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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唱《我的中國心》,我就馬上想起1984年那一個除夕,吃完年夜飯,我急匆匆地到鄰居家裡在那個不大的黑白電視機前過了第一次沒放鞭炮沒在雪地里瘋玩的除夕.
也就在那一天,認識了張明敏,熟悉了《我的中國心》,然後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裡,嘴裡哼的都是這首歌.
到八五年上大學後,同學之間傳唱的是周峰的《夜色闌珊》和蘇芮的《是否》、《一樣的月光》、《酒干倘賣無》.上了大學要顯得比中學時成熟得多,蘇芮的一身黑色行頭和與眾不同的聲音很符合我們的口味,更何況"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這樣的唱詞,讓我們意識到生命已經進入到思考的季節.
四年後,當然是在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齊秦的《大約在冬季》的旋律中從校園中出走.我奇怪的是這兩首一動一靜一個憤怒一個感傷的歌,為什麼能如此協調地在那個夏季為我們送行.我猜想這兩首歌和那段歲月的聯繫,在我的同齡人的記憶中都是相似的.
當童安格《讓生命去等候》隨風飄來的時候,我正在北京的周口店鄉鍛鍊,當時的狀態何嘗不是讓生命去等候!與此同時,王傑《一場遊戲一場夢》也開始讓我們反思走過的一些道路:莫非會出了激情的一些舉動都是夢一場,莫非我們正值青春便開始遊戲人生?
然後是黑豹、唐朝,那重重的敲打和高亢的呼號竟成了我去電視台之前那一段日子的背景音樂.迷茫,希望看到更好的未來,周遭沉寂的世界開始慢慢甦醒,人們心中開始有話要說,唐朝與黑豹的聲音成了表達我心情的最好的替代品.
再然後,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悲愴)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那是1994年冬天,我正在採訪十二位中國知名的老學者.天天準備到夜裡一兩點,眼前的故事都是些歷史片斷,十二位老學者,十二座人格的碑.那段準備採訪的日子竟怎麼也不能和老柴的《第六交響曲》分割開來.看到老學者的名字就想起老柴,聽到老柴的曲子就想起採訪老學者的那段日子,回憶和音樂就是如此奇妙地交織著.
人過三十之後,是巴赫的《平均律》,是舒伯特的鋼琴曲……我將用更長的歲月去填上這省略號代表的部分.
而以上這些也只是回憶中的幾個片斷,動用的路標還很少,沒有提起的旋律和歲月太多了.我相信每一個心靈中,如此的旋律性路標都有很多.比如我發現,當蘇聯的一些老歌旋律唱響的時候,母親的神情就會與往日不同,該是在熟悉的旋律中,母親又回到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活了吧?而當妻子聽到鄭智化的歌時,她的話就比平時多一些,因為在她畢業時,校園裡的流行旋律就是鄭智化唱出的.
誰的歲月中都有歌,不管你是喜歡音樂還是不喜歡.當然喜歡音樂的人回頭時,旋律會更豐富一些.想一想也算幸福:一路艱難的奔波,在回憶時總有一些優美的旋律陪伴著,行走的也就不算孤獨.音樂就是這樣一位不動聲色的朋友,不打擾你卻暗暗地撫慰你,怕你忘掉什麼因而時常用自己的旋律提醒你,一路行走歲月中有歌,路,艱難些,也還算好走.
⊙用搖滾向世界發言
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想和搖滾脫開干係那是不可能的.從某種角度來說,在中國,搖滾就是為我們準備的.因為抒情、頌揚、流行、麻醉之後就註定是吶喊出一代人的聲音,恰到好處,搖滾從《一無所有》中走出了.
崔健在工人體育場第一次唱出《一無所有》的那個歷史時刻,我本該在現場,當時我們幾個人從學校趕到現場,可在工體門口,看到了我們另外幾個同學,手上的票顯然不夠,總得有人忍痛割愛,最後是我這個音樂迷和另外幾個同學發揚了無私奉獻的精神,起身返回學校.
然後一直後悔到今天,這就是做好人的代價.
同學們回來就開始興奮地議論崔健和他的《一無所有》,我知道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很快地,一些這樣的歌曲來到了我的眼前,崔健的《一無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快速地在校園中流傳,我自然是推銷這些歌曲的積極分子,由於當時廣播學院的廣播站由我們幾個人主持,因此隔三差五,全校的學生就會在崔健的歌聲中進午餐和晚餐.
很自然的,崔健成了我們當時的英雄,各種版本的崔健故事在我們中間流傳,利用廣播站的條件,我還費了很大的周折給崔健打了採訪電話,放下電話,那種激動的感覺持續不停.崔健當然記不起那採訪電話了,但對於我來說,那個電話卻很難忘,以至於很多同學會追問我電話採訪中的細枝末節,讓我很是得意了一陣.現在回頭看,那一段崔健熱,也正是我們這代人追星的時代.但更重要的是,在崔健的搖滾樂中,我們聽到了我們自己心中的聲音.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年少卻學著別人的腔調說話,用別人用濫了的詞,有懷疑,有憤怒,有希望,卻不知道該怎樣表達.但聽到崔健的音樂,我們知道,我們終於有了面對這個世界的語言,我們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發言,我們和崔健雖不能算是太近的一代人,但彼此的靈魂在廢墟上終於獨立站起,這一點都是共同的,於是我們就註定了和搖滾的血脈相連.
畢業後到報紙工作,等於有了自己的陣地,搖滾則不僅僅是欣賞還成了一種責任下的推廣.不管黑豹和唐朝最終出了多少盤專輯,但至少到現在為止,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的震撼力才是最大的.聽著黑豹和唐朝,在筆下寫著有關的文章,然後在報紙上登出來,一段時間裡我自己竟有了搖滾圈中人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們是站在一起的,內心深處是一樣的吶喊和渴望改變.
唐朝錄製他們第一張專輯時,我一直在現場,由於我的朋友替他們當助理錄音師,因此整個錄製過程我印象深刻,幾個長發的青年很健康很投入很有激情地做著他們的音樂.於是我知道,我必須支持他們,寫文章,拿他們的歌曲小樣在電台節目中做推介.
還好那是一段屬於搖滾的年代,從崔健到唐朝、黑豹到更多的搖滾樂隊,曲折的創業之路被執著的人們艱難地走出,一種新的聲音在一種新的狀態和新一批人的推動下發出了.
然後搖滾在不正當地壓抑下很火爆地轟動著.幾年的工夫,熱潮過去了.
很高興,自己能和中國的搖滾一同成長,今日的搖滾不象最初時那樣讓人熱血沸騰,但眾多的樂隊仍在生存狀態的艱難中堅守著一種珍貴的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商業包裝下的流行歌壇不易見到的.
搖滾不象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反動和具有破壞力.好的搖滾是一種有責任感的音樂,他們象這個社會的清醒者,永遠不會對現狀滿足,在他們的頭腦中,前面永遠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今天的許多東西是應當改變的.做搖滾的大多是理想主義者,也正因為他們的理想主義,他們是痛苦的,很少被人理解.於是一些讓我們更不理解的醜惡行為,比如吸毒等等就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但當我看到他們中的有些人和這些行為沾邊時,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痛苦後的脆弱.
而在同時,搖滾樂又是真實的,當周圍的人們虛偽的風花雪月時,搖滾樂直面著並不樂觀的人生,說著真話,唱著真實的心情,這種真實在實話難說的時代中如何珍貴,我們自然知道.
千萬別忘了感謝他們,他們總是在努力唱出一代人的聲音,唱出陽光燦爛下的一種懷疑,唱出明天應該更美的一種希望,唱出外表瘋狂而骨子裡卻很執著的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與其說他們是在破壞不如說他們是想在破壞中建設.
也就在那一天,認識了張明敏,熟悉了《我的中國心》,然後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裡,嘴裡哼的都是這首歌.
到八五年上大學後,同學之間傳唱的是周峰的《夜色闌珊》和蘇芮的《是否》、《一樣的月光》、《酒干倘賣無》.上了大學要顯得比中學時成熟得多,蘇芮的一身黑色行頭和與眾不同的聲音很符合我們的口味,更何況"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這樣的唱詞,讓我們意識到生命已經進入到思考的季節.
四年後,當然是在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齊秦的《大約在冬季》的旋律中從校園中出走.我奇怪的是這兩首一動一靜一個憤怒一個感傷的歌,為什麼能如此協調地在那個夏季為我們送行.我猜想這兩首歌和那段歲月的聯繫,在我的同齡人的記憶中都是相似的.
當童安格《讓生命去等候》隨風飄來的時候,我正在北京的周口店鄉鍛鍊,當時的狀態何嘗不是讓生命去等候!與此同時,王傑《一場遊戲一場夢》也開始讓我們反思走過的一些道路:莫非會出了激情的一些舉動都是夢一場,莫非我們正值青春便開始遊戲人生?
然後是黑豹、唐朝,那重重的敲打和高亢的呼號竟成了我去電視台之前那一段日子的背景音樂.迷茫,希望看到更好的未來,周遭沉寂的世界開始慢慢甦醒,人們心中開始有話要說,唐朝與黑豹的聲音成了表達我心情的最好的替代品.
再然後,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悲愴)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那是1994年冬天,我正在採訪十二位中國知名的老學者.天天準備到夜裡一兩點,眼前的故事都是些歷史片斷,十二位老學者,十二座人格的碑.那段準備採訪的日子竟怎麼也不能和老柴的《第六交響曲》分割開來.看到老學者的名字就想起老柴,聽到老柴的曲子就想起採訪老學者的那段日子,回憶和音樂就是如此奇妙地交織著.
人過三十之後,是巴赫的《平均律》,是舒伯特的鋼琴曲……我將用更長的歲月去填上這省略號代表的部分.
而以上這些也只是回憶中的幾個片斷,動用的路標還很少,沒有提起的旋律和歲月太多了.我相信每一個心靈中,如此的旋律性路標都有很多.比如我發現,當蘇聯的一些老歌旋律唱響的時候,母親的神情就會與往日不同,該是在熟悉的旋律中,母親又回到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活了吧?而當妻子聽到鄭智化的歌時,她的話就比平時多一些,因為在她畢業時,校園裡的流行旋律就是鄭智化唱出的.
誰的歲月中都有歌,不管你是喜歡音樂還是不喜歡.當然喜歡音樂的人回頭時,旋律會更豐富一些.想一想也算幸福:一路艱難的奔波,在回憶時總有一些優美的旋律陪伴著,行走的也就不算孤獨.音樂就是這樣一位不動聲色的朋友,不打擾你卻暗暗地撫慰你,怕你忘掉什麼因而時常用自己的旋律提醒你,一路行走歲月中有歌,路,艱難些,也還算好走.
⊙用搖滾向世界發言
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想和搖滾脫開干係那是不可能的.從某種角度來說,在中國,搖滾就是為我們準備的.因為抒情、頌揚、流行、麻醉之後就註定是吶喊出一代人的聲音,恰到好處,搖滾從《一無所有》中走出了.
崔健在工人體育場第一次唱出《一無所有》的那個歷史時刻,我本該在現場,當時我們幾個人從學校趕到現場,可在工體門口,看到了我們另外幾個同學,手上的票顯然不夠,總得有人忍痛割愛,最後是我這個音樂迷和另外幾個同學發揚了無私奉獻的精神,起身返回學校.
然後一直後悔到今天,這就是做好人的代價.
同學們回來就開始興奮地議論崔健和他的《一無所有》,我知道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很快地,一些這樣的歌曲來到了我的眼前,崔健的《一無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快速地在校園中流傳,我自然是推銷這些歌曲的積極分子,由於當時廣播學院的廣播站由我們幾個人主持,因此隔三差五,全校的學生就會在崔健的歌聲中進午餐和晚餐.
很自然的,崔健成了我們當時的英雄,各種版本的崔健故事在我們中間流傳,利用廣播站的條件,我還費了很大的周折給崔健打了採訪電話,放下電話,那種激動的感覺持續不停.崔健當然記不起那採訪電話了,但對於我來說,那個電話卻很難忘,以至於很多同學會追問我電話採訪中的細枝末節,讓我很是得意了一陣.現在回頭看,那一段崔健熱,也正是我們這代人追星的時代.但更重要的是,在崔健的搖滾樂中,我們聽到了我們自己心中的聲音.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年少卻學著別人的腔調說話,用別人用濫了的詞,有懷疑,有憤怒,有希望,卻不知道該怎樣表達.但聽到崔健的音樂,我們知道,我們終於有了面對這個世界的語言,我們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發言,我們和崔健雖不能算是太近的一代人,但彼此的靈魂在廢墟上終於獨立站起,這一點都是共同的,於是我們就註定了和搖滾的血脈相連.
畢業後到報紙工作,等於有了自己的陣地,搖滾則不僅僅是欣賞還成了一種責任下的推廣.不管黑豹和唐朝最終出了多少盤專輯,但至少到現在為止,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的震撼力才是最大的.聽著黑豹和唐朝,在筆下寫著有關的文章,然後在報紙上登出來,一段時間裡我自己竟有了搖滾圈中人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們是站在一起的,內心深處是一樣的吶喊和渴望改變.
唐朝錄製他們第一張專輯時,我一直在現場,由於我的朋友替他們當助理錄音師,因此整個錄製過程我印象深刻,幾個長發的青年很健康很投入很有激情地做著他們的音樂.於是我知道,我必須支持他們,寫文章,拿他們的歌曲小樣在電台節目中做推介.
還好那是一段屬於搖滾的年代,從崔健到唐朝、黑豹到更多的搖滾樂隊,曲折的創業之路被執著的人們艱難地走出,一種新的聲音在一種新的狀態和新一批人的推動下發出了.
然後搖滾在不正當地壓抑下很火爆地轟動著.幾年的工夫,熱潮過去了.
很高興,自己能和中國的搖滾一同成長,今日的搖滾不象最初時那樣讓人熱血沸騰,但眾多的樂隊仍在生存狀態的艱難中堅守著一種珍貴的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商業包裝下的流行歌壇不易見到的.
搖滾不象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反動和具有破壞力.好的搖滾是一種有責任感的音樂,他們象這個社會的清醒者,永遠不會對現狀滿足,在他們的頭腦中,前面永遠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今天的許多東西是應當改變的.做搖滾的大多是理想主義者,也正因為他們的理想主義,他們是痛苦的,很少被人理解.於是一些讓我們更不理解的醜惡行為,比如吸毒等等就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但當我看到他們中的有些人和這些行為沾邊時,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痛苦後的脆弱.
而在同時,搖滾樂又是真實的,當周圍的人們虛偽的風花雪月時,搖滾樂直面著並不樂觀的人生,說著真話,唱著真實的心情,這種真實在實話難說的時代中如何珍貴,我們自然知道.
千萬別忘了感謝他們,他們總是在努力唱出一代人的聲音,唱出陽光燦爛下的一種懷疑,唱出明天應該更美的一種希望,唱出外表瘋狂而骨子裡卻很執著的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與其說他們是在破壞不如說他們是想在破壞中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