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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閒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裡先不討論，我只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只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才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系列明顯特徵的印歐語系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析、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和藏緬語系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析、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一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五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本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j.j.湯姆孫(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裡只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第55章 學習大師的風範——談趙元任先生 (2)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繫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裡：
19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徵引到這裡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台，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系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20世紀是微觀分析的世紀，21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面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面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一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裡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20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絕不是只限於西方。20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絕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一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五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本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j.j.湯姆孫(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裡只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第55章 學習大師的風範——談趙元任先生 (2)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繫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裡：
19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徵引到這裡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台，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系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20世紀是微觀分析的世紀，21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面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面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一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裡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20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絕不是只限於西方。20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絕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