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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認世間有不少大事是一種偶然組合，那麼，我們的某些評論家就沒事可幹了。因為誰都看到，這些評論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實況一一推上他們鋪設的必然性軌道，別人讀起來很順溜，唯獨在被評論者心中是風馬牛。按照這些評論家的意見，這個做過晉劇演員的女賊，一定是美國情報局安插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而太原人民公園那個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條秘密地道與台灣海峽相連。——這不是笑話，請看歷史上那麼多荒誕不經的冤案，不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至於日常報刊間的隨意攻難，雖然說不上什麼冤案，基本的製造過程也與此相類。必然來、必然去，最後必然出一個大荒誕。
郭應峰先生他們所做的顯然是另一番活兒。也幸好有他們這樣的人，敢於讓世界留下一點真實，敢於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場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結在一個瑣碎的滑稽中。須知，在那個時候，就連國家主席、軍隊元帥，根本沒有去碰過一下類似"鐵匣子"這樣的東西，也已經按照必然性邏輯而分析成了"內奸"。
郭應峰先生把自己關在一間靜室里整整八小時，我非常關注這個情節。評論家們談必然性，聽眾越多越好，聲音越響亮越好，因為最粗糙的邏輯和最世俗的聲勢歷來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顛倒，也總能在大庭廣眾之中完成它的"雄辯"。但是郭應峰先生要的不是這個，他由實證而發現了偶然，許許多多偶然點的組接，脆若遊絲，稍一用力就會繃斷，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輕輕梳理。就像外科醫生做心臟手術，關鍵之處比繡花女的針尖還要精細入微，容不得一絲噪音，因此只能安靜得鳥盡人滅、天老地荒一般。此間情景，近似古人所說的"格物致知"。郭應峰先生"格"了八小時，就理出頭緒來了。
好多事，壞就壞在熱鬧，壞在人聲嘈雜、香菸繚繞的會議桌旁，壞在隨聲附和或齊聲嘲笑的勃勃興致上。
一個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問題更需要長時間單獨的安靜，難怪佛學大師過一段時間總要在深山孤室里"閉關"。我們的人生太喧鬧，渾渾噩噩間，往往連一個難題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著眾多難題胡亂度日。
試著破解一個兩個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關到靜室里幾小時，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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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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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流浪女
我對近年來逐漸公開的"文革"時期刑事案件特別感興趣，因為那個時期歷來被密密層層的政治案件充塞著，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實當時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價值，為我們提供了破讀那段歷史的另一條途徑。
例如，作為幾起盜竊案主角而一度震驚全國的女青年宋蓮萍，就會讓人產生很多感慨。
宋蓮萍出身於河北省一個中學教師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那一年初中畢業，就沒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內蒙古落戶，臨行前與父母爭吵，便離家出走，也不去內蒙古了，開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這個起點，就讓我十分同情。一個中學教師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無法完成中學教育，光從這一點，我就把她的個人悲劇看成社會悲劇。不讓她讀完中學倒也罷了，又不讓她留在父母身邊，如此年少卻非要去內蒙古落戶不可，這種先離散教學、再離散骨肉的政策，實在是觸目驚心的惡業。與這種惡業相比，後來宋蓮萍的偷盜，真算不上太大的過錯。
宋蓮萍的父母作為中學教師，當時的日子很不好過。上級下令讓中學生中止學業到農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斷他們與教師的聯繫，因為教師們天天都在課堂上"放毒"。放什麼毒?據說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之毒。這種罪名壓在一個教師頭上已經受不了，何況他們夫妻是一對教師，分外沉重。對宋蓮萍的父母來說，現在要從他們身邊奪走的，不僅是學生，而且還有女兒，他們的心情怎麼會好呢?他們和女兒不知該怪誰，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們居然與女兒爭吵起來了，具體爭吵什麼不清楚，但不難想像，那是一種極其酸楚的話語撞擊，越是捨不得分開越是撞擊得響亮。爭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話刺激了心氣很硬的宋蓮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門，她就選擇了流浪。
選擇流浪，這在今天是一個漂亮的說法，但在"文革"高潮時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對寬鬆的社會條件，要有隨時都能獲得施捨的物質可能，要有人人見到不明身份的外來人不驚不詫的心理土壤，但這一切，當時都不具備。幸虧她是一個十幾歲的女中學生，不大像人們心目中的"階級敵人"，才沒有被抓起來。可是，舉目無親地長途跋涉在貧困的大地上，她畢竟餓壞了。
當她流浪到山西天鎮縣九庵廟時，已餓得氣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廟中八十一歲高齡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藝高強，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蓮萍看見。宋蓮萍要拜師學藝，遭到老僧拒絕，她便以自殺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亂世學武藝，顯然是一個聰明的選擇。而且老僧、小廟、一個干雜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別人太多的注意，比較安全。就這樣她整整學了兩年，兩年後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細一查，自己多年積蓄的錢也不見了，只得長嘆一聲。
老僧在長嘆中產生了隱憂。她敢於拿走師傅的錢，那也就有可能拿別人的錢，而她已經學了兩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點發緊，因為他最明白，宋蓮萍已學到什麼水平。老僧覺得不應該給人世欠下一筆孽債，於是天天苦惱。一年後，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給公安局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有這麼一個徒弟，年齡多少，外貌如何，什麼時候不辭而別，臨走時"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證明她也許心術不正"，但她的武藝"已學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當時的警方顯然沒有太留意老僧的遺言，但我們現在回頭去看，不能不對老僧肅然起敬。他用詞那麼含蓄，把偷走積蓄說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對徒弟的武藝也只說"已學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確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藝絕對不能與"心術不正"連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間。
從老僧的這份遺言，我們深為宋蓮萍可惜，她捨棄了一位多麼不該捨棄的師傅!現在分析她拿走師傅積蓄不辭而別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點：-，年紀太輕，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廟極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經學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闖蕩世界了;三，生在最貧苦的年月，她對經濟價值的概念近乎無知，把師傅那筆不大的積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師傅已年邁得不久人世，不想讓那些錢落人他人之手。
郭應峰先生他們所做的顯然是另一番活兒。也幸好有他們這樣的人，敢於讓世界留下一點真實，敢於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場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結在一個瑣碎的滑稽中。須知，在那個時候，就連國家主席、軍隊元帥，根本沒有去碰過一下類似"鐵匣子"這樣的東西，也已經按照必然性邏輯而分析成了"內奸"。
郭應峰先生把自己關在一間靜室里整整八小時，我非常關注這個情節。評論家們談必然性，聽眾越多越好，聲音越響亮越好，因為最粗糙的邏輯和最世俗的聲勢歷來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顛倒，也總能在大庭廣眾之中完成它的"雄辯"。但是郭應峰先生要的不是這個，他由實證而發現了偶然，許許多多偶然點的組接，脆若遊絲，稍一用力就會繃斷，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輕輕梳理。就像外科醫生做心臟手術，關鍵之處比繡花女的針尖還要精細入微，容不得一絲噪音，因此只能安靜得鳥盡人滅、天老地荒一般。此間情景，近似古人所說的"格物致知"。郭應峰先生"格"了八小時，就理出頭緒來了。
好多事，壞就壞在熱鬧，壞在人聲嘈雜、香菸繚繞的會議桌旁，壞在隨聲附和或齊聲嘲笑的勃勃興致上。
一個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問題更需要長時間單獨的安靜，難怪佛學大師過一段時間總要在深山孤室里"閉關"。我們的人生太喧鬧，渾渾噩噩間，往往連一個難題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著眾多難題胡亂度日。
試著破解一個兩個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關到靜室里幾小時，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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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本書由“E書時空”免費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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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流浪女
我對近年來逐漸公開的"文革"時期刑事案件特別感興趣，因為那個時期歷來被密密層層的政治案件充塞著，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實當時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價值，為我們提供了破讀那段歷史的另一條途徑。
例如，作為幾起盜竊案主角而一度震驚全國的女青年宋蓮萍，就會讓人產生很多感慨。
宋蓮萍出身於河北省一個中學教師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那一年初中畢業，就沒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內蒙古落戶，臨行前與父母爭吵，便離家出走，也不去內蒙古了，開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這個起點，就讓我十分同情。一個中學教師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無法完成中學教育，光從這一點，我就把她的個人悲劇看成社會悲劇。不讓她讀完中學倒也罷了，又不讓她留在父母身邊，如此年少卻非要去內蒙古落戶不可，這種先離散教學、再離散骨肉的政策，實在是觸目驚心的惡業。與這種惡業相比，後來宋蓮萍的偷盜，真算不上太大的過錯。
宋蓮萍的父母作為中學教師，當時的日子很不好過。上級下令讓中學生中止學業到農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斷他們與教師的聯繫，因為教師們天天都在課堂上"放毒"。放什麼毒?據說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之毒。這種罪名壓在一個教師頭上已經受不了，何況他們夫妻是一對教師，分外沉重。對宋蓮萍的父母來說，現在要從他們身邊奪走的，不僅是學生，而且還有女兒，他們的心情怎麼會好呢?他們和女兒不知該怪誰，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們居然與女兒爭吵起來了，具體爭吵什麼不清楚，但不難想像，那是一種極其酸楚的話語撞擊，越是捨不得分開越是撞擊得響亮。爭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話刺激了心氣很硬的宋蓮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門，她就選擇了流浪。
選擇流浪，這在今天是一個漂亮的說法，但在"文革"高潮時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對寬鬆的社會條件，要有隨時都能獲得施捨的物質可能，要有人人見到不明身份的外來人不驚不詫的心理土壤，但這一切，當時都不具備。幸虧她是一個十幾歲的女中學生，不大像人們心目中的"階級敵人"，才沒有被抓起來。可是，舉目無親地長途跋涉在貧困的大地上，她畢竟餓壞了。
當她流浪到山西天鎮縣九庵廟時，已餓得氣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廟中八十一歲高齡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藝高強，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蓮萍看見。宋蓮萍要拜師學藝，遭到老僧拒絕，她便以自殺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亂世學武藝，顯然是一個聰明的選擇。而且老僧、小廟、一個干雜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別人太多的注意，比較安全。就這樣她整整學了兩年，兩年後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細一查，自己多年積蓄的錢也不見了，只得長嘆一聲。
老僧在長嘆中產生了隱憂。她敢於拿走師傅的錢，那也就有可能拿別人的錢，而她已經學了兩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點發緊，因為他最明白，宋蓮萍已學到什麼水平。老僧覺得不應該給人世欠下一筆孽債，於是天天苦惱。一年後，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給公安局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有這麼一個徒弟，年齡多少，外貌如何，什麼時候不辭而別，臨走時"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證明她也許心術不正"，但她的武藝"已學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當時的警方顯然沒有太留意老僧的遺言，但我們現在回頭去看，不能不對老僧肅然起敬。他用詞那麼含蓄，把偷走積蓄說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對徒弟的武藝也只說"已學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確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藝絕對不能與"心術不正"連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間。
從老僧的這份遺言，我們深為宋蓮萍可惜，她捨棄了一位多麼不該捨棄的師傅!現在分析她拿走師傅積蓄不辭而別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點：-，年紀太輕，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廟極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經學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闖蕩世界了;三，生在最貧苦的年月，她對經濟價值的概念近乎無知，把師傅那筆不大的積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師傅已年邁得不久人世，不想讓那些錢落人他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