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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先生的軼事很多，我只能根據傳說講上幾件。他在南京時，開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待人寬厚，而要求極嚴。當時有一位廣東籍的研究員，此人脾氣古怪，雙耳重聽，形單影隻，不大與人往來，但讀書頗多，著述極豐。每天到所，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上兩千字，便以為完成了任務，可以交卷了，於是悄然離所，打道回府。他所愛極廣，隋唐史和黃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數十萬言。對歷史地理特感興趣，尤嗜對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樣子連印度天城體字母都不認識。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積木，可以任意挪動。放在前面，與對音不合，就改放在後面。
這樣產生出來的對音，有時極為荒誕離奇，那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位老先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里做了一個學術報告，說《史記》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對音，佛教在秦代已輸入中國了。實際上，“禁不得”這樣的字眼兒在漢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樣一時糊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一位頗負盛名的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已有此說。老先生不一定看到過。孤明獨發，鬧出了笑話。不意此時遠在美國的孟真先生，聽到了這個信息，大為震怒，打電話給所里，要這位老先生檢討，否則就炒魷魚。老先生不肯，於是便捲鋪蓋離開了史語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異常重視人才的，特別是年輕的優秀人才。他獎勵扶掖，不遺餘力。他心中有一張年輕有為的學者的名單。對於這一些人，他盡力提供或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安心研究，幫助他們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仍來所里工作。他還盡力延攬著名學者，禮遇有加。他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能在上面發表文章，是十分光榮的事。這個刊物至今仍在繼續刊行，舊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為20世紀中國學術界所僅見。
孟真先生有其金剛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薩慈眉的一面。當年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的教師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住在同一所宿舍里。在靛花巷宿舍里，陳寅恪先生住在樓上，一些年紀比較輕的教員和研究員住在樓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輕學者在樓下屋子裡閒談。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縱聲大笑。他們樂以忘憂，興會淋漓，忘記了時光的流逝。猛然間，樓上發出手杖搗地板的聲音。孟真先生輕聲說：“樓上的老先生發火了。”“老先生”指的當然就是寅恪先生。從此就有人說，傅斯年誰都不怕，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中，惟獨怕陳寅恪。我想，在這裡，這個“怕”字不妥，改為“尊敬”就更好了。
這一次，我由於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來到了台北，又聽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軼事。原來他離開大陸後，來到台灣，仍然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聲隆隆。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對自己的親信說：“那裡(指台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可見孟真先生仍然保留著他那一副剛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他真正繼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
根據我上面的瑣碎的回憶，我對孟真先生是見得少，聽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觸，就是我進北大時，他正是代校長，是他把我引進北大來的。據說——又是據說，他代表胡適之先生接管北大。當時日寇侵略者剛剛投降。北大，正確說是“偽北大”教員可以說都是為日本服務的。但是每個人情況又各有不同，有少數人認賊作父，覥顏事仇，喪盡了國格和人格。大多數則是不得已而為之。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孟真先生說，適之先生為人厚道，經不起別人的懇求與勸說，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這個“壞人”必須他做。他於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面，把問題嚴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說，這是為適之先生掃清道路，清除垃圾，還北大一片淨土，讓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到北大來的。我對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這一次我們三個北大人來到了台灣。台灣有清華分校，為什麼獨獨沒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說，傅斯年擔任校長的台灣大學就是北大分校。這個說法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三個人中，除我以外，他們倆既沒有見過胡適之，也沒有見過傅孟真。但是，胡、傅兩位畢竟是北大的老校長，我們不遠千里而來，為他們二位掃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謹以鮮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託我們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禮的時候，心裡想了很多很多。兩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為地被迫分開了五十多年，難道現在和好統一的時機還沒有到嗎?本是同根生，見面卻如參與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飛台灣。這樣人為的悲劇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北大與台大難道還不應該統一起來嗎?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再來掃孟真先生墓時，這一出人間悲劇能夠結束。
1999年5月5日
第57章 哭馮至先生
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於辭色。可是我還有別的事，下了狠心辭別。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裡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裡漫遊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我哪裡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後一次談話。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可是我離開了他。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將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仿佛已經成了歷史。他長我六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內沒有見過面。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裡，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但是，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嚮往，無比喜愛。魯迅先生讚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們才見了面。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著，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這裡房屋建築，古色古香。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迴廊重門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在這裡開過許多次會。我在這裡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
這樣產生出來的對音，有時極為荒誕離奇，那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位老先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里做了一個學術報告，說《史記》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對音，佛教在秦代已輸入中國了。實際上，“禁不得”這樣的字眼兒在漢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樣一時糊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一位頗負盛名的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已有此說。老先生不一定看到過。孤明獨發，鬧出了笑話。不意此時遠在美國的孟真先生，聽到了這個信息，大為震怒，打電話給所里，要這位老先生檢討，否則就炒魷魚。老先生不肯，於是便捲鋪蓋離開了史語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異常重視人才的，特別是年輕的優秀人才。他獎勵扶掖，不遺餘力。他心中有一張年輕有為的學者的名單。對於這一些人，他盡力提供或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安心研究，幫助他們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仍來所里工作。他還盡力延攬著名學者，禮遇有加。他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能在上面發表文章，是十分光榮的事。這個刊物至今仍在繼續刊行，舊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為20世紀中國學術界所僅見。
孟真先生有其金剛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薩慈眉的一面。當年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的教師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住在同一所宿舍里。在靛花巷宿舍里，陳寅恪先生住在樓上，一些年紀比較輕的教員和研究員住在樓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輕學者在樓下屋子裡閒談。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縱聲大笑。他們樂以忘憂，興會淋漓，忘記了時光的流逝。猛然間，樓上發出手杖搗地板的聲音。孟真先生輕聲說：“樓上的老先生發火了。”“老先生”指的當然就是寅恪先生。從此就有人說，傅斯年誰都不怕，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中，惟獨怕陳寅恪。我想，在這裡，這個“怕”字不妥，改為“尊敬”就更好了。
這一次，我由於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來到了台北，又聽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軼事。原來他離開大陸後，來到台灣，仍然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聲隆隆。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對自己的親信說：“那裡(指台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可見孟真先生仍然保留著他那一副剛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他真正繼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
根據我上面的瑣碎的回憶，我對孟真先生是見得少，聽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觸，就是我進北大時，他正是代校長，是他把我引進北大來的。據說——又是據說，他代表胡適之先生接管北大。當時日寇侵略者剛剛投降。北大，正確說是“偽北大”教員可以說都是為日本服務的。但是每個人情況又各有不同，有少數人認賊作父，覥顏事仇，喪盡了國格和人格。大多數則是不得已而為之。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孟真先生說，適之先生為人厚道，經不起別人的懇求與勸說，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這個“壞人”必須他做。他於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面，把問題嚴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說，這是為適之先生掃清道路，清除垃圾，還北大一片淨土，讓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到北大來的。我對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這一次我們三個北大人來到了台灣。台灣有清華分校，為什麼獨獨沒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說，傅斯年擔任校長的台灣大學就是北大分校。這個說法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三個人中，除我以外，他們倆既沒有見過胡適之，也沒有見過傅孟真。但是，胡、傅兩位畢竟是北大的老校長，我們不遠千里而來，為他們二位掃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謹以鮮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託我們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禮的時候，心裡想了很多很多。兩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為地被迫分開了五十多年，難道現在和好統一的時機還沒有到嗎?本是同根生，見面卻如參與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飛台灣。這樣人為的悲劇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北大與台大難道還不應該統一起來嗎?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再來掃孟真先生墓時，這一出人間悲劇能夠結束。
1999年5月5日
第57章 哭馮至先生
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於辭色。可是我還有別的事，下了狠心辭別。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裡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裡漫遊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我哪裡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後一次談話。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可是我離開了他。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將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仿佛已經成了歷史。他長我六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內沒有見過面。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裡，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但是，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嚮往，無比喜愛。魯迅先生讚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們才見了面。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著，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這裡房屋建築，古色古香。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迴廊重門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在這裡開過許多次會。我在這裡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