了一場。
我至今深信，這件事對我一生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餘先生對我的深切理解和力排眾議，我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學業，而且恐怕還會喪失掉對未來的信心、對事業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在此之前，也許是因為長期處於被隔離、處於另類的狀態，再加上我經受了過多的冷漠和歧視，我曾一度懷疑人與人之間是否有真情、友愛存在，但經過這件事，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和感知。
不久，曾經讓我吃盡苦頭的肝病嫌疑被排除。這本來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但由於長期處於一種焦慮、恐懼、緊張的狀態中，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幾乎讓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維，書看不下去，提筆寫東西根本就不知從哪兒寫起。我大量地吃安定，大量地吃補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黃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腦子裡一天到晚一片迷離、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讓我苦不堪言。這件事自然不久就被余先生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聽完了我坦誠的訴說之後，他對我說：“我能理解你。”又說：“王超，你記住：沒有一個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沒有一個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後，我反覆玩味這兩句話，尤其第二句，每當我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就反覆去想這句話，令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種回想中，我狂躁的心情會逐漸趨向寧靜。慢慢的，折磨我多時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2)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單位的通知，讓我回去辦一個“第三梯隊”的手續，說經過局領導研究，決定發展我成為文化局的第三梯隊，也就是說，如果順利的話，等我畢業之後，我可以回到原單位去做副局長。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是當時，由於前段時間生病，我已經耽誤了許多課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個月時間，而且聽領導的意思極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會讓我再回來上學了。面對著學業和仕途的選擇，我猶豫了，於是我帶著猶豫，找到余先生。余先生沒有跟我繞彎子，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
有時我想，如果時間倒轉，把現在報刊間那些蠅營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個年代，不必說別的地方，只說在我們小小的校園裡，換來的也只能是一陣鬨笑：哈——哈——!
那真是偉大的年月，高貴的蔑視。
一位英國學人說：“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偉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後，偉大的特徵是傲
而不高。”(蘭多：《想像的對話》)
我們不是高大的偉人，但我們有資格驕傲。歷史留給我們的權利並不太多，但災難畢竟教會了我們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國各地的學生們，如果你們讀到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幾聲昔日校園裡的那種笑聲。那是我播種的，我能聽到。
後記
其他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東藝術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無意中從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戲劇學院導演專業招收幹部專修班的消息，希望進一步深造的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趕赴上海參加考試。然而到上海後，卻得到消息說導演專業要在次年的春節後才能開學，比一般正常的開學時間整整晚一個學期，更糟糕的是，我還聽說導演班要優先錄取來自劇團的考生，而當時我的工作單位是文化館，自然不是這個班的最佳人選。儘管此消息未經官方證實，但這仍然讓我備感沮喪!然而就在此時，無意中我又聽說上戲還招收一個叫做戲劇理論的專業，連忙找
來招生簡章一看，果然有。於是便想如果關於導演專修班的消息屬實，我不妨報考這個專業試試。儘管此前我幾乎沒讀過多少戲劇理論方面的專業書籍。
臨陣磨槍，我順手找了一本《戲劇理論史稿》的書來看，一下就被這本書吸引了。這雖然是一本裝幀並不精美的理論著作，但在書中徜徉，卻讓人既能領略散文的優美，又能體味相當的理論厚度。在此之前，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論書籍。於是，連忙翻回首頁一看，一下便記住了那個當時還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與此同時，我又得知理論班的帶班老師，就是這位余老師。於是，衝著這本書，衝著這個名字，衝著這位從未謀過面的教書先生，我幾乎沒做多少考慮，馬上決定改考戲劇理論專業。
經過一番近乎於玩命似的複習和考試，這年八月，我以專業第十三名的成績被上海戲劇學院戲劇理論專業錄取，成為余秋雨先生的學生。
然而就在我懷著莫大的喜悅踏進上戲這個全國戲劇學子傾慕的藝術殿堂後僅僅3天，命運就跟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在學校對新生身體複查中，我被發現“轉氨酶”偏高，按上海A肝流行不久後的小心推測，“轉胺酶”如果繼續升高下去，將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絕對沒肝病，“轉胺酶”偏高可能與來學院之前，自己做導演拍攝了一部電視劇、過於疲憊有關。可是無論我怎樣申辯，我還是被做事認真的院醫務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離了。那段時間，我被關在一個單獨的小房子裡，不能去上課，不能和任何人來往，去餐廳吃飯要坐營養專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遠遠躲著你，沒有人跟你說話，沒人與你交往。有的同學進你的房子，還要用衛生紙墊著門把手開門……那真是一段噩夢般的日子，現在想來，心頭仍然止不住陣陣打顫。其實對於肝炎，我並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確定肝炎後的結果——退回原籍。我16歲下鄉，18歲進廠，19歲參軍，後來復員時因為喜歡文學並小有成果被分配到縣文化館。而為了求學深造，我撇下妻兒，賣了家裡最值錢的電視機，來到從未到過的大上海，而此時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將用什麼樣的理由，告知對我一腔熱望的江東父老?那段日子，我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時刻擔心被學校勒令退學。吃不好，睡不著，沒過幾天，人就突然蒼老了許多。
好不容易撐下一個學期，回到家中，人已脫形，整天恍恍惚惚，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說什麼也不讓我再回上海。但我哪裡肯輕易放棄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幾經努力，我最終還是說服家人，在學校開學半個月後坐上了回滬的火車。
我不知道就在這半個月的時間裡，發生了差點影響我一生走向的大事。原來按學院規定，學生返校時間超過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學。而當系裡的有關領導找到我的帶班老師余秋雨商量讓我退學的事時，余先生對領導說，王超以他二十六七歲的年齡，考上大學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沒有極為充分的理由，決不會無故不歸，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堅持下，學校做出了讓步。
這件事我原來並不知曉，是我們班的班長在一次與我的談心中無意透露的。我不知該怎樣描述當時的心情，我只記得在聽完班長的述說之後，我未經思考一口氣跑到系辦公室，找到余老師，為了他的這種寬宏，為了他對學生、對人的深深理解，我真想對他說一大堆感激的話，但不知為什麼，真面對余老師時，我卻什麼也沒說出來，只是對老師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捂著臉跑了出來。我不是個愛哭的人，我當過兵，知道什麼叫堅強，但那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放聲痛哭了一場。
我至今深信，這件事對我一生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餘先生對我的深切理解和力排眾議，我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學業，而且恐怕還會喪失掉對未來的信心、對事業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在此之前，也許是因為長期處於被隔離、處於另類的狀態，再加上我經受了過多的冷漠和歧視，我曾一度懷疑人與人之間是否有真情、友愛存在，但經過這件事，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和感知。
不久，曾經讓我吃盡苦頭的肝病嫌疑被排除。這本來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但由於長期處於一種焦慮、恐懼、緊張的狀態中，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幾乎讓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維，書看不下去，提筆寫東西根本就不知從哪兒寫起。我大量地吃安定，大量地吃補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黃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腦子裡一天到晚一片迷離、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讓我苦不堪言。這件事自然不久就被余先生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聽完了我坦誠的訴說之後，他對我說：“我能理解你。”又說：“王超，你記住：沒有一個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沒有一個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後，我反覆玩味這兩句話，尤其第二句，每當我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就反覆去想這句話，令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種回想中，我狂躁的心情會逐漸趨向寧靜。慢慢的，折磨我多時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2)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單位的通知，讓我回去辦一個“第三梯隊”的手續，說經過局領導研究，決定發展我成為文化局的第三梯隊，也就是說，如果順利的話，等我畢業之後，我可以回到原單位去做副局長。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是當時，由於前段時間生病，我已經耽誤了許多課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個月時間，而且聽領導的意思極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會讓我再回來上學了。面對著學業和仕途的選擇，我猶豫了，於是我帶著猶豫，找到余先生。余先生沒有跟我繞彎子，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