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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馬上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蠻,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美麗。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上很嚴厲,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在他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並列,稱為“左後”。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裡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  在西諦先生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似乎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可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候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經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  胡適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什麼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這樣的“小罵”,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要害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於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塗、這樣低能嗎?  我看胡適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  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究竟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名字仿佛已經成了一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巋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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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堂上葉公超先生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閉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於詩詞的境界中,遺世而獨立。他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在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了。昔者晉人見好山水,便連聲喚:“奈何!奈何!”仔細想來,這是最好的讚美方式。因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說上幾句“奈何!”更具有啟發意義。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與此等量齊觀。  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異。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然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一個學者的為人和為學兩者之間有矛盾。有的人為學能實事求是,樸實無華,而為人則奇詭難測,像神龍一般,令人見首不見尾。另外一些人則正相反,為學奇詭難測,而為人則淳樸坦蕩。我覺得,在了一先生身上,為人與為學則是完全統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  我認為,在馮至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二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  馮至先生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瀰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我確實認為,馮至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謊言從他嘴裡流了出來。他說話從不有恃無恐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里,淚如泉湧,我預備放聲大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臉,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臉。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裡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張岱年先生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絕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假如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我們相交七十餘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周)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非凡是史籍,都有很好的造詣。他曾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熟練把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所創穫,巍然大師,國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用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制”之餘,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已盡其所長,我只能引用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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