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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馬上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蠻，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美麗。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上很嚴厲，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在他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並列，稱為“左後”。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裡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 在西諦先生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似乎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可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候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經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 胡適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什麼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這樣的“小罵”，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要害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於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塗、這樣低能嗎? 我看胡適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 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究竟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名字仿佛已經成了一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巋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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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葉公超先生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閉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於詩詞的境界中，遺世而獨立。他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在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了。昔者晉人見好山水，便連聲喚：“奈何!奈何!”仔細想來，這是最好的讚美方式。因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說上幾句“奈何!”更具有啟發意義。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與此等量齊觀。 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異。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然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一個學者的為人和為學兩者之間有矛盾。有的人為學能實事求是，樸實無華，而為人則奇詭難測，像神龍一般，令人見首不見尾。另外一些人則正相反，為學奇詭難測，而為人則淳樸坦蕩。我覺得，在了一先生身上，為人與為學則是完全統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 我認為，在馮至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二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 馮至先生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瀰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我確實認為，馮至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謊言從他嘴裡流了出來。他說話從不有恃無恐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里，淚如泉湧，我預備放聲大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臉，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臉。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裡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張岱年先生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絕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假如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我們相交七十餘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周)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非凡是史籍，都有很好的造詣。他曾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熟練把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所創穫，巍然大師，國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用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制”之餘，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已盡其所長，我只能引用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馬上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蠻，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美麗。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上很嚴厲，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在他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並列，稱為“左後”。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裡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 在西諦先生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似乎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可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候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經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 胡適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什麼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這樣的“小罵”，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要害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於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塗、這樣低能嗎? 我看胡適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 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究竟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名字仿佛已經成了一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巋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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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葉公超先生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閉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於詩詞的境界中，遺世而獨立。他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在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了。昔者晉人見好山水，便連聲喚：“奈何!奈何!”仔細想來，這是最好的讚美方式。因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說上幾句“奈何!”更具有啟發意義。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與此等量齊觀。 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異。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然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一個學者的為人和為學兩者之間有矛盾。有的人為學能實事求是，樸實無華，而為人則奇詭難測，像神龍一般，令人見首不見尾。另外一些人則正相反，為學奇詭難測，而為人則淳樸坦蕩。我覺得，在了一先生身上，為人與為學則是完全統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 我認為，在馮至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二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 馮至先生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瀰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我確實認為，馮至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謊言從他嘴裡流了出來。他說話從不有恃無恐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里，淚如泉湧，我預備放聲大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臉，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臉。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裡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張岱年先生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絕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假如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我們相交七十餘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周)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非凡是史籍，都有很好的造詣。他曾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熟練把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所創穫，巍然大師，國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用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制”之餘，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已盡其所長，我只能引用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