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頁
“天人合一”新解(3)
首先介紹中國著名的哲學史家馮芝生(友蘭)先生的意見。芝生先生畢生研究中國哲學史，著作等身，屢易其稿，前後意見也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一致。他的《中國哲學史》是一部皇皇巨著，在半個多世紀的寫作過程中，隨著時代潮流的變換，屢屢改變觀點，直到逝世前不久才算是定稿。我不想在這裡詳細討論那許多版本的異同。我只選出一種比較流行的也就是比較有影響的版本，加以徵引，略作介紹，使讀者看到馮先生對這個“天人合一”思想的評論意見。我選的是1984年中華書局版的《中國哲學史》。他在上冊第164頁談到孟子時說：“‘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頗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由此可見，馮先生對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沒有認真重視，認為“有神秘主義傾向”。看來他並不以為這種思想有什麼了不起。他的其他意見不再具引。
第二個我想介紹的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史家侯外廬先生。他在《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380頁中談到《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引用了《中庸》的幾段話，其中包括我在上面引的那一段。在第381頁侯先生寫道：“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面加上了一層‘修道之謂教’。”看來這一位中國思想史專家，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與欣賞水平，並沒能超過馮友蘭先生。
我想，我必須引證一些楊榮國先生的意見，他代表了一個特定時代的御用哲學家的意見。他是十年浩劫中幾乎僅有的一個受青睞的中國哲學史家。他的《簡明中國哲學史》可以代表他的觀點。在這一部書中，楊榮國教授對與“天人合一”思想有關的古代哲學家一竿子批到底。他認為孔子“要挽救奴隸制的危亡，妄圖阻止人民的反抗”。孔子的“政治立場的保守，決定他有落後、反動的一面”。對子思和孟子則說，“力圖挽救種族統治、把孔子天命思想進一步主觀觀念化的唯心主義哲學。” “孟子鼓吹超階級的性善論”。“由於孟子是站在反動的奴隸主立場，是反對社會向前發展的，所以他的歷史觀必然走上唯心主義的歷史宿命論”。“由是孔孟之道更加成為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要徹底砸爛這些精神枷鎖，必須批判孔孟哲學，並肅清其流毒和影響”。下面對董仲舒，對周敦頤，對程頤，對朱熹，等等，所使用的詞句都差不多，我不一一具引了。這同平常我們所贊同的批判繼承的做法，不大調和。但是它確實代表了一個特定時期的思潮，讀者不可不知，所以我引證如上。
最後，我想著重介紹當代國學大師錢穆(賓四)先生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
錢賓四先生活到將近百歲才去世。他一生勤勤懇懇，筆耕不輟，他真正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著作等身”，對國學研究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涉獵方面極廣，但以中國古代思想史為軸心。因此，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談到了“天人合一”。我不可能一一列舉。我想選他的一種早期的著作，稍加申述;然後再選他逝世前不久寫成的他最後一篇文章。兩個地方都講到“天人合一”;但是他對這個命題的評價卻迥乎不同。我認為，這一件事情有極其重要的含義。一個像錢賓四先生這樣的國學大師，在漫長的生命中，對這個命題最後達到的認識，實在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
我先介紹他早期的認識。
賓四先生著的《中國思想史》中說：
中國思想，有與西方態度極相異處，乃在其不主向外覓理，而認真理即內在於人生界之本身，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謂之內向覓理。
書中又說：
中國思想，則認為天地中有萬物，萬物中有人類，人類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為人類中心，人類不啻為天地萬物之中心，而我又為其中心之中心。而我之與人群與物與天，尋本而言，則渾然一體，既非相對，亦非絕對。
“天人合一”新解(4)
在這裡，賓四先生對“天人合一”的思想沒有加任何評價。大概他還沒有感覺到這個思想有什麼了不起之處。
但是，過了幾十年以後，賓四先生在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對“天人合一”這個命題有了全新的認識。文章不長，《中國文化》系專門學術刊物又不大容易見到，我索性把全文抄在下面：
〔前言〕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鈍，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適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
〔正文〕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 “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歐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 “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
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是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個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
首先介紹中國著名的哲學史家馮芝生(友蘭)先生的意見。芝生先生畢生研究中國哲學史，著作等身，屢易其稿，前後意見也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一致。他的《中國哲學史》是一部皇皇巨著，在半個多世紀的寫作過程中，隨著時代潮流的變換，屢屢改變觀點，直到逝世前不久才算是定稿。我不想在這裡詳細討論那許多版本的異同。我只選出一種比較流行的也就是比較有影響的版本，加以徵引，略作介紹，使讀者看到馮先生對這個“天人合一”思想的評論意見。我選的是1984年中華書局版的《中國哲學史》。他在上冊第164頁談到孟子時說：“‘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頗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由此可見，馮先生對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沒有認真重視，認為“有神秘主義傾向”。看來他並不以為這種思想有什麼了不起。他的其他意見不再具引。
第二個我想介紹的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史家侯外廬先生。他在《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380頁中談到《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引用了《中庸》的幾段話，其中包括我在上面引的那一段。在第381頁侯先生寫道：“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面加上了一層‘修道之謂教’。”看來這一位中國思想史專家，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與欣賞水平，並沒能超過馮友蘭先生。
我想，我必須引證一些楊榮國先生的意見，他代表了一個特定時代的御用哲學家的意見。他是十年浩劫中幾乎僅有的一個受青睞的中國哲學史家。他的《簡明中國哲學史》可以代表他的觀點。在這一部書中，楊榮國教授對與“天人合一”思想有關的古代哲學家一竿子批到底。他認為孔子“要挽救奴隸制的危亡，妄圖阻止人民的反抗”。孔子的“政治立場的保守，決定他有落後、反動的一面”。對子思和孟子則說，“力圖挽救種族統治、把孔子天命思想進一步主觀觀念化的唯心主義哲學。” “孟子鼓吹超階級的性善論”。“由於孟子是站在反動的奴隸主立場，是反對社會向前發展的，所以他的歷史觀必然走上唯心主義的歷史宿命論”。“由是孔孟之道更加成為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要徹底砸爛這些精神枷鎖，必須批判孔孟哲學，並肅清其流毒和影響”。下面對董仲舒，對周敦頤，對程頤，對朱熹，等等，所使用的詞句都差不多，我不一一具引了。這同平常我們所贊同的批判繼承的做法，不大調和。但是它確實代表了一個特定時期的思潮，讀者不可不知，所以我引證如上。
最後，我想著重介紹當代國學大師錢穆(賓四)先生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
錢賓四先生活到將近百歲才去世。他一生勤勤懇懇，筆耕不輟，他真正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著作等身”，對國學研究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涉獵方面極廣，但以中國古代思想史為軸心。因此，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談到了“天人合一”。我不可能一一列舉。我想選他的一種早期的著作，稍加申述;然後再選他逝世前不久寫成的他最後一篇文章。兩個地方都講到“天人合一”;但是他對這個命題的評價卻迥乎不同。我認為，這一件事情有極其重要的含義。一個像錢賓四先生這樣的國學大師，在漫長的生命中，對這個命題最後達到的認識，實在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
我先介紹他早期的認識。
賓四先生著的《中國思想史》中說：
中國思想，有與西方態度極相異處，乃在其不主向外覓理，而認真理即內在於人生界之本身，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謂之內向覓理。
書中又說：
中國思想，則認為天地中有萬物，萬物中有人類，人類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為人類中心，人類不啻為天地萬物之中心，而我又為其中心之中心。而我之與人群與物與天，尋本而言，則渾然一體，既非相對，亦非絕對。
“天人合一”新解(4)
在這裡，賓四先生對“天人合一”的思想沒有加任何評價。大概他還沒有感覺到這個思想有什麼了不起之處。
但是，過了幾十年以後，賓四先生在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對“天人合一”這個命題有了全新的認識。文章不長，《中國文化》系專門學術刊物又不大容易見到，我索性把全文抄在下面：
〔前言〕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鈍，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適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
〔正文〕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 “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歐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 “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
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是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個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