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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我始終認為很值得思考的，就是諾貝爾獎金。諾貝爾獎金，大家都認為是了不起的，以為得諾貝爾獎金就可以入文學史了。過去我也這麼想過。可是到今天，為什麼我們一個諾貝爾獎也沒有得呢?大江健三郎，這個人我認識，五十年代，他大學還沒畢業時隨代表團來北大訪問過。代表團也見了我。在座的有研究日本文學的嗎?大江健三郎那時候來的，我不是說他不應該得，我看瑞典科學院，對大江健三郎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就說這個人應該得諾貝爾獎金，我不是說他不應該。這是第一。第二個問題就是，過去得諾貝爾獎金的，從1900年還是1901年開始，到現在將近快一百年了吧。得諾貝爾獎金的確實有大家，這是不能否定的，將來能夠傳世的大家，當然確實也有不但不是大家，二流也不夠，就是那個賽珍珠，我很有意見，《黃土地》那書我也看過，我是從藝術方面說的，那個書沒有什麼藝術性，它能得諾貝爾獎金，中國的得不了。後來我聽說馬悅然是瑞典科學院管這個的，說話算數的，他跟別人講，他說中國之所以沒有得諾貝爾獎金，就因為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好。這是胡說八道的事情，你並沒有規定你這種文學作品要翻譯成哪種語言哪，那麼世界上得諾貝爾獎金的，除了英文，意德法的，都翻譯得好嗎?我就感覺到諾貝爾獎金，這個大家也承認，政治性是很強的，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當年的蘇聯，都是歧視的。前幾天有一次會上我也講，我們中國有些出版社，或者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用不著大聲疾呼來宣傳諾貝爾獎金。好多出版社利用諾貝爾獎金來做生意，宣傳諾貝爾獎金的作品集，又是每個人的介紹，我看大可不必，而且這個東西，從這裡看起來它很不公正。這是順便講的，因為大家也是搞這個的。下一個問題是送出去，拿來我們會，但送去怎麼送?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如你們呢，眼前就有留學生，北大也有一批留學生，就是送去的對象，讓人家了解我們。當然讓人家了解我們的目的也不是什麼民族狹隘主義，人與人之間相互了解，對將來世界和平也有好處，我覺得這是國際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說我們文化就高於一切，不是這麼回事。一個拿來，一個送去。我想，我們這兩方面的工作都應該做好。占大家的時間太多了，謝謝大家!
東學西漸與“東化”(1)
最近，我的學生蔡德貴告訴我，青島大學學報《東方論壇》準備開設一個新的欄目“東學西漸”，並轉達該學報雜誌社社長馮國榮教授的意見，請我寫一篇文章，我很高興。由《東方論壇》開設“東學西漸”，我覺得這個欄目開得好，開得適逢其時。我很願意寫一篇文章談談我的看法。
溫家寶總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學做《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演講時，提到2003年9月10日教師節那天，他到醫院看我，說我們在促膝交談中，談到近代有過西學東漸，也有過東學西漸。十七到十八世紀，當外國傳教士把中國的文化典籍翻譯成西文傳到歐洲的時候，曾經引起西方一批著名的學者和啟蒙的思想家極大的興趣。這個問題是文化交流的問題。
我一向特別重視文化交流的問題，既主張拿來主義，也主張送去主義。對中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觀點是“拿來”與“送去”。我認為，文化一旦產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文化發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誰都擋不住。從古代到現在，在世界上還找不到一種文化是不受外來影響的。交流也有壞的，但壞的交流對人類沒有益處，不能叫文化。對人類有好處的、有用的、物質、精神兩方面的東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文化不論大小，一旦出現，就會向外流布。全人類都蒙受文化交流之利。如果沒有文化交流，我們簡直無法想像，人類會是什麼樣子。
一種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時代性。一個民族自己創造文化，並不斷發展，成為傳統文化，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個民族創造了文化，同時在發展過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別的民族的文化，要進行文化交流，這就是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與時代性有矛盾，但又統一，缺一不可。繼承傳統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國文化，進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時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這個問題是會貫徹始終的。
為了保持文化的時代性，自二十世紀以來，出現了一種提倡“全盤西化”的觀點。“全盤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聯繫。現在，整個的社會，不但中國，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壟斷地位，這是事實。眼前哪一樣東西不是西方文化?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就說我們這穿的，從頭頂到鞋，全是西方化了。這個西化不是壞事情。“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創新、引進就是“化”。但“全盤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經線，沒有緯線。“全盤西化”在理論上講不通，在事實上辦不到。
就目前來說，我們對西方文化和外國文化，當然要重視“拿來”，就是把外國的好東西“拿來”。這裡涉及有關文化的三個方面，物的部分、心物結合的部分、心的部分，都要拿。“物”的部分，當然要拿，咖啡、沙發、啤酒、牛仔褲、喇叭褲，這一系列東西，只要是好的，都拿。我們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乘的、坐的、住的、用的，有哪一件是完完全全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汽車、火車、飛機、輪船，我們古代有嗎?可可、咖啡、紙菸、可口可樂、啤酒、香檳、牛排、麵包，我們過去有嗎?我們吃的土豆、玉米、菠菜、葡萄，以及許許多多的水果、蔬菜，都是外來的。這菠菜的“菠”字，本身是音譯，不是意譯，它叫菠棱、菠稜菜，是印度、尼泊爾一帶產生的。茉莉花也是外來的，甚至連名字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我們用的樂器，胡琴、鋼琴、小提琴、琵琶，也都是外來的。拿來，完全正確。現在我們確實拿來了，拿來的真不少，好的壞的都拿來了。連愛滋病也拿來了，這是不應該的。心、物結合的部分比方說制度，也可以學習。最重要的還是心的部分，要拿價值觀念、民族性格。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不能馬馬虎虎，得把弱點克服，要不克服的話，我們的生產力就發展不了。從長期的歷史研究中，我得出一個非常可貴的經驗：在我們國力興盛，文化昌明，經濟繁榮，科技先進的時期，比如漢唐興盛時期，我們就大膽吸收外來文化，從而促進了我們文化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到了見到外國東西就害怕，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這往往是我們國勢衰微，文化低落的時代。
東學西漸與“東化”(2)
但是，我們不能只講西化，不講“東化”。“東化”，報紙上沒有這個詞兒，是我發明的。我們知道，漢唐的時候，是“東化”的。因為世界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當時在中國。在明末清初以前確實有過東學西漸。不能只重視“西學東漸”而忽視“東學西漸”。根據歷史事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東學西漸”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傳教士、外籍華人、留學生、商人等的注意，並通過他們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
東學西漸與“東化”(1)
最近，我的學生蔡德貴告訴我，青島大學學報《東方論壇》準備開設一個新的欄目“東學西漸”，並轉達該學報雜誌社社長馮國榮教授的意見，請我寫一篇文章，我很高興。由《東方論壇》開設“東學西漸”，我覺得這個欄目開得好，開得適逢其時。我很願意寫一篇文章談談我的看法。
溫家寶總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學做《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演講時，提到2003年9月10日教師節那天，他到醫院看我，說我們在促膝交談中，談到近代有過西學東漸，也有過東學西漸。十七到十八世紀，當外國傳教士把中國的文化典籍翻譯成西文傳到歐洲的時候，曾經引起西方一批著名的學者和啟蒙的思想家極大的興趣。這個問題是文化交流的問題。
我一向特別重視文化交流的問題，既主張拿來主義，也主張送去主義。對中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觀點是“拿來”與“送去”。我認為，文化一旦產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文化發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誰都擋不住。從古代到現在，在世界上還找不到一種文化是不受外來影響的。交流也有壞的，但壞的交流對人類沒有益處，不能叫文化。對人類有好處的、有用的、物質、精神兩方面的東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文化不論大小，一旦出現，就會向外流布。全人類都蒙受文化交流之利。如果沒有文化交流，我們簡直無法想像，人類會是什麼樣子。
一種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時代性。一個民族自己創造文化，並不斷發展，成為傳統文化，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個民族創造了文化，同時在發展過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別的民族的文化，要進行文化交流，這就是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與時代性有矛盾，但又統一，缺一不可。繼承傳統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國文化，進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時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這個問題是會貫徹始終的。
為了保持文化的時代性，自二十世紀以來，出現了一種提倡“全盤西化”的觀點。“全盤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聯繫。現在，整個的社會，不但中國，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壟斷地位，這是事實。眼前哪一樣東西不是西方文化?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就說我們這穿的，從頭頂到鞋，全是西方化了。這個西化不是壞事情。“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創新、引進就是“化”。但“全盤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經線，沒有緯線。“全盤西化”在理論上講不通，在事實上辦不到。
就目前來說，我們對西方文化和外國文化，當然要重視“拿來”，就是把外國的好東西“拿來”。這裡涉及有關文化的三個方面，物的部分、心物結合的部分、心的部分，都要拿。“物”的部分，當然要拿，咖啡、沙發、啤酒、牛仔褲、喇叭褲，這一系列東西，只要是好的，都拿。我們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乘的、坐的、住的、用的，有哪一件是完完全全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汽車、火車、飛機、輪船，我們古代有嗎?可可、咖啡、紙菸、可口可樂、啤酒、香檳、牛排、麵包，我們過去有嗎?我們吃的土豆、玉米、菠菜、葡萄，以及許許多多的水果、蔬菜，都是外來的。這菠菜的“菠”字，本身是音譯，不是意譯，它叫菠棱、菠稜菜，是印度、尼泊爾一帶產生的。茉莉花也是外來的，甚至連名字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我們用的樂器，胡琴、鋼琴、小提琴、琵琶，也都是外來的。拿來，完全正確。現在我們確實拿來了，拿來的真不少，好的壞的都拿來了。連愛滋病也拿來了，這是不應該的。心、物結合的部分比方說制度，也可以學習。最重要的還是心的部分，要拿價值觀念、民族性格。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不能馬馬虎虎，得把弱點克服，要不克服的話，我們的生產力就發展不了。從長期的歷史研究中，我得出一個非常可貴的經驗：在我們國力興盛，文化昌明，經濟繁榮，科技先進的時期，比如漢唐興盛時期，我們就大膽吸收外來文化，從而促進了我們文化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到了見到外國東西就害怕，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這往往是我們國勢衰微，文化低落的時代。
東學西漸與“東化”(2)
但是，我們不能只講西化，不講“東化”。“東化”，報紙上沒有這個詞兒，是我發明的。我們知道，漢唐的時候，是“東化”的。因為世界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當時在中國。在明末清初以前確實有過東學西漸。不能只重視“西學東漸”而忽視“東學西漸”。根據歷史事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東學西漸”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傳教士、外籍華人、留學生、商人等的注意，並通過他們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