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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閒時常思考漢語歷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絕不容忽視。在歷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系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兇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面貌。
“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只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只能當作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面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嘗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痴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系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系統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
(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系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現。印歐系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嘗試。整個20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面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系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21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為序。
2000年8月30日寫畢於雷雨大風聲中
第56章 掃傅斯年先生墓
我們雖然算是小同鄉，但我與孟真先生並不熟識，幾乎是根本沒有來往。原因是年齡有別，輩分不同。我於1930年到北京來上大學的時候，進的是清華大學。當時孟真先生已經是學者，是教育家，名滿天下了。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
我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不知是清華的哪一個團體組織了一次系列講座，邀請一些著名的學者發表演說，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時間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三院的一間教室里。孟真先生西裝筆挺，革履鋥亮。講演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他那把雙手插在西裝坎肩的口袋裡的獨特的姿勢，卻至今歷歷如在目前。
在以後一段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沒有相知的可能，二沒有相知的必要，我們本來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卻別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國待了十年以後，陳寅恪師把我推薦給北京大學。1946年夏，我回國住在南京。適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謁見。他讓我帶著我在德國發表的幾篇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當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見了面，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告辭出來。我們第二次見面就是這樣匆匆。
二戰期間，我被阻歐洲，大後方重慶和昆明等地的情況，我茫無所知。到了南京以後，才開始零零星星地聽到大後方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況，涉及面非常廣，當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東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這種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當時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而且專揭國民黨的瘡疤。他被選為地位很高的參政員，是所謂“社會賢達”的代表。他主持正義，直言無諱，被稱為“傅大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在貪贓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歸。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聲最壞。那一位“威”名遠揚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動遐邇，用飛機載狗逃難，而置難民於不顧。孟真先生不講情面，不分場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醜事，引起了人民對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為“批孔”的專業戶，口碑載道，頌聲盈耳。
“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只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只能當作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面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嘗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痴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系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系統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
(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系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現。印歐系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嘗試。整個20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面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系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21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為序。
2000年8月30日寫畢於雷雨大風聲中
第56章 掃傅斯年先生墓
我們雖然算是小同鄉，但我與孟真先生並不熟識，幾乎是根本沒有來往。原因是年齡有別，輩分不同。我於1930年到北京來上大學的時候，進的是清華大學。當時孟真先生已經是學者，是教育家，名滿天下了。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
我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不知是清華的哪一個團體組織了一次系列講座，邀請一些著名的學者發表演說，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時間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三院的一間教室里。孟真先生西裝筆挺，革履鋥亮。講演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他那把雙手插在西裝坎肩的口袋裡的獨特的姿勢，卻至今歷歷如在目前。
在以後一段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沒有相知的可能，二沒有相知的必要，我們本來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卻別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國待了十年以後，陳寅恪師把我推薦給北京大學。1946年夏，我回國住在南京。適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謁見。他讓我帶著我在德國發表的幾篇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當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見了面，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告辭出來。我們第二次見面就是這樣匆匆。
二戰期間，我被阻歐洲，大後方重慶和昆明等地的情況，我茫無所知。到了南京以後，才開始零零星星地聽到大後方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況，涉及面非常廣，當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東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這種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當時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而且專揭國民黨的瘡疤。他被選為地位很高的參政員，是所謂“社會賢達”的代表。他主持正義，直言無諱，被稱為“傅大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在貪贓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歸。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聲最壞。那一位“威”名遠揚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動遐邇，用飛機載狗逃難，而置難民於不顧。孟真先生不講情面，不分場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醜事，引起了人民對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為“批孔”的專業戶，口碑載道，頌聲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