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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失意地離開會場，他信步走上了一個小山坡，山坡上枯草淒淒，陽光卻很好，此時眼前的景色正符合李德的心意。他在山坡上站了一會兒之後，便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深秋的風，裹挾著陣陣涼意吹在他的身上，他覺得身上冷，心裡更冷。
他想找一支煙來吸，一摸口袋，只掏出了一個空煙盒，他苦笑著把空煙盒扔到眼前的草地上。仿佛過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他看見山腳下那間開會的房間門開了，首先走出的是博古，博古徑直朝李德走來。
博古走到李德面前，呆站一會兒，便在李德面前蹲了下來。此時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失意。沉默了半晌，博古才悠然地說：
他們勝利了。
其實不用博古說李德也知道會議的結果。李德又想起兩個月前，離開蘇區的頭天夜裡項英的提醒。李德這才說：看來項英說的是對的。
博古當然知道李德指的是什麼，也接著說：毛澤東利用了洛甫對我們的不滿。
洛甫有什麼道理對我們不滿?博古有些激動。
因為他感到有職無權。博古說。
我看不僅是這些，與毛的鼓動有關，別忘了轉移初期他們三個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強調著。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說：王稼祥、洛甫對我們不滿，否定我們都可以理解，周恩來為什麼否定我們，難道紅軍到目前這種樣子，他就沒有責任麼?
李德道：按你們中國話講，這個人就是很識時務。
博古沒有再順著李德的話說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安慰李德：他們堅持轉道去貴州，這樣也好，只不過是推遲與2、6軍團會合的時間而已，到頭來，他們無路可走，還得去與2、6軍團會合，到時候仍然說明咱們是對的。
問題是這種轉變，未來的責任誰來負，現在是我們指揮這支部隊還是毛澤東他們?萬一紅軍的命運遭到不測，我怎麼向共產國際組織交代呢?李德激動地站了起來。
博古也站了起來，豁達地說：歷史會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無奈地聳了聳肩。
那天晚上，博古為了寬慰李德沮喪的心情，安排肖月華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這種機會對李德和肖月華來說是難得的。就是他們有機會見面，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條件。李德很難理解這種柏拉圖式的戀愛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便會莫名其妙地發火。
歷史自然會公正客觀地對李德有個評說。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寫李德：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髮長征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爾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藉口。
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5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能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不會重犯了。
通過李德和博古的失敗，給以後的黎平會議打下了一個基礎。具有歷史意義的還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掌握了兵權，才有了陝北的勝利會師。當然，這一切都是後話了。
第二十七回 最後命令如天書 蘇區大地遭血劫
紅軍主力走後，災難隨之降臨到蘇區人民的頭上。
項英剛開始並沒有意識到會有這麼大的災難。他和陳毅在戰術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他沒有說服陳毅，同時陳毅也沒能說服項英。
項英卻說服了同時留下的賀昌。項英對紅軍主力暫時的離去是非常樂觀的，他相信不久的將來，主力就會回來。於是他提出了“保衛蘇區等待紅軍主力回頭”的口號，把散居在各處的獨立師、團集中在一起，準備打大仗。
後來在瑞金灣塘岡，伏擊了敵人東路軍的1個師，那一場戰鬥雖然擊潰了冒進的敵人，自己的損傷也很慘重。
緊接著敵人集中了4個師的兵力，對留在蘇區的紅軍主力24師進行圍追堵截。雙方終於在贛縣牛嶺遭遇，24師和獨立3團、11團被敵人擊潰，最後紅軍主力殺出重圍。
牛嶺慘敗之後，蘇區的形勢日益惡化，敵人把主力集中在於都和會昌之間，對紅軍的部隊進行重點“圍剿”。這時在南線的陳濟堂也得到了命令，向會昌一帶逼近。
一時間，整個中央蘇區，四面楚歌。項英這時才意識到中央蘇區可怕的災難已經不可避免了。
到了1935年2月，留在蘇區的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機關和調集起來的部隊，完全被圍困在狹小的仁鳳地區。
深秋的風，裹挾著陣陣涼意吹在他的身上，他覺得身上冷，心裡更冷。
他想找一支煙來吸，一摸口袋，只掏出了一個空煙盒，他苦笑著把空煙盒扔到眼前的草地上。仿佛過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他看見山腳下那間開會的房間門開了，首先走出的是博古，博古徑直朝李德走來。
博古走到李德面前，呆站一會兒，便在李德面前蹲了下來。此時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失意。沉默了半晌，博古才悠然地說：
他們勝利了。
其實不用博古說李德也知道會議的結果。李德又想起兩個月前，離開蘇區的頭天夜裡項英的提醒。李德這才說：看來項英說的是對的。
博古當然知道李德指的是什麼，也接著說：毛澤東利用了洛甫對我們的不滿。
洛甫有什麼道理對我們不滿?博古有些激動。
因為他感到有職無權。博古說。
我看不僅是這些，與毛的鼓動有關，別忘了轉移初期他們三個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強調著。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說：王稼祥、洛甫對我們不滿，否定我們都可以理解，周恩來為什麼否定我們，難道紅軍到目前這種樣子，他就沒有責任麼?
李德道：按你們中國話講，這個人就是很識時務。
博古沒有再順著李德的話說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安慰李德：他們堅持轉道去貴州，這樣也好，只不過是推遲與2、6軍團會合的時間而已，到頭來，他們無路可走，還得去與2、6軍團會合，到時候仍然說明咱們是對的。
問題是這種轉變，未來的責任誰來負，現在是我們指揮這支部隊還是毛澤東他們?萬一紅軍的命運遭到不測，我怎麼向共產國際組織交代呢?李德激動地站了起來。
博古也站了起來，豁達地說：歷史會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無奈地聳了聳肩。
那天晚上，博古為了寬慰李德沮喪的心情，安排肖月華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這種機會對李德和肖月華來說是難得的。就是他們有機會見面，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條件。李德很難理解這種柏拉圖式的戀愛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便會莫名其妙地發火。
歷史自然會公正客觀地對李德有個評說。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寫李德：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髮長征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爾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藉口。
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5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能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不會重犯了。
通過李德和博古的失敗，給以後的黎平會議打下了一個基礎。具有歷史意義的還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掌握了兵權，才有了陝北的勝利會師。當然，這一切都是後話了。
第二十七回 最後命令如天書 蘇區大地遭血劫
紅軍主力走後，災難隨之降臨到蘇區人民的頭上。
項英剛開始並沒有意識到會有這麼大的災難。他和陳毅在戰術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他沒有說服陳毅，同時陳毅也沒能說服項英。
項英卻說服了同時留下的賀昌。項英對紅軍主力暫時的離去是非常樂觀的，他相信不久的將來，主力就會回來。於是他提出了“保衛蘇區等待紅軍主力回頭”的口號，把散居在各處的獨立師、團集中在一起，準備打大仗。
後來在瑞金灣塘岡，伏擊了敵人東路軍的1個師，那一場戰鬥雖然擊潰了冒進的敵人，自己的損傷也很慘重。
緊接著敵人集中了4個師的兵力，對留在蘇區的紅軍主力24師進行圍追堵截。雙方終於在贛縣牛嶺遭遇，24師和獨立3團、11團被敵人擊潰，最後紅軍主力殺出重圍。
牛嶺慘敗之後，蘇區的形勢日益惡化，敵人把主力集中在於都和會昌之間，對紅軍的部隊進行重點“圍剿”。這時在南線的陳濟堂也得到了命令，向會昌一帶逼近。
一時間，整個中央蘇區，四面楚歌。項英這時才意識到中央蘇區可怕的災難已經不可避免了。
到了1935年2月，留在蘇區的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機關和調集起來的部隊，完全被圍困在狹小的仁鳳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