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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老年人就全該死了嗎?也不是的。人老了，識多見廣，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都非常豐富，這些東西對我們國家還是有用處的，只要不倚老賣老，不倚老吃老，人類社會還是需要老人的。佛經裡面有一個《棄老國緣》的故事，說的就是這一番道理。在現在的中國，在21世紀的中國，活著無疑還是一種樂事。我常常說：人們吃飯為了活著，但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條之一。我也身體力行。我現在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窮年，不求有驚人之舉，但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吃下去的飯。
在北京大學校內，老教授有一大批。比我這個八十九歲的老人更老的人，還有十幾位。如果在往八寶山去的路上按年齡順序排一個隊的話，我決不在前幾名。我曾說過，我決不會在這個隊伍中搶先夾塞，我決心魚貫而前，輪到我的時候，我說不定還會溜號躲開，從後面擠進比我年輕的隊伍中。
多少年來，我成了陶淵明的信徒。他的那一首詩：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我感到，我現在大體上能夠做到了，對生死之事，我確實沒有多慮。關鍵在一個“應”字，這個“應”字由誰來掌管，由誰來決定呢?我不能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來決定。既然不由我自己來決定，那麼——由它去吧。
迎新懷舊(3)
2000年1月1～3日
新世紀新千年寄語
人們往往有這樣的經驗：過去帶來惆悵，現在帶來迷惘，未來帶來希望。
現在，一個新世紀，新千年就要來到我們的眼前了。這正是人們讓幻想馳騁、對未來提出希望的最佳時刻。
在我國報刊、雜誌上，在開會的發言中，人們確實已經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希望。我想，全世界恐怕也是這個樣子吧。許多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學者、商業界的大款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希望政治如何如何，希望經濟如何如何，希望文學如何如何，希望學術如何如何，希望人文素質如何如何，讓人眼花繚亂，煞是熱鬧。然而獨獨沒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提出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而我個人認為，這才是未來的關鍵。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我們不能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恩格斯真不愧是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之一。在一百多年以前，當時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還不太顯著或者只能說是初露端倪，可是偉大的恩格斯已經注意到了，而且給世人敲響了警鐘。對這樣天才的預見和警告，我們能不五體投地地讚佩嗎?
眼前世界的形勢已經充分地證明了恩格斯預見之偉大與睿智。許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已經充分證明了自然界正在日益強烈地對我們人類進行著報復。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到，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然而我們的反應怎樣呢?除了少數有識之士外，大多數人，包括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在內還在懵懵懂懂，馳騁於蝸角，搏鬥於蟻冢，美國在演著總統選舉的鬧劇，中東在演著巴以衝突的悲劇，全球狼煙四起，動盪混亂，如果真有一個造物主的話——我不相信真有——他站在宇宙某一個地方，俯視地球村裡的幾台大戲正在演得紅紅火火，難道他不會像我們人類一樣，看到地上的蟻群廝殺，積屍滿地，流血——螞蟻不知有血沒有——成河，不禁莞爾而笑嗎?
我虔誠希望，我們人類要同大自然成為朋友，不要再視它為敵人，成了朋友以後，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們需要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新千年寄語。
2000年12月15日
九十述懷(1)
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對舊社會來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卻創造了三句順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來兮，九十不稀奇。”這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
但是，對我來說，卻另有一番糾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沒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的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人，我不會說大話，不敢說大話，在年齡方面也一樣。我的第一本帳只計劃活四十歲到五十歲。因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歲，遵照遺傳的規律，遵照傳統倫理道德，我不能也不應活得超過了父母。我又哪裡知道，仿佛一轉瞬間，我竟活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進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頤進軍了。這樣一來，我能不感到稀奇嗎?
但是，為什麼又感到不稀奇呢?從目前的身體情況來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點不算太大的問題和腿腳不太靈便外，自我感覺還是良好的，寫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倚馬可待。待人接物，應對進退，還是“難得糊塗”的。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長的時間以前，沒有什麼兩樣。李太白詩：“高堂明鏡悲白髮。” 我不但發已全白(有人告訴我，又有黑髮長出)，而且禿了頂。這一切也都是事實，可惜我不是電影明星，一年照不了兩次鏡子，那一切我都不視不見。在潛意識中，自己還以為是“朝如青絲”哩。對我這樣無知無識、麻木不仁的人，連上帝也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能會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我這種精神狀態之所以能夠產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現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齡是六十歲到七十歲。可是，就我個人而論，在學術研究上，我的衝刺起點是在八十歲以後。開了幾十年的會，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運動，做過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檢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對別人進行批判，最後又經歷了十年浩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兒對我垂青，制止了我實行自己年齡計劃的話，在我八十歲以前(這也算是高壽了)就“遽歸道山”，我留給子孫後代的東西恐怕是不會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壞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癢，災禍梨棗的所謂著述，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恐怕就要“另案處理”了。
在從八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十年內，在我衝刺開始以後，頗有一些值得紀念的甜蜜的回憶。在撰寫我一生最長的一部長達八十萬字的著作《糖史》的過程中，頗有一些情節值得回憶，值得玩味。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無礙。燕園風光旖旎，四時景物不同。春天奼紫嫣紅，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紅染霜葉，冬天六出蔽空。稱之為人間仙境，也不為過。然而，在這兩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這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視而不見，甚至不視不見。未名湖的漣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視為奇觀的勝景，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懵然，無動於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圖書館中的盈室滿架的圖書，鼻子裡聞到的只有那裡的書香。
在北京大學校內，老教授有一大批。比我這個八十九歲的老人更老的人，還有十幾位。如果在往八寶山去的路上按年齡順序排一個隊的話，我決不在前幾名。我曾說過，我決不會在這個隊伍中搶先夾塞，我決心魚貫而前，輪到我的時候，我說不定還會溜號躲開，從後面擠進比我年輕的隊伍中。
多少年來，我成了陶淵明的信徒。他的那一首詩：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我感到，我現在大體上能夠做到了，對生死之事，我確實沒有多慮。關鍵在一個“應”字，這個“應”字由誰來掌管，由誰來決定呢?我不能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來決定。既然不由我自己來決定，那麼——由它去吧。
迎新懷舊(3)
2000年1月1～3日
新世紀新千年寄語
人們往往有這樣的經驗：過去帶來惆悵，現在帶來迷惘，未來帶來希望。
現在，一個新世紀，新千年就要來到我們的眼前了。這正是人們讓幻想馳騁、對未來提出希望的最佳時刻。
在我國報刊、雜誌上，在開會的發言中，人們確實已經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希望。我想，全世界恐怕也是這個樣子吧。許多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學者、商業界的大款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希望政治如何如何，希望經濟如何如何，希望文學如何如何，希望學術如何如何，希望人文素質如何如何，讓人眼花繚亂，煞是熱鬧。然而獨獨沒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提出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而我個人認為，這才是未來的關鍵。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我們不能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恩格斯真不愧是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之一。在一百多年以前，當時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還不太顯著或者只能說是初露端倪，可是偉大的恩格斯已經注意到了，而且給世人敲響了警鐘。對這樣天才的預見和警告，我們能不五體投地地讚佩嗎?
眼前世界的形勢已經充分地證明了恩格斯預見之偉大與睿智。許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已經充分證明了自然界正在日益強烈地對我們人類進行著報復。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到，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然而我們的反應怎樣呢?除了少數有識之士外，大多數人，包括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在內還在懵懵懂懂，馳騁於蝸角，搏鬥於蟻冢，美國在演著總統選舉的鬧劇，中東在演著巴以衝突的悲劇，全球狼煙四起，動盪混亂，如果真有一個造物主的話——我不相信真有——他站在宇宙某一個地方，俯視地球村裡的幾台大戲正在演得紅紅火火，難道他不會像我們人類一樣，看到地上的蟻群廝殺，積屍滿地，流血——螞蟻不知有血沒有——成河，不禁莞爾而笑嗎?
我虔誠希望，我們人類要同大自然成為朋友，不要再視它為敵人，成了朋友以後，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們需要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新千年寄語。
2000年12月15日
九十述懷(1)
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對舊社會來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卻創造了三句順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來兮，九十不稀奇。”這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
但是，對我來說，卻另有一番糾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沒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的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人，我不會說大話，不敢說大話，在年齡方面也一樣。我的第一本帳只計劃活四十歲到五十歲。因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歲，遵照遺傳的規律，遵照傳統倫理道德，我不能也不應活得超過了父母。我又哪裡知道，仿佛一轉瞬間，我竟活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進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頤進軍了。這樣一來，我能不感到稀奇嗎?
但是，為什麼又感到不稀奇呢?從目前的身體情況來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點不算太大的問題和腿腳不太靈便外，自我感覺還是良好的，寫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倚馬可待。待人接物，應對進退，還是“難得糊塗”的。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長的時間以前，沒有什麼兩樣。李太白詩：“高堂明鏡悲白髮。” 我不但發已全白(有人告訴我，又有黑髮長出)，而且禿了頂。這一切也都是事實，可惜我不是電影明星，一年照不了兩次鏡子，那一切我都不視不見。在潛意識中，自己還以為是“朝如青絲”哩。對我這樣無知無識、麻木不仁的人，連上帝也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能會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我這種精神狀態之所以能夠產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現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齡是六十歲到七十歲。可是，就我個人而論，在學術研究上，我的衝刺起點是在八十歲以後。開了幾十年的會，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運動，做過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檢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對別人進行批判，最後又經歷了十年浩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兒對我垂青，制止了我實行自己年齡計劃的話，在我八十歲以前(這也算是高壽了)就“遽歸道山”，我留給子孫後代的東西恐怕是不會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壞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癢，災禍梨棗的所謂著述，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恐怕就要“另案處理”了。
在從八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十年內，在我衝刺開始以後，頗有一些值得紀念的甜蜜的回憶。在撰寫我一生最長的一部長達八十萬字的著作《糖史》的過程中，頗有一些情節值得回憶，值得玩味。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無礙。燕園風光旖旎，四時景物不同。春天奼紫嫣紅，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紅染霜葉，冬天六出蔽空。稱之為人間仙境，也不為過。然而，在這兩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這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視而不見，甚至不視不見。未名湖的漣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視為奇觀的勝景，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懵然，無動於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圖書館中的盈室滿架的圖書，鼻子裡聞到的只有那裡的書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