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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國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國家。從蒙昧的遠古起，幾乎是從一有文化開始，中國文化中就有外來文化的成分。中國人向來強調“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只要對我們有利，我們就吸收。海納百川，所以成就了中國文化之大。中外文化的交流，一直沒有中斷過。最大的兩次是佛教的傳入和西學東漸。佛教傳入的結果是形成了中國佛教。而明末清初以來西方文化在我國廣泛傳播，則是“西學東漸”。從此，我們才有了“中學”和“西學”這樣的名稱，才有了“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這樣的說法。“西學”的先遣部隊是天主教。天主教入中國，自明末始，但是，像明末清初這樣大規模的傳入，還是第一次。唐代有所謂三教的說法，指的是儒、釋、道。此時又來了一個新三教。道家退出，增添了一個天主教。新三教之間有過矛盾和撞擊，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第五章《歐洲宗教與神哲等學之東傳》敘述頗詳，我不贅述。
我們中國不但能夠拿來，也能夠送去。歷史上，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發明創造送到外國去，送給世界人民。從全世界的歷史和現狀來看，人類文明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中國人與有力焉。可惜的是，在一片西化之聲洋洋乎盈耳之時，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覺極為良好，他們以“天之驕子”自居，在下意識之中，認為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今後也將永遠是這個樣子。今天的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對中國不了解，毫無所知，甚至個別人還認為中國人現在還在裹小腳，吸鴉片。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對中國懵懂無知，連魯迅都不知道。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的好東西，那我們只好送去了。鑑於此，我們組織了一套《東方文化集成》，計劃出五百多種，六百多部，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出版，現在還在繼續編輯出版。我還和王寧主編了一套《東學西漸叢書》，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總共七部，包括朱謙之先生早先寫成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還有其他作者的新著：王寧的《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王兆春等的《中國軍事科學的西傳及其影響》、韓琦的《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劉岩的《中國文化對美國文學的影響》、史彤彪的《中國法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孫津的《中國現代化對西方的影響》。叢書出版之後，有人發表評論，說這套叢書，可以增強我們變革和發展的信心，說這套叢書的價值得到了充分展現。從這套叢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十六、十七世紀以前的歐洲，在文明的發展中與中國有多麼大的差距。而他們向中國文明的學習，與後來中國人接受歐洲文明的順序是相似的，即先從科學技術開始，這不僅包括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四大發明”，還包括陶瓷、冶金、紡織等技術，以及軍事技術和兵法等。之後，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價值觀、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學，進而是對中國社會制度的理性思考。2000年劉登閣、周雲芳著的《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看來，東學西漸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重視。
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應該是“東化”的世紀。西方文化從文藝復興以來，昌盛了幾百年，把社會生產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類社會進步也達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輝燦爛，遠邁前古，世界人民無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西方的有些學者已經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國施賓格勒在1917年開始寫作的《西方的沒落》一書，預言當時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會沒落。此書一出版，馬上洛陽紙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受其影響，也反對西方中心論。他們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因為，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漸呈現出強弩之末的樣子，大有難以為繼之勢了。具體表現是西方文化產生了一些威脅人類生存的弊端，其犖犖大者，就有生態平衡的破壞、酸雨橫行、淡水資源匱乏、臭氧層破壞、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動植物物種不斷滅絕、新疾病出現等等，都威脅著人類的發展甚至生存。
東學西漸與“東化”(3)
西方文化產生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於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因為思維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礎，思維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體系的根本不同。簡而言之，我認為，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它照顧了事物的整體，有整體概念，講普遍聯繫，接近唯物辯證法。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而不是只注意個別枝節。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體”的思想，是典型的東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維模式則是分析的。它抓住一個東西，特別是物質的東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極其細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視了整體聯繫，這在醫學上表現得最為清楚。西醫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完全把人體分割開來。用一句現成的話來說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中醫則往往是頭痛治腳，腳痛治頭，把人體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兩者的對立，十分明確。但是不能否認，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的東西，東西方都是既有綜合思維，也有分析思維。然而，從宏觀上來看，這兩種思維模式還是有地域區別的：東方以綜合思維模式為主導，西方則是以分析思維為主導。這個區別表現在各個方面，具體來說，東方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綜合思維為基礎的。西方則是征服自然，對大自然窮追猛打。表面看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滿足了他們的物質生活需求，日子越過越紅火，但是久而久之，卻產生了以上種種危及人類生存的種種弊端。這是因為，大自然雖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卻是能懲罰、善報復的，諸弊端就是報復與懲罰的結果。
有的學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弊端，比如環境污染，只有發展科學，發展技術，發展經濟，才有可能最後解決環境問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為了保護環境決不能抑制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大前提是絕對正確的。不這樣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處理這個問題，腦筋里必須先有一根弦，先有一個必不可缺的指導思想，而這個指導思想只能是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則就會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裡走。從發展的最初一刻起，就應當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過去的慘痛教訓，想方設法，挖空心思，盡上最大的努力，對弊害加以抑制，決不允許空喊：“發展!發展!發展!”高枕無憂，掉以輕心，夢想有朝一日科學會自己找出辦法，挫敗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制，而人類前途危矣。中國舊小說中常講到龍虎山張天師打開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後來，群魔亂舞，張天師也束手無策了。最聰明最有遠見的辦法是向觀音菩薩學習，放手讓本領通天的孫悟空去幫助唐僧取經，但是同時又把一個箍套在猴子頭上，把緊箍咒教給唐僧。這樣可以兩全其美，真無愧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主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滅。全面一點的觀點是：西方形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文化尋求綜合的思維方式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這種代之而起，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繫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取代”，在二十一世紀可見分曉。所以結論是：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濟西方“征服自然”之窮，就可以稱之為“東西文化互補論”。東方的“天人合一”是帶有普遍性的一種思想，中國、印度都有。即以中國儒家為例，《易經》中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中庸》有“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這些都是綜合思維方式的典型例子。
我們中國不但能夠拿來，也能夠送去。歷史上，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發明創造送到外國去，送給世界人民。從全世界的歷史和現狀來看，人類文明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中國人與有力焉。可惜的是，在一片西化之聲洋洋乎盈耳之時，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覺極為良好，他們以“天之驕子”自居，在下意識之中，認為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今後也將永遠是這個樣子。今天的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對中國不了解，毫無所知，甚至個別人還認為中國人現在還在裹小腳，吸鴉片。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對中國懵懂無知，連魯迅都不知道。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的好東西，那我們只好送去了。鑑於此，我們組織了一套《東方文化集成》，計劃出五百多種，六百多部，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出版，現在還在繼續編輯出版。我還和王寧主編了一套《東學西漸叢書》，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總共七部，包括朱謙之先生早先寫成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還有其他作者的新著：王寧的《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王兆春等的《中國軍事科學的西傳及其影響》、韓琦的《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劉岩的《中國文化對美國文學的影響》、史彤彪的《中國法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孫津的《中國現代化對西方的影響》。叢書出版之後，有人發表評論，說這套叢書，可以增強我們變革和發展的信心，說這套叢書的價值得到了充分展現。從這套叢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十六、十七世紀以前的歐洲，在文明的發展中與中國有多麼大的差距。而他們向中國文明的學習，與後來中國人接受歐洲文明的順序是相似的，即先從科學技術開始，這不僅包括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四大發明”，還包括陶瓷、冶金、紡織等技術，以及軍事技術和兵法等。之後，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價值觀、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學，進而是對中國社會制度的理性思考。2000年劉登閣、周雲芳著的《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看來，東學西漸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重視。
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應該是“東化”的世紀。西方文化從文藝復興以來，昌盛了幾百年，把社會生產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類社會進步也達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輝燦爛，遠邁前古，世界人民無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西方的有些學者已經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國施賓格勒在1917年開始寫作的《西方的沒落》一書，預言當時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會沒落。此書一出版，馬上洛陽紙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受其影響，也反對西方中心論。他們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因為，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漸呈現出強弩之末的樣子，大有難以為繼之勢了。具體表現是西方文化產生了一些威脅人類生存的弊端，其犖犖大者，就有生態平衡的破壞、酸雨橫行、淡水資源匱乏、臭氧層破壞、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動植物物種不斷滅絕、新疾病出現等等，都威脅著人類的發展甚至生存。
東學西漸與“東化”(3)
西方文化產生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於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因為思維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礎，思維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體系的根本不同。簡而言之，我認為，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它照顧了事物的整體，有整體概念，講普遍聯繫，接近唯物辯證法。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而不是只注意個別枝節。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體”的思想，是典型的東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維模式則是分析的。它抓住一個東西，特別是物質的東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極其細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視了整體聯繫，這在醫學上表現得最為清楚。西醫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完全把人體分割開來。用一句現成的話來說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中醫則往往是頭痛治腳，腳痛治頭，把人體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兩者的對立，十分明確。但是不能否認，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的東西，東西方都是既有綜合思維，也有分析思維。然而，從宏觀上來看，這兩種思維模式還是有地域區別的：東方以綜合思維模式為主導，西方則是以分析思維為主導。這個區別表現在各個方面，具體來說，東方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綜合思維為基礎的。西方則是征服自然，對大自然窮追猛打。表面看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滿足了他們的物質生活需求，日子越過越紅火，但是久而久之，卻產生了以上種種危及人類生存的種種弊端。這是因為，大自然雖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卻是能懲罰、善報復的，諸弊端就是報復與懲罰的結果。
有的學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弊端，比如環境污染，只有發展科學，發展技術，發展經濟，才有可能最後解決環境問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為了保護環境決不能抑制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大前提是絕對正確的。不這樣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處理這個問題，腦筋里必須先有一根弦，先有一個必不可缺的指導思想，而這個指導思想只能是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則就會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裡走。從發展的最初一刻起，就應當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過去的慘痛教訓，想方設法，挖空心思，盡上最大的努力，對弊害加以抑制，決不允許空喊：“發展!發展!發展!”高枕無憂，掉以輕心，夢想有朝一日科學會自己找出辦法，挫敗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制，而人類前途危矣。中國舊小說中常講到龍虎山張天師打開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後來，群魔亂舞，張天師也束手無策了。最聰明最有遠見的辦法是向觀音菩薩學習，放手讓本領通天的孫悟空去幫助唐僧取經，但是同時又把一個箍套在猴子頭上，把緊箍咒教給唐僧。這樣可以兩全其美，真無愧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主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滅。全面一點的觀點是：西方形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文化尋求綜合的思維方式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這種代之而起，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繫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取代”，在二十一世紀可見分曉。所以結論是：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濟西方“征服自然”之窮，就可以稱之為“東西文化互補論”。東方的“天人合一”是帶有普遍性的一種思想，中國、印度都有。即以中國儒家為例，《易經》中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中庸》有“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這些都是綜合思維方式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