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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公安部長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魯奉節。魯奉節的祖上數代都擔任"捕快頭目"，自己到英國學過現代刑偵技術，在不同時代偵破過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時正陷入一個不小的政治麻煩之中，差一點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畢竟是名探，他以一個尷尬的身份來到案發地之後，花四個小時聽案情介紹，花三個小時看材料，然後又找那位失竊的蘇聯專家談了談，當天晚上十時就召集會議宣布他的判斷：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盜案件，沒有任何軍事諜報性質。
大惑不解的人們當然要問他那兩頁絕密筆記失竊的原因，他說：筆記本還有三十頁與失竊的兩頁同等重要的資料，為什麼不把整個筆記本偷走?除非是筆記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機比筆記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兩頁只是出於一種臨時性的需要。究竟是什麼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種可能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只能是小偷突然內急，充當了手紙。
會場上一片嗤笑。但魯奉節的邏輯十分細密，笑聲漸漸停止了。他沒有笑，只是宣布，現在時間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別墅周圍找到與手紙有關的痕跡。果然，第二天一早，人們只花了半個多小時，就找到了充當手紙的那兩頁筆記。而最後捕獲的罪犯，也確實只是個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對軍事情報一竅不通，毫無興趣。
我們現在來讀這份案情材料只覺得有趣，但請設想一下，在那個時候，魯奉節先生在幾個小時內得出這個結論是多麼不容易!他面臨的情況，比福爾摩斯所面臨的還要複雜。政界、軍界和警界的高層早就動員起來了，他們層層聽匯報，天天作分析，每個人都已經作出過多種多樣的判斷，這些判斷綜合了國際形勢、軍事動向、內部情報，都十分雄辯，而且都關及這些高官的尊嚴。層層疊疊的尊嚴加在一起，下級實際上已經很難提出不同的意見了。於是，尚未偵破的案情出現了兩個走向：領導心中的走向和實際發生的走向。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走向更強大，因此我們歷史上才會有那麼多的冤案、假案、錯案，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會有那麼多的申訴無門的委屈。
領導者即使並不霸道，他們的判斷也代表了當時當地一種共通的社會思維定勢，而任何定勢都是強大的，連偵查人員也很難不裹卷在裡邊。在這種情況下，要讓自己的耳朵、眼睛與周圍隔絕，只是一門心思地注視切實物證，實在很不容易。魯奉節先生做到了，他終於抬起頭來，平靜地說出那兩頁軍事資料的唯一去處，那種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種罕見的崇高。
所有的絕密電話全都響起來了，從軍事禁區到北京高層，無數個聲音在驚訝地重複："小偷做了手紙，小偷做了手紙，手紙、手紙、手紙……"到昨天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斷，全都煙消雲散。
很遺憾。遺憾得不願向下屬傳達，遺憾得不願向妻子複述。但更遺憾的是，這是真實。
在這個世界上，眾口喧騰的可能是虛假;萬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實。
長久期盼的，可能是虛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實。
疊床架屋的，可能是虛假;單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實。
由此我們也就看清了，什麼是名探。
其實，世間一切平庸和傑出的界限也在這裡。何謂平庸?做加法，層層疊加地人云亦云;何謂傑出?做減法，力求簡單地直奔真實。
真實老被嗤笑，因此傑出者的數量總是不大。
人們老想躲開遺憾，因此，更大的遺憾總是緊緊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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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本書由“E書時空”免費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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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彈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權先生的介紹，我還不知道"文革"中發生過氫彈部件失竊案。這個案件的偵破過程與上一篇文章所說的蘇聯專家筆記失竊案非常相像，這種相像發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兩名保安人員護送一台體積很小的自動儀從太原乘火車到北京，這台自動儀是氫彈的重要部件，裝在一個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兩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這個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個說話帶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過行李，很快就下車了，沒有其它情況。
萬萬沒有想到，車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裡邊的自動儀卻不見了!經公安部門鑑定，這個手提包已不是原來的那隻，只不過完全一模一樣罷了。
如此大事，理所當然地驚動了國務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領導，而事件的性質又理所當然地指向政治間諜案。國務院總理給的最後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無所獲。
火燒眉毛之際，人們只好請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邊的名探郭應峰先生。
郭應峰取過全部調查材料和技術鑑定，把自己關在一間靜室中整整八小時，當他走出這間靜室後就宣布：這是一個很小的偷盜案件，作案者就是那個放過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裝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過演員;她偷錯了，這台儀器對她來說還不如一塊廢鐵。
他的分析很細密，這裡無法細介紹，最簡單的推斷線索大體是：兩個保安用這個手提包、上這趟火車，都是監時決定的，因此只能是慣偷偶爾發現行李架上的手提包與自己的包一樣，調換了。如果有什麼政治預謀，根本來不及這樣做。那隻換下來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鄉鎮婦女喜歡用的一種護膚油脂，聯繫到說話帶有女腔，又如此善於裝扮，便得出了這個結論。
郭應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當地偷盜犯中打聽有沒有這樣一名女賊，果然很快找到線索，最後破案，事情正是一個做過晉劇演員的女人幹的，只不過好發覺偷來的鐵匣子無用，已經隨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園的荷花池裡了。警察立即找到那個荷花池，一撈便著。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後一天。
這又是一個讓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結局。
滑稽在何處?滑稽在預期重量和實際重量的嚴重失衡上。就像一個人面對一堆龐然大物，吸足了氣，提足了勁，狠命一舉，沒想到這堆龐然大物原來只是一個沒有重量的氫氣球，反而讓人仰天摔倒。據康德說，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這件事想到許多歷史事件。我們的歷史觀，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斷組合成的，但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嚴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麼多必然性呢?實在深可懷疑。許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歷史關節的起點。無視這種情況，只選那些合乎主觀心意的材料來裝配歷史，裝配出來的只能是假歷史。
你看眼前這個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邏輯來判斷，有一千一萬個說不通：嚴守密防的氫彈部件被盜，居然是小偷偷錯了;小偷沒有用別的辦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員的近距離注視下換走的;這個小偷又居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演員;驚動國家高層的氫彈部件，此刻居然以廢鐵的身份躺在公園的荷花池裡……每一點，都像是浪漫主義小說家的胡亂編造，但真實，卻輕快地越過每一個疑點站到了我們眼前。幸虧這件事情最後有一個躺在荷花池裡的鐵匣子，如果沒有，前面的種種疑點都會被"爭議"，最終成為一個"無頭案"，人們的注意力仍會集中在神通廣大的外國情報機構身上。歷史，因拒絕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讀的可能;人類，因自以為是的邏輯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名探畢竟是名探，他以一個尷尬的身份來到案發地之後，花四個小時聽案情介紹，花三個小時看材料，然後又找那位失竊的蘇聯專家談了談，當天晚上十時就召集會議宣布他的判斷：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盜案件，沒有任何軍事諜報性質。
大惑不解的人們當然要問他那兩頁絕密筆記失竊的原因，他說：筆記本還有三十頁與失竊的兩頁同等重要的資料，為什麼不把整個筆記本偷走?除非是筆記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機比筆記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兩頁只是出於一種臨時性的需要。究竟是什麼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種可能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只能是小偷突然內急，充當了手紙。
會場上一片嗤笑。但魯奉節的邏輯十分細密，笑聲漸漸停止了。他沒有笑，只是宣布，現在時間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別墅周圍找到與手紙有關的痕跡。果然，第二天一早，人們只花了半個多小時，就找到了充當手紙的那兩頁筆記。而最後捕獲的罪犯，也確實只是個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對軍事情報一竅不通，毫無興趣。
我們現在來讀這份案情材料只覺得有趣，但請設想一下，在那個時候，魯奉節先生在幾個小時內得出這個結論是多麼不容易!他面臨的情況，比福爾摩斯所面臨的還要複雜。政界、軍界和警界的高層早就動員起來了，他們層層聽匯報，天天作分析，每個人都已經作出過多種多樣的判斷，這些判斷綜合了國際形勢、軍事動向、內部情報，都十分雄辯，而且都關及這些高官的尊嚴。層層疊疊的尊嚴加在一起，下級實際上已經很難提出不同的意見了。於是，尚未偵破的案情出現了兩個走向：領導心中的走向和實際發生的走向。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走向更強大，因此我們歷史上才會有那麼多的冤案、假案、錯案，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會有那麼多的申訴無門的委屈。
領導者即使並不霸道，他們的判斷也代表了當時當地一種共通的社會思維定勢，而任何定勢都是強大的，連偵查人員也很難不裹卷在裡邊。在這種情況下，要讓自己的耳朵、眼睛與周圍隔絕，只是一門心思地注視切實物證，實在很不容易。魯奉節先生做到了，他終於抬起頭來，平靜地說出那兩頁軍事資料的唯一去處，那種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種罕見的崇高。
所有的絕密電話全都響起來了，從軍事禁區到北京高層，無數個聲音在驚訝地重複："小偷做了手紙，小偷做了手紙，手紙、手紙、手紙……"到昨天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斷，全都煙消雲散。
很遺憾。遺憾得不願向下屬傳達，遺憾得不願向妻子複述。但更遺憾的是，這是真實。
在這個世界上，眾口喧騰的可能是虛假;萬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實。
長久期盼的，可能是虛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實。
疊床架屋的，可能是虛假;單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實。
由此我們也就看清了，什麼是名探。
其實，世間一切平庸和傑出的界限也在這裡。何謂平庸?做加法，層層疊加地人云亦云;何謂傑出?做減法，力求簡單地直奔真實。
真實老被嗤笑，因此傑出者的數量總是不大。
人們老想躲開遺憾，因此，更大的遺憾總是緊緊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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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本書由“E書時空”免費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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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彈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權先生的介紹，我還不知道"文革"中發生過氫彈部件失竊案。這個案件的偵破過程與上一篇文章所說的蘇聯專家筆記失竊案非常相像，這種相像發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兩名保安人員護送一台體積很小的自動儀從太原乘火車到北京，這台自動儀是氫彈的重要部件，裝在一個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兩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這個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個說話帶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過行李，很快就下車了，沒有其它情況。
萬萬沒有想到，車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裡邊的自動儀卻不見了!經公安部門鑑定，這個手提包已不是原來的那隻，只不過完全一模一樣罷了。
如此大事，理所當然地驚動了國務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領導，而事件的性質又理所當然地指向政治間諜案。國務院總理給的最後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無所獲。
火燒眉毛之際，人們只好請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邊的名探郭應峰先生。
郭應峰取過全部調查材料和技術鑑定，把自己關在一間靜室中整整八小時，當他走出這間靜室後就宣布：這是一個很小的偷盜案件，作案者就是那個放過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裝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過演員;她偷錯了，這台儀器對她來說還不如一塊廢鐵。
他的分析很細密，這裡無法細介紹，最簡單的推斷線索大體是：兩個保安用這個手提包、上這趟火車，都是監時決定的，因此只能是慣偷偶爾發現行李架上的手提包與自己的包一樣，調換了。如果有什麼政治預謀，根本來不及這樣做。那隻換下來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鄉鎮婦女喜歡用的一種護膚油脂，聯繫到說話帶有女腔，又如此善於裝扮，便得出了這個結論。
郭應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當地偷盜犯中打聽有沒有這樣一名女賊，果然很快找到線索，最後破案，事情正是一個做過晉劇演員的女人幹的，只不過好發覺偷來的鐵匣子無用，已經隨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園的荷花池裡了。警察立即找到那個荷花池，一撈便著。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後一天。
這又是一個讓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結局。
滑稽在何處?滑稽在預期重量和實際重量的嚴重失衡上。就像一個人面對一堆龐然大物，吸足了氣，提足了勁，狠命一舉，沒想到這堆龐然大物原來只是一個沒有重量的氫氣球，反而讓人仰天摔倒。據康德說，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這件事想到許多歷史事件。我們的歷史觀，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斷組合成的，但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嚴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麼多必然性呢?實在深可懷疑。許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歷史關節的起點。無視這種情況，只選那些合乎主觀心意的材料來裝配歷史，裝配出來的只能是假歷史。
你看眼前這個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邏輯來判斷，有一千一萬個說不通：嚴守密防的氫彈部件被盜，居然是小偷偷錯了;小偷沒有用別的辦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員的近距離注視下換走的;這個小偷又居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演員;驚動國家高層的氫彈部件，此刻居然以廢鐵的身份躺在公園的荷花池裡……每一點，都像是浪漫主義小說家的胡亂編造，但真實，卻輕快地越過每一個疑點站到了我們眼前。幸虧這件事情最後有一個躺在荷花池裡的鐵匣子，如果沒有，前面的種種疑點都會被"爭議"，最終成為一個"無頭案"，人們的注意力仍會集中在神通廣大的外國情報機構身上。歷史，因拒絕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讀的可能;人類，因自以為是的邏輯而加添了多少愚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