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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學西漸與“東化”(4)
2001年10月，七十六位中華文化研究者，其中也有我，發表了《中華文化復興宣言》，肯定：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和日本的高速發展，都吸收了中華文化思想的智慧。當前西方一些有遠見之士都在盡力研究中華文化，並提出“西方的病，東方的藥來醫”，形成了“東學西漸”。這些都說明了中華文化在當今世界仍有無窮的價值!
我們知道，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東學西漸”給歐洲思想界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中國哲學對法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根據收入“東學西漸叢書”的朱謙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經濟學家魁奈甚至有“歐洲孔夫子”之稱。儒家的理性精神和人道原則，無神論和“人性本善”的思想，都被啟蒙思想家用來作為同基督教神學作鬥爭的武器;道家崇尚自然的原則也對法國唯物主義產生了明顯的積極影響。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能以平等的心態來對待中國哲學，他不諱言，自己的二進位直接受到《易經》中的陰陽八卦卦序的啟發。其大弟子沃爾弗同樣熱愛中國文化，曾因發表《中國的實踐哲學》的講演而受到迫害。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康德，是萊布尼茨——沃爾弗學派的嫡傳，他的“理性”一詞被認為來源於宋明理學的“理”和老子的“道”。
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傳教士起的作用不可抹殺。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西學逐漸地傳到了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通過傳教士傳到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居住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他們把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譯成西方的文字傳到歐美，諸如《大學》、《中庸》、《論語》、《易經》等。在東學西漸中，有兩個人與青島有聯繫，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是衛禮賢(Ri插rd Wilhelm，1873～1930)，一個是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
衛禮賢原名理察·威廉，因為酷愛中國文化，便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衛禮賢。他是德國基督教同善會的一名傳教士，1899年來中國，在青島傳教，也從事於教育和慈善事業，在中國生活了二十餘年，1924年回德國。在華期間，曾與康有為有交往，與勞乃宣相識頗深，並在勞乃宣的幫助下，著手翻譯《易經》，在德國以德文出版。他還創辦了禮賢書院，潛心研究中國儒家學說。從1903年起，衛禮賢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論文，並著手翻譯中國古代哲學經典。已出版的有《論語》(1910年)、《老子》、《列子》(1911年)、《莊子》(1912年)、《中國民間故事集》(1914年)，《易經》(1924年)、《呂氏春秋》(1928年)和《禮記》(1930年)等。回國後，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創立中國研究所，出版雜誌《中國的科學與藝術》，成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德國的學者們給予衛禮賢高度和充分的肯定，法蘭克福大學授予他漢學榮譽博士，他成了中國古代聖人的詮釋者。通過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觸了中國文化，從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啟迪。如榮格認為從他那兒得到的教益比從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多。對衛禮賢翻譯的《周易》，榮格說：《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歷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通過《易經》的幫助和啟發，榮格提出了“共時性原則”，並將這種“共時性原則”，作為自己的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內在基石，認為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表現最為充分，是中國思維方式最集中的體現。而對於西方人來說，這種思維方式，從赫拉克利特之後，便在哲學史上消失，只是在萊布尼茨那裡出現過一些低微的回聲。
英國漢學家翟理斯在青島居住並遊學，1903年青島啤酒創立，譯名就是採用他和威妥瑪式拼音，而為Tsingtao Beer，他在中國擔任過多處英國領事，後來擔任英國劍橋大學第二任中文教授，治學勤，著作多，有“其書滿架”之譽。他對東學西漸有很大貢獻。他著有《中國歷史及其它概述》。他編的《華英辭典》，提到很多中國文人，附有各個漢字的廣東、客家、福州、溫州、寧波等九個方言區的方音拼法。他著《古今姓氏族譜——中國人名大辭典》，介紹了從先秦到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文學家。另著《中國文明》、《中國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提到過這部外國人寫的中國文學史。他翻譯的作品也很多，有《英譯漢詩》，1898年他從《聊齋志異》的四百五十五個故事中選譯了一百六十四個故事，並根據其中的《夢》(即《蓮花公主》)改寫了一部芭蕾舞劇《蜜蜂》，1916年該劇上演後在歐洲引起轟動。他還有兩次重譯的《佛國記》(1877年、1923年)，1905年寫《中國繪畫藝術概要》，1911年編《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兼國學院院長林文慶在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時，他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了序。他還著有《儒家及其競爭者》(1915年)，並對《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思想經典作了部分翻譯。他和他的兒子對《莊子》都很有興趣，各有自己的《莊子》節譯本。1957年，英國出版了他用三十八年時間編成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他的知名度很高，孫中山1897年春復函給他(時任劍橋大學教授)，並應其所請寫了一篇自傳，談到自己初次出國的感受，“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至於教則崇拜耶錦，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矣”。孫中山的這些感受與文化交流有關。
東學西漸與“東化”(5)
在翟理斯和衛禮賢幾十年之後，二十一世紀的第四年，青島大學《東方論壇》又開設了“東學西漸”的專欄，這不知是巧合，還是策劃者事先有意安排的。我希望這個欄目能夠吸引更多的學者參加，都來關注文化交流。我希望把這個欄目辦好，辦成一個有特色的欄日。
2004年
“天人合一”新解(1)
“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中外治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哪一個也迴避不開。但是，對這個命題的理解、解釋和闡述，卻相當分歧。學者間理解的深度和廣度、理解的角度，也不盡相同。這是很自然的，幾乎沒有哪一個哲學史上的命題的解釋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下面先簡略地談一談這個命題的來源，然後介紹一下幾個有影響的學者對這個命題的解釋，最後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新解”吧。對於哲學，其中也包括中國哲學，我即使不是一個完全的門外漢，最多也只能說是一個站在哲學門外向裡面望了幾眼的好奇者。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有非常奇怪的，真正的內行“司空見慣渾無事”，對一些最常談的問題習以為常，熟視無睹，而外行人則懷著一種難免幼稚但卻淳樸無所蔽的新鮮的感覺，看出一些門道來。這個現象在心理學上很容易解釋，在人類生活和科學研究中，並不稀見。我希望，我就是這樣的外行人。
2001年10月，七十六位中華文化研究者，其中也有我，發表了《中華文化復興宣言》，肯定：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和日本的高速發展，都吸收了中華文化思想的智慧。當前西方一些有遠見之士都在盡力研究中華文化，並提出“西方的病，東方的藥來醫”，形成了“東學西漸”。這些都說明了中華文化在當今世界仍有無窮的價值!
我們知道，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東學西漸”給歐洲思想界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中國哲學對法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根據收入“東學西漸叢書”的朱謙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經濟學家魁奈甚至有“歐洲孔夫子”之稱。儒家的理性精神和人道原則，無神論和“人性本善”的思想，都被啟蒙思想家用來作為同基督教神學作鬥爭的武器;道家崇尚自然的原則也對法國唯物主義產生了明顯的積極影響。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能以平等的心態來對待中國哲學，他不諱言，自己的二進位直接受到《易經》中的陰陽八卦卦序的啟發。其大弟子沃爾弗同樣熱愛中國文化，曾因發表《中國的實踐哲學》的講演而受到迫害。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康德，是萊布尼茨——沃爾弗學派的嫡傳，他的“理性”一詞被認為來源於宋明理學的“理”和老子的“道”。
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傳教士起的作用不可抹殺。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西學逐漸地傳到了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通過傳教士傳到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居住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他們把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譯成西方的文字傳到歐美，諸如《大學》、《中庸》、《論語》、《易經》等。在東學西漸中，有兩個人與青島有聯繫，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是衛禮賢(Ri插rd Wilhelm，1873～1930)，一個是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
衛禮賢原名理察·威廉，因為酷愛中國文化，便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衛禮賢。他是德國基督教同善會的一名傳教士，1899年來中國，在青島傳教，也從事於教育和慈善事業，在中國生活了二十餘年，1924年回德國。在華期間，曾與康有為有交往，與勞乃宣相識頗深，並在勞乃宣的幫助下，著手翻譯《易經》，在德國以德文出版。他還創辦了禮賢書院，潛心研究中國儒家學說。從1903年起，衛禮賢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論文，並著手翻譯中國古代哲學經典。已出版的有《論語》(1910年)、《老子》、《列子》(1911年)、《莊子》(1912年)、《中國民間故事集》(1914年)，《易經》(1924年)、《呂氏春秋》(1928年)和《禮記》(1930年)等。回國後，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創立中國研究所，出版雜誌《中國的科學與藝術》，成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德國的學者們給予衛禮賢高度和充分的肯定，法蘭克福大學授予他漢學榮譽博士，他成了中國古代聖人的詮釋者。通過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觸了中國文化，從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啟迪。如榮格認為從他那兒得到的教益比從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多。對衛禮賢翻譯的《周易》，榮格說：《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歷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通過《易經》的幫助和啟發，榮格提出了“共時性原則”，並將這種“共時性原則”，作為自己的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內在基石，認為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表現最為充分，是中國思維方式最集中的體現。而對於西方人來說，這種思維方式，從赫拉克利特之後，便在哲學史上消失，只是在萊布尼茨那裡出現過一些低微的回聲。
英國漢學家翟理斯在青島居住並遊學，1903年青島啤酒創立，譯名就是採用他和威妥瑪式拼音，而為Tsingtao Beer，他在中國擔任過多處英國領事，後來擔任英國劍橋大學第二任中文教授，治學勤，著作多，有“其書滿架”之譽。他對東學西漸有很大貢獻。他著有《中國歷史及其它概述》。他編的《華英辭典》，提到很多中國文人，附有各個漢字的廣東、客家、福州、溫州、寧波等九個方言區的方音拼法。他著《古今姓氏族譜——中國人名大辭典》，介紹了從先秦到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文學家。另著《中國文明》、《中國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提到過這部外國人寫的中國文學史。他翻譯的作品也很多，有《英譯漢詩》，1898年他從《聊齋志異》的四百五十五個故事中選譯了一百六十四個故事，並根據其中的《夢》(即《蓮花公主》)改寫了一部芭蕾舞劇《蜜蜂》，1916年該劇上演後在歐洲引起轟動。他還有兩次重譯的《佛國記》(1877年、1923年)，1905年寫《中國繪畫藝術概要》，1911年編《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兼國學院院長林文慶在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時，他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了序。他還著有《儒家及其競爭者》(1915年)，並對《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思想經典作了部分翻譯。他和他的兒子對《莊子》都很有興趣，各有自己的《莊子》節譯本。1957年，英國出版了他用三十八年時間編成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他的知名度很高，孫中山1897年春復函給他(時任劍橋大學教授)，並應其所請寫了一篇自傳，談到自己初次出國的感受，“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至於教則崇拜耶錦，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矣”。孫中山的這些感受與文化交流有關。
東學西漸與“東化”(5)
在翟理斯和衛禮賢幾十年之後，二十一世紀的第四年，青島大學《東方論壇》又開設了“東學西漸”的專欄，這不知是巧合，還是策劃者事先有意安排的。我希望這個欄目能夠吸引更多的學者參加，都來關注文化交流。我希望把這個欄目辦好，辦成一個有特色的欄日。
2004年
“天人合一”新解(1)
“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中外治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哪一個也迴避不開。但是，對這個命題的理解、解釋和闡述，卻相當分歧。學者間理解的深度和廣度、理解的角度，也不盡相同。這是很自然的，幾乎沒有哪一個哲學史上的命題的解釋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下面先簡略地談一談這個命題的來源，然後介紹一下幾個有影響的學者對這個命題的解釋，最後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新解”吧。對於哲學，其中也包括中國哲學，我即使不是一個完全的門外漢，最多也只能說是一個站在哲學門外向裡面望了幾眼的好奇者。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有非常奇怪的，真正的內行“司空見慣渾無事”，對一些最常談的問題習以為常，熟視無睹，而外行人則懷著一種難免幼稚但卻淳樸無所蔽的新鮮的感覺，看出一些門道來。這個現象在心理學上很容易解釋，在人類生活和科學研究中，並不稀見。我希望，我就是這樣的外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