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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我運交華蓋，連遭家屬和好友的喪事。人到老年，舊戚老友，宛如三秋樹葉，刪繁就簡，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個人來說，幾年之內，連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話——不也太殘酷了嗎?我哭過我們全家敬愛的老祖，我哭過我的親生骨肉婉如，我哭過從清華大學就開始成為朋友的喬木。我哪裡會想到，現在又輪到我來哭馮至先生!“白髮人哭黑髮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髮人哭白髮人”，不也是同樣的慘痛嗎?我覺得，人們的眼淚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幾年下來，我的淚庫已經乾涸了，再沒有眼淚供我提取了。
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完全不是這樣。前幾天，在醫院裡，我見了馮先生最後一面。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里，淚如泉湧，我準備放聲一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容，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裡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嗚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個來生，那會有多麼好。
1993年2月24日
第58章 西諦先生 (1)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兒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兒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里，“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裡，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令人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面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系不同，但卻常常會面，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里，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20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
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兒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迴蕩。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麼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兒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只在那時候能有，以後只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瀰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老爺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兒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兒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兒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裡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裡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裡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梁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完全不是這樣。前幾天，在醫院裡，我見了馮先生最後一面。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里，淚如泉湧，我準備放聲一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容，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裡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嗚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個來生，那會有多麼好。
1993年2月24日
第58章 西諦先生 (1)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兒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兒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里，“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裡，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令人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面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系不同，但卻常常會面，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里，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20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
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兒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迴蕩。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麼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兒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只在那時候能有，以後只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瀰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老爺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兒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兒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兒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裡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裡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裡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梁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