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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發現了更進一步的奧秘：城邦邊界上的沙爾曼奈塞爾大城堡和位於土丘上的其他宮殿。有關亞述國軍事都城卡拉的傳說由此而展開。尼姆魯德現在已還其歷史本來面目，除此之外，那些由手工製作的最美的物品被收藏到世界上許多博物館中。雅致而考究的象牙製品則更令人嘆為觀止。
看到人類用自己的雙手製作妙不可言的精品，真為自已是人類的一員而驕傲。人類是富於創造力的，他們肯定獲得了造物主的某些靈感，造物主創造了世界及其大自然，並以此為滿足。但是它留下了創造的餘地。它使人類的雙手得以發揮創造力。
人類有邪惡的一面，其邪惡比野獸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們也可以在創造的亢奮中飄然欲仙。
我十分留戀這第一次在考古現場度過的日子。我很喜歡摩蘇爾；我寫完了《人性記錄》並且成功地揭開了謀殺之謎。我在拜訪坎貝爾一場普森夫婦時，曾給他們朗讀了全部手稿，他們非常欣賞。我想，除我的家裡人之外，他們倆大概是惟一聽我讀過手稿的人。
5
我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回到了英國。馬克斯整個夏天忙於寫這次考古情況的總結。我們在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考古展覽。馬克斯關於阿爾帕契亞的書在當年或者第二年出版了。該書不能再拖延了，馬克斯曾說，考古工作者們的著作往往出版得太遲，而成果本應儘快地公布於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倫敦寫了一本敘述我們在敘利亞生活的書，定名為《在遙遠的敘利亞》，後來我每每讀起這本書就很興奮地回憶起在敘利亞的日子。
一九三零到一九三八年那幾年特別令人心滿意足，因為沒有來自外界的陰影威脅。由於工作壓力，特別是工作成功後的負擔使得人們往往愈來愈少閒暇；但是這仍然是無憂無慮的年代，總有好多事要干，雖然並不富於吸引力。我寫作偵探小說，馬克斯撰寫考古的著作、報告和文章。大家都忙忙碌碌，但並不很勞累。
我們就這樣悠然度日。馬克斯以極大的熱情從事考古工作，我從事寫作，這時寫作已成為我的職業了。因此，並沒有多少熱情可言。
起初，寫作是件激動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因為我並沒有感到自已是個作家。寫的書每每得以出版都使我感到吃驚。而現在，寫作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了，成了我的專職。人們不僅要求出版我的書，還催促我繼續寫下去。可是那種想干點分外事的無休止的渴望使我坐立不安；而實際上不這樣生活也太乏味了。
這時我想做的是要寫點偵探小說以外的東西。因此，我懷著志石不安的心情，沉浸在一本名為純小說《巨人的麵包》的寫作之中。這是一本以音樂為題材的小說。嚴格說來，它時時暴露出我對這個題材的無知。讀者對這本書的評價尚好，銷路也如預期那樣不錯。我用了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誰也不知道本書的作者是我。這秘密我一直保守了十五年。
一兩年後，我又用這個筆名寫了另一本書《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個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現在她叫楠·昆。楠的記憶力很強，我描寫孩子的某個短語和在第一本書中的一首詩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語地說：“肯定是阿加莎寫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種稍不自然的聲音說：“前兩天，我看了一本愛不釋手的書，讓我想想看書名是什麼來著？《矮人的血》，對，就是《矮人的血》。”
然後她又調皮地對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後，說：“那麼你猜《巨人的麵包》是誰寫的呢？”“當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寫作風格。”楠說。
我有時還寫寫詩歌，多半是民謠。但是，我不想憑運氣闖一闖一個完全不同的寫作領域，也不想在這個不大容易干點新鮮事、冒險事的年紀去幹這種事。
我想促使我動筆的原因是人們用我不喜歡的方式來把我的小說改編成劇本，我為此倍感懊惱。雖然我寫了《黑咖啡》這個劇本，可從沒認真地想去創作劇本。我對寫《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絕不相信它會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歡別人改編我的作品，那麼何不自己嘗試——下改編呢。在我看來，我的作品被改成劇本之所以失敗，主要在於擺脫不了原作。偵探小說決不會像個劇本，因此改編它要比改編一部普通小說困難得多。它的情節是如此錯綜複雜，人物繁多，線索幹頭萬緒，撲朔迷離。需要的是刪繁就簡。
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叫《十個小黑鬼》（在美國出版時書名改為《十個小印第安人》），因為它太難寫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個人要合情合理地在謀殺犯不好馬腳的情況下被幹掉。我在經過充分構思之後動筆了，寫完後我很滿意。
這本書線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釋又合情合理；事實上，為了解釋就需要有一個尾聲部分。這本書的評論和銷路都不錯，但是真正為之滿意的還是我本人，因為我比評論家更清楚寫這本書是多麼不易。
其後，我又進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編成一個劇本會更令人激動。乍一看這似乎不可能，因為沒有人來講故事的結局，於是我只好有所改動。我必須使其中兩個人物擺脫干係，從磨難中平安地脫身，在故事結束時再團聚。這與原來的童謠的內涵並不相悖，因為有一首“十個黑孩子”的歌謠是這樣結尾的：“他成了家，萬事大吉。”
我寫完了劇本。它並沒有得到多少讚許，斷語是“無法上演”。查爾斯·科克倫卻對它產生了強烈興趣。他為此劇的上演盡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無法說服他的贊助人同意他的觀點。那些人說的都是空泛之辭，什麼沒法演啊，觀眾會笑話啦，情節太緊張啦等等。科克倫堅定地說他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可事情明擺著不行。
“希望將來這個劇本的運氣會好一點，”他說，“因為我很想使這部劇上演。”
後來機會來了。對它感興趣的伯蒂·邁耶，他曾和查爾斯·勞頓一起把《不在犯罪現場》搬上舞台。艾琳·亨舍爾是該劇的舞台監督，我覺得她工作兢兢業業。我對她的手法頗感興趣，因為她的手法與傑拉爾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這個對舞台藝術一竅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極不老練，仿佛心中沒底；但是當我看到技巧進一步發揮時，我才認識到這種手法的魄力。她開始時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觀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觀察舞台動作和舞檯燈光以及總體效果如何。隨後，她幾乎事後才想到集中演員對台詞。這種作法卓有成效，給人印象極深。這造成了一種緊張感，舞檯燈光轉暗後，在三盞聚光燈柱照射下，演員們都正襟危坐在閃爍的蠟燭旁，這種燈光效果強極了。
隨著演員的傑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緒愈來愈緊張，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間蔓延；在我看來，謀殺設計得極為巧妙，絲毫沒有什麼破綻或者顯得過分譁眾取寵。我不是說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認為屆上乘，可我確實認為在某些方面，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寫得比較滿意的。我覺得是《十個小黑鬼》使我在寫小說的同時又踏上了戲劇創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後除我自己之外，不讓任何人改編我的作品。我自己決定哪些小說應該改編，並且僅僅這些小說才可以改編。
看到人類用自己的雙手製作妙不可言的精品，真為自已是人類的一員而驕傲。人類是富於創造力的，他們肯定獲得了造物主的某些靈感，造物主創造了世界及其大自然，並以此為滿足。但是它留下了創造的餘地。它使人類的雙手得以發揮創造力。
人類有邪惡的一面，其邪惡比野獸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們也可以在創造的亢奮中飄然欲仙。
我十分留戀這第一次在考古現場度過的日子。我很喜歡摩蘇爾；我寫完了《人性記錄》並且成功地揭開了謀殺之謎。我在拜訪坎貝爾一場普森夫婦時，曾給他們朗讀了全部手稿，他們非常欣賞。我想，除我的家裡人之外，他們倆大概是惟一聽我讀過手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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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回到了英國。馬克斯整個夏天忙於寫這次考古情況的總結。我們在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考古展覽。馬克斯關於阿爾帕契亞的書在當年或者第二年出版了。該書不能再拖延了，馬克斯曾說，考古工作者們的著作往往出版得太遲，而成果本應儘快地公布於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倫敦寫了一本敘述我們在敘利亞生活的書，定名為《在遙遠的敘利亞》，後來我每每讀起這本書就很興奮地回憶起在敘利亞的日子。
一九三零到一九三八年那幾年特別令人心滿意足，因為沒有來自外界的陰影威脅。由於工作壓力，特別是工作成功後的負擔使得人們往往愈來愈少閒暇；但是這仍然是無憂無慮的年代，總有好多事要干，雖然並不富於吸引力。我寫作偵探小說，馬克斯撰寫考古的著作、報告和文章。大家都忙忙碌碌，但並不很勞累。
我們就這樣悠然度日。馬克斯以極大的熱情從事考古工作，我從事寫作，這時寫作已成為我的職業了。因此，並沒有多少熱情可言。
起初，寫作是件激動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因為我並沒有感到自已是個作家。寫的書每每得以出版都使我感到吃驚。而現在，寫作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了，成了我的專職。人們不僅要求出版我的書，還催促我繼續寫下去。可是那種想干點分外事的無休止的渴望使我坐立不安；而實際上不這樣生活也太乏味了。
這時我想做的是要寫點偵探小說以外的東西。因此，我懷著志石不安的心情，沉浸在一本名為純小說《巨人的麵包》的寫作之中。這是一本以音樂為題材的小說。嚴格說來，它時時暴露出我對這個題材的無知。讀者對這本書的評價尚好，銷路也如預期那樣不錯。我用了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誰也不知道本書的作者是我。這秘密我一直保守了十五年。
一兩年後，我又用這個筆名寫了另一本書《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個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現在她叫楠·昆。楠的記憶力很強，我描寫孩子的某個短語和在第一本書中的一首詩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語地說：“肯定是阿加莎寫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種稍不自然的聲音說：“前兩天，我看了一本愛不釋手的書，讓我想想看書名是什麼來著？《矮人的血》，對，就是《矮人的血》。”
然後她又調皮地對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後，說：“那麼你猜《巨人的麵包》是誰寫的呢？”“當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寫作風格。”楠說。
我有時還寫寫詩歌，多半是民謠。但是，我不想憑運氣闖一闖一個完全不同的寫作領域，也不想在這個不大容易干點新鮮事、冒險事的年紀去幹這種事。
我想促使我動筆的原因是人們用我不喜歡的方式來把我的小說改編成劇本，我為此倍感懊惱。雖然我寫了《黑咖啡》這個劇本，可從沒認真地想去創作劇本。我對寫《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絕不相信它會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歡別人改編我的作品，那麼何不自己嘗試——下改編呢。在我看來，我的作品被改成劇本之所以失敗，主要在於擺脫不了原作。偵探小說決不會像個劇本，因此改編它要比改編一部普通小說困難得多。它的情節是如此錯綜複雜，人物繁多，線索幹頭萬緒，撲朔迷離。需要的是刪繁就簡。
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叫《十個小黑鬼》（在美國出版時書名改為《十個小印第安人》），因為它太難寫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個人要合情合理地在謀殺犯不好馬腳的情況下被幹掉。我在經過充分構思之後動筆了，寫完後我很滿意。
這本書線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釋又合情合理；事實上，為了解釋就需要有一個尾聲部分。這本書的評論和銷路都不錯，但是真正為之滿意的還是我本人，因為我比評論家更清楚寫這本書是多麼不易。
其後，我又進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編成一個劇本會更令人激動。乍一看這似乎不可能，因為沒有人來講故事的結局，於是我只好有所改動。我必須使其中兩個人物擺脫干係，從磨難中平安地脫身，在故事結束時再團聚。這與原來的童謠的內涵並不相悖，因為有一首“十個黑孩子”的歌謠是這樣結尾的：“他成了家，萬事大吉。”
我寫完了劇本。它並沒有得到多少讚許，斷語是“無法上演”。查爾斯·科克倫卻對它產生了強烈興趣。他為此劇的上演盡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無法說服他的贊助人同意他的觀點。那些人說的都是空泛之辭，什麼沒法演啊，觀眾會笑話啦，情節太緊張啦等等。科克倫堅定地說他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可事情明擺著不行。
“希望將來這個劇本的運氣會好一點，”他說，“因為我很想使這部劇上演。”
後來機會來了。對它感興趣的伯蒂·邁耶，他曾和查爾斯·勞頓一起把《不在犯罪現場》搬上舞台。艾琳·亨舍爾是該劇的舞台監督，我覺得她工作兢兢業業。我對她的手法頗感興趣，因為她的手法與傑拉爾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這個對舞台藝術一竅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極不老練，仿佛心中沒底；但是當我看到技巧進一步發揮時，我才認識到這種手法的魄力。她開始時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觀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觀察舞台動作和舞檯燈光以及總體效果如何。隨後，她幾乎事後才想到集中演員對台詞。這種作法卓有成效，給人印象極深。這造成了一種緊張感，舞檯燈光轉暗後，在三盞聚光燈柱照射下，演員們都正襟危坐在閃爍的蠟燭旁，這種燈光效果強極了。
隨著演員的傑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緒愈來愈緊張，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間蔓延；在我看來，謀殺設計得極為巧妙，絲毫沒有什麼破綻或者顯得過分譁眾取寵。我不是說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認為屆上乘，可我確實認為在某些方面，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寫得比較滿意的。我覺得是《十個小黑鬼》使我在寫小說的同時又踏上了戲劇創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後除我自己之外，不讓任何人改編我的作品。我自己決定哪些小說應該改編，並且僅僅這些小說才可以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