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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里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可見大家並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託。校長胡適乘飛機倉皇逃走，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餘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軍進城。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由於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在這裡，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只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待在哪裡，都無虧大節。愛國無分先後，革命不計遲早。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著來的是長達四十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記得50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先生也套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並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並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連在一起。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解放這一個時勢，不久就把馮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樣一來，我們倆都成了“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都成了奔走於國內外的開會的“英雄”。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別人打交道。我看，馮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他根本不是一個交際家。如果他真正樂此不疲的話，他就不會套用李後主的詞來說“怪話”。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
開會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解放後集會結社，名目繁多。什麼這學會，那協會;這理事會，那委員會;這人民代表大會，那政治協商會議，種種稱號，不一而足。馮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會活動家”，那就必須“活動”。又因為我們兩個的行當有點接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又有點相似，因此就經常“活動”到一起來了。我有時候胡思亂想：馮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減少百分之八九十，我們的友誼就會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僅僅為了這一點，我也要感謝“會多”。
我們倆共同參加的會，無法一一列舉，僅舉其犖犖大者，就有《世界文學》編委會、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等等，等等。我們的友誼就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我的回憶也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
我不能忘記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在這裡召開。馮先生是這一卷的主編，我是副主編，我們倆都參加了。莫干山以竹聞名，聲震神州。我這個向來不作詩的“非詩人”，忽然得到了靈感，居然寫了四句所謂“詩”：莫干竹世界，遍山綠琅玕。仰觀添個個，俯視唯團團。可見竹子給我的印象之深。在緊張地審稿之餘，我同馮先生有時候也到山上去走走。白天踏著濃密的竹影，月夜走到仿佛能摸出綠色的幽篁里;有時候在細雨中，有時候在夕陽下。我們隨意談著話，有的與審稿有關，有的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我不能忘記那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溝國賓館。西安是中國古代幾個朝代的都會，到了唐代，西安簡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大量的外國人住在那裡。唐代詩歌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的產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會到處都是唐詩的遺蹟。誰到了灞橋，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麼“原”，不會立刻就聯想到唐代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呢?西安簡直是一座詩歌的城市，一座歷史傳說的城市，一座立即讓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溝這地方，杜甫詩中曾提到過。馮至先生本人是詩人，又是研究杜甫詩歌的專家。他到了西安，特別是到了丈八溝，大概體會和感受應該比別人更多吧。我們這一次是來參加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的年會的，工作也是頗為緊張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樣，在緊張之餘，我們也間或在這秀麗幽靜的賓館裡散一散步。這裡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夠了，夠了。往事如雲如煙。像這樣不能忘記的回憶，真是太多太多了。像這些不能忘記的地方和事情，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的腦袋好像就要爆裂的程度。現在，對我來說，每一個這樣的回憶，每一件這樣的事情，都仿佛成了一首耐人尋味的抒情詩。
所有這一些抒情詩都是圍繞著一個人而展現的，這個人就是馮至先生。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中，我們雖為朋友，我心中始終把他當老師來看待。借用先師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詩，就是“風義平生師友間”。經過這樣長時間的親身感受，我發現馮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非常可親近的人。他淳樸，誠懇，不會說謊，不會虛偽，不會吹牛，不會拍馬，待人以誠，同他相處，使人如坐春風中。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脾氣。前幾天，我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他女兒姚平告訴我說，有時候她爸爸在胸中鬱積了一腔悲憤，一腔不悅。女兒說：“你發一發脾氣嘛!一發不就舒服了嗎?”他苦笑著說：“你叫我怎樣學會發脾氣呢?”
馮至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平凡而又奇特，這樣一個貌似平凡實為不平凡的人。
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內向，懶於應對進退，怯於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幾個知己。我個人認為，馮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長的開會歷程中，有多次我們住在一間屋中。我們幾乎是無話不談，對時事，對人物，對社會風習，對藝壇奇聞，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幾乎沒有絲毫分歧。我們談話，從來用不著設防。我們直抒胸臆，盡興而談。自以為人生幸福，莫大於此。我們的友誼之所以歷久不衰，而且與時俱增，原因當然就在這裡。
兩年前，我的朋友和學生一定要為我慶祝80誕辰，我提出來了一個條件：凡是年長於我的師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請。馮先生當然是在這範圍以內的。然而，到了開會的那一天，大會就要開始時，馮先生卻以耄耋之年，跋涉長途，從東郊來到西郊，來向我表示祝賀。我坐在主席台上，瞥見他由人攙扶著走進會場，我一時目瞪口呆，萬感交集，我連忙跳下台階，雙手扶他上來。他講了許多鼓勵的話，優美得像一首抒情詩。全場四五百人掌聲雷動，可見他的話撥動了聽眾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終生難忘。那一次會上，還來了許多年長於我或少幼於我的老朋友，比如吳組緗(他是坐著輪椅趕來的)、許國璋等等，情誼深重，連同所有的到會的友人，包括我家鄉聊城和臨清的舊雨新交，我都終生難忘。我是一個拙於表達但在內心深處極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對我這樣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這貌似花樣繁多而實單調，貌似順暢而實坎坷的生命上，塗上了一層富有生機，富於情誼的色彩，我哪裡能夠忘記呢?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由於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在這裡，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只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待在哪裡，都無虧大節。愛國無分先後，革命不計遲早。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著來的是長達四十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記得50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先生也套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並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並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連在一起。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解放這一個時勢，不久就把馮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樣一來，我們倆都成了“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都成了奔走於國內外的開會的“英雄”。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別人打交道。我看，馮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他根本不是一個交際家。如果他真正樂此不疲的話，他就不會套用李後主的詞來說“怪話”。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
開會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解放後集會結社，名目繁多。什麼這學會，那協會;這理事會，那委員會;這人民代表大會，那政治協商會議，種種稱號，不一而足。馮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會活動家”，那就必須“活動”。又因為我們兩個的行當有點接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又有點相似，因此就經常“活動”到一起來了。我有時候胡思亂想：馮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減少百分之八九十，我們的友誼就會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僅僅為了這一點，我也要感謝“會多”。
我們倆共同參加的會，無法一一列舉，僅舉其犖犖大者，就有《世界文學》編委會、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等等，等等。我們的友誼就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我的回憶也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
我不能忘記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在這裡召開。馮先生是這一卷的主編，我是副主編，我們倆都參加了。莫干山以竹聞名，聲震神州。我這個向來不作詩的“非詩人”，忽然得到了靈感，居然寫了四句所謂“詩”：莫干竹世界，遍山綠琅玕。仰觀添個個，俯視唯團團。可見竹子給我的印象之深。在緊張地審稿之餘，我同馮先生有時候也到山上去走走。白天踏著濃密的竹影，月夜走到仿佛能摸出綠色的幽篁里;有時候在細雨中，有時候在夕陽下。我們隨意談著話，有的與審稿有關，有的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我不能忘記那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溝國賓館。西安是中國古代幾個朝代的都會，到了唐代，西安簡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大量的外國人住在那裡。唐代詩歌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的產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會到處都是唐詩的遺蹟。誰到了灞橋，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麼“原”，不會立刻就聯想到唐代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呢?西安簡直是一座詩歌的城市，一座歷史傳說的城市，一座立即讓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溝這地方，杜甫詩中曾提到過。馮至先生本人是詩人，又是研究杜甫詩歌的專家。他到了西安，特別是到了丈八溝，大概體會和感受應該比別人更多吧。我們這一次是來參加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的年會的，工作也是頗為緊張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樣，在緊張之餘，我們也間或在這秀麗幽靜的賓館裡散一散步。這裡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夠了，夠了。往事如雲如煙。像這樣不能忘記的回憶，真是太多太多了。像這些不能忘記的地方和事情，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的腦袋好像就要爆裂的程度。現在，對我來說，每一個這樣的回憶，每一件這樣的事情，都仿佛成了一首耐人尋味的抒情詩。
所有這一些抒情詩都是圍繞著一個人而展現的，這個人就是馮至先生。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中，我們雖為朋友，我心中始終把他當老師來看待。借用先師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詩，就是“風義平生師友間”。經過這樣長時間的親身感受，我發現馮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非常可親近的人。他淳樸，誠懇，不會說謊，不會虛偽，不會吹牛，不會拍馬，待人以誠，同他相處，使人如坐春風中。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脾氣。前幾天，我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他女兒姚平告訴我說，有時候她爸爸在胸中鬱積了一腔悲憤，一腔不悅。女兒說：“你發一發脾氣嘛!一發不就舒服了嗎?”他苦笑著說：“你叫我怎樣學會發脾氣呢?”
馮至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平凡而又奇特，這樣一個貌似平凡實為不平凡的人。
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內向，懶於應對進退，怯於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幾個知己。我個人認為，馮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長的開會歷程中，有多次我們住在一間屋中。我們幾乎是無話不談，對時事，對人物，對社會風習，對藝壇奇聞，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幾乎沒有絲毫分歧。我們談話，從來用不著設防。我們直抒胸臆，盡興而談。自以為人生幸福，莫大於此。我們的友誼之所以歷久不衰，而且與時俱增，原因當然就在這裡。
兩年前，我的朋友和學生一定要為我慶祝80誕辰，我提出來了一個條件：凡是年長於我的師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請。馮先生當然是在這範圍以內的。然而，到了開會的那一天，大會就要開始時，馮先生卻以耄耋之年，跋涉長途，從東郊來到西郊，來向我表示祝賀。我坐在主席台上，瞥見他由人攙扶著走進會場，我一時目瞪口呆，萬感交集，我連忙跳下台階，雙手扶他上來。他講了許多鼓勵的話，優美得像一首抒情詩。全場四五百人掌聲雷動，可見他的話撥動了聽眾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終生難忘。那一次會上，還來了許多年長於我或少幼於我的老朋友，比如吳組緗(他是坐著輪椅趕來的)、許國璋等等，情誼深重，連同所有的到會的友人，包括我家鄉聊城和臨清的舊雨新交，我都終生難忘。我是一個拙於表達但在內心深處極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對我這樣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這貌似花樣繁多而實單調，貌似順暢而實坎坷的生命上，塗上了一層富有生機，富於情誼的色彩，我哪裡能夠忘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