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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韓戰爆發以後三年的事情，可是這種動向在戰爭開始前就很活躍了。總之，美國必須使日本不斷地感到緊張，還必須經常向日本國民灌輸害怕赤色分子的思想，這有助於使日本人民產生“美國保衛著日本”這樣的心理
“拉斯特沃洛夫事件”、“鹿地·三橋事件”、在北海道發生的“關三次郞事件”等，都使人們在思想上對所謂共產勢力怎樣在日本國內進行間諜活動一事，產生警覺。而“下山事件”、“三鷹事件”、“松川事件”等，則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對受共產思想影響的極端分子會幹出什麼樣的暴力行動感到恐怖。而且，後三個事件還起了把共產分子從國營鐵路公司清除出去的有利作用。一旦打起仗來，運輸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鐵路運輸本身就是戰略的一環。“日本人的反應是傑出的。他們不但對我們所做的一切給予道義上、精神上的支持，而且不待我講一句話，就立即制止了像勞資糾紛以及其他一切在民主制度下容易產生的摩擦。”（麥克阿瑟：《老兵未死》）
在韓戰爆發前夕，當局相繼採取了迫令《赤旗報》停刊、剝奪日本共產黨九名幹部的公職權利及解散旅日朝鮮人聯盟等有效措施。韓戰一爆發，為了清除反對軍國主義思想，又在日本的新聞出版界掀起了“赤色整肅”的旋風。
與此同時，日本還創建了國家警察預備隊。韓戰爆發後的第二個月，麥克阿瑟會致函吉田首相說：“為了切實執行對策，使那些經常違法亂紀、擾亂治安的不法分子無隙可乘，”要求在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的現有保安力量七萬五千人之外再增加八千人。隨後，美國還開始考慮進一步加強這支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的力量，以它們為中心，讓日本重整軍備，使日本在軍事上也為美國的反共防禦計劃效勞。
因此，如果沒有發生韓戰，大概也就不會有現在的自衛隊；即便有，也會比現有的人數要少得多吧。而且，恐怕也不會有今天這種由舊日本陸海軍將領擔任自衛隊、海上保安隊的“武官派”領導人員的現象。
十
再來談一下日本人對戰爭的協助吧。
韓戰進行時，街頭巷尾也傳說日本人隨同美軍到戰場上去了。關於這一點，也有人明確地指出如下：
“日本的效勞，並不限於工業和領土方面。關於日本人參加韓戰一事，朝鮮人民軍方面會不斷加以指責。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朝日新聞》報導過這樣的事情：住在東京都港區赤坂北町二之五的油漆匠平塚元治的長子重治（尼奧·平塚）隨同美軍參加韓戰，在漢城附近的戰鬥中陣亡。據外務省說，還有類似的例子。為了否認上述的事實，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東京分局局長喬治·哈曼通過廣播報導說，由八千人組成的幽靈部隊正在朝鮮戰場上作戰，他們是由旅日朝鮮僑民組成的志願部隊。他辯解說，共方所指的‘在朝鮮的日本軍隊’實際上就是這些人。
“可是第二天（三十日）韓國駐日代表機構發表聲明，承認確有民間團體系統的旅日朝鮮僑民志願開赴朝鮮，但是人數只有六百二十五人。那末，記者哈曼所說的八千人減去這六百二十五人，剩下的人員是哪一國的士兵呢？因此，記者哈曼事與願違地證明了至少有七千三百七十五名日本人參加了韓戰。”（劉浩一：《朝鮮現代史》）
且不談這個詳細的數字是否可靠，日本人在朝鮮戰場上直接協助美軍作戰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仁川登陸的時候，在一千多架飛機的掩護下，聯合國軍五萬人由三百艘艦艇輸送，當時就使用了相當多的日本運輸人員，這是事實。他們有的充當領航員，有的擔任掃海作業員，有的作駕駛員，給予協助。
仁川登陸是戰略上的極其普通的常識，應該說美國會要求日本舊軍人對這次作戰給予必要的協助。關於朝鮮的地形、領海的深度等，再也沒有比日本軍隊掌握的資料更豐富的了。這類數據連同其他數據，在占領後都被集中到美國機關里。美軍總司令部的另一個建築物——郵船公司大廈里設有歷史科、地理科等部門，有許多舊日軍高級軍官參加了那裡的工作。
“為了協助這伙美國人，威洛比雇用了差不多二百名日本人——名義上是讓他們在荒木敎授（東京大學經濟系敎授。——作者注）的監督下工作。其中至少有十五人是陸、海軍的高級軍官。他們當中有些人還參加過實際作戰計劃的制訂，多數人都擔任過極其機要的職務。例如有末精三中將就曾任參謀本部情報部長，相當於美軍中的威洛比本人的地位。河邊虎四郞中將是參謀本部次長，在馬尼拉的洽降談判中會任首席代表。服部卓四郞上校會長期擔任參謀本部作戰科長，是東條的秘書。海軍方面代表人物以中村勝平少將和大前敏一上校為首；大前曾故作謙遜，自稱是日本海軍界頭腦最笨的人。海軍組也是人材濟濟。在郵船公司大廈的這一批人沒有一個是史學家，也不是擅長文筆的人，卻讓他們搜集日本方面的記錄，編纂日本方面的官方戰史。他們的工作被列為機密。由於郵船公司大廈這一批人的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有些觀察家認為日本人採取這種工作方式，是為了掩飾日本參謀本部人員同美國占領軍協作的事實，連一個名義上是監督日本人工作的美國民間人士也抱著這樣的看法。人們懷疑荒木一伙人和協助他們的參謀本部人員的主要任務並不是編寫戰史，這種懷疑由於他們受到的特殊待遇而越發加強了。”（威爾斯：《東京旋風》）
毫無疑問，設在郵船公司大廈里的歷史科和地理科不僅整理戰史資料，而且還整理作戰資料。以蘇聯為假想敵，這是日本陸軍的傳統。由此可以了解威洛比熱中於起用這些舊參謀本部人員的原因。而且，由於日本曾經占領過朝鮮，諒必保存了包括一部分與之毗鄰的中國東北領土在內的極其詳細的朝鮮“戰略地圖”。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這些都在韓戰中起了作用。
戰略地圖不僅包括朝鮮。它還包括蘇聯的濱海地區和庫頁島對岸一帶。由於對蘇戰略是明治以來日本陸軍的傳統，就這方面進行的研究是很詳細的。戰敗前夕，這些資料大部分都被藏在信州松代的地下大本營里。停戰後，舊陸軍軍人之間對這些數據展開了爭奪戰。後來這些資料差不多都落入威洛比之手。郵船公司大廈的歷史科和地理科的工作就是整理這樣的資料。
這幅戰略地圖如今還在修改中。它不時被泄露出去，在國會裡引起爭論。（舉一個例子，社會黨議員飛鳥田就曾在議會裡出示過這幅地圖。）
這幅戰略地圖對美軍總司令部說來是最好不過的資料。但是隨後所發生的人為的變化，從地圖上是看不出來的。軍事設施、工廠設施、村落的分布以及人口、新建的交通線、農業生產地等等新發生的變化，都必須隨時在地圖上加以訂正。辦法是審查從蘇聯遣返的人，根據他們的證詞作出判斷，加以訂正。
“拉斯特沃洛夫事件”、“鹿地·三橋事件”、在北海道發生的“關三次郞事件”等，都使人們在思想上對所謂共產勢力怎樣在日本國內進行間諜活動一事，產生警覺。而“下山事件”、“三鷹事件”、“松川事件”等，則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對受共產思想影響的極端分子會幹出什麼樣的暴力行動感到恐怖。而且，後三個事件還起了把共產分子從國營鐵路公司清除出去的有利作用。一旦打起仗來，運輸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鐵路運輸本身就是戰略的一環。“日本人的反應是傑出的。他們不但對我們所做的一切給予道義上、精神上的支持，而且不待我講一句話，就立即制止了像勞資糾紛以及其他一切在民主制度下容易產生的摩擦。”（麥克阿瑟：《老兵未死》）
在韓戰爆發前夕，當局相繼採取了迫令《赤旗報》停刊、剝奪日本共產黨九名幹部的公職權利及解散旅日朝鮮人聯盟等有效措施。韓戰一爆發，為了清除反對軍國主義思想，又在日本的新聞出版界掀起了“赤色整肅”的旋風。
與此同時，日本還創建了國家警察預備隊。韓戰爆發後的第二個月，麥克阿瑟會致函吉田首相說：“為了切實執行對策，使那些經常違法亂紀、擾亂治安的不法分子無隙可乘，”要求在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的現有保安力量七萬五千人之外再增加八千人。隨後，美國還開始考慮進一步加強這支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的力量，以它們為中心，讓日本重整軍備，使日本在軍事上也為美國的反共防禦計劃效勞。
因此，如果沒有發生韓戰，大概也就不會有現在的自衛隊；即便有，也會比現有的人數要少得多吧。而且，恐怕也不會有今天這種由舊日本陸海軍將領擔任自衛隊、海上保安隊的“武官派”領導人員的現象。
十
再來談一下日本人對戰爭的協助吧。
韓戰進行時，街頭巷尾也傳說日本人隨同美軍到戰場上去了。關於這一點，也有人明確地指出如下：
“日本的效勞，並不限於工業和領土方面。關於日本人參加韓戰一事，朝鮮人民軍方面會不斷加以指責。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朝日新聞》報導過這樣的事情：住在東京都港區赤坂北町二之五的油漆匠平塚元治的長子重治（尼奧·平塚）隨同美軍參加韓戰，在漢城附近的戰鬥中陣亡。據外務省說，還有類似的例子。為了否認上述的事實，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東京分局局長喬治·哈曼通過廣播報導說，由八千人組成的幽靈部隊正在朝鮮戰場上作戰，他們是由旅日朝鮮僑民組成的志願部隊。他辯解說，共方所指的‘在朝鮮的日本軍隊’實際上就是這些人。
“可是第二天（三十日）韓國駐日代表機構發表聲明，承認確有民間團體系統的旅日朝鮮僑民志願開赴朝鮮，但是人數只有六百二十五人。那末，記者哈曼所說的八千人減去這六百二十五人，剩下的人員是哪一國的士兵呢？因此，記者哈曼事與願違地證明了至少有七千三百七十五名日本人參加了韓戰。”（劉浩一：《朝鮮現代史》）
且不談這個詳細的數字是否可靠，日本人在朝鮮戰場上直接協助美軍作戰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仁川登陸的時候，在一千多架飛機的掩護下，聯合國軍五萬人由三百艘艦艇輸送，當時就使用了相當多的日本運輸人員，這是事實。他們有的充當領航員，有的擔任掃海作業員，有的作駕駛員，給予協助。
仁川登陸是戰略上的極其普通的常識，應該說美國會要求日本舊軍人對這次作戰給予必要的協助。關於朝鮮的地形、領海的深度等，再也沒有比日本軍隊掌握的資料更豐富的了。這類數據連同其他數據，在占領後都被集中到美國機關里。美軍總司令部的另一個建築物——郵船公司大廈里設有歷史科、地理科等部門，有許多舊日軍高級軍官參加了那裡的工作。
“為了協助這伙美國人，威洛比雇用了差不多二百名日本人——名義上是讓他們在荒木敎授（東京大學經濟系敎授。——作者注）的監督下工作。其中至少有十五人是陸、海軍的高級軍官。他們當中有些人還參加過實際作戰計劃的制訂，多數人都擔任過極其機要的職務。例如有末精三中將就曾任參謀本部情報部長，相當於美軍中的威洛比本人的地位。河邊虎四郞中將是參謀本部次長，在馬尼拉的洽降談判中會任首席代表。服部卓四郞上校會長期擔任參謀本部作戰科長，是東條的秘書。海軍方面代表人物以中村勝平少將和大前敏一上校為首；大前曾故作謙遜，自稱是日本海軍界頭腦最笨的人。海軍組也是人材濟濟。在郵船公司大廈的這一批人沒有一個是史學家，也不是擅長文筆的人，卻讓他們搜集日本方面的記錄，編纂日本方面的官方戰史。他們的工作被列為機密。由於郵船公司大廈這一批人的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有些觀察家認為日本人採取這種工作方式，是為了掩飾日本參謀本部人員同美國占領軍協作的事實，連一個名義上是監督日本人工作的美國民間人士也抱著這樣的看法。人們懷疑荒木一伙人和協助他們的參謀本部人員的主要任務並不是編寫戰史，這種懷疑由於他們受到的特殊待遇而越發加強了。”（威爾斯：《東京旋風》）
毫無疑問，設在郵船公司大廈里的歷史科和地理科不僅整理戰史資料，而且還整理作戰資料。以蘇聯為假想敵，這是日本陸軍的傳統。由此可以了解威洛比熱中於起用這些舊參謀本部人員的原因。而且，由於日本曾經占領過朝鮮，諒必保存了包括一部分與之毗鄰的中國東北領土在內的極其詳細的朝鮮“戰略地圖”。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這些都在韓戰中起了作用。
戰略地圖不僅包括朝鮮。它還包括蘇聯的濱海地區和庫頁島對岸一帶。由於對蘇戰略是明治以來日本陸軍的傳統，就這方面進行的研究是很詳細的。戰敗前夕，這些資料大部分都被藏在信州松代的地下大本營里。停戰後，舊陸軍軍人之間對這些數據展開了爭奪戰。後來這些資料差不多都落入威洛比之手。郵船公司大廈的歷史科和地理科的工作就是整理這樣的資料。
這幅戰略地圖如今還在修改中。它不時被泄露出去，在國會裡引起爭論。（舉一個例子，社會黨議員飛鳥田就曾在議會裡出示過這幅地圖。）
這幅戰略地圖對美軍總司令部說來是最好不過的資料。但是隨後所發生的人為的變化，從地圖上是看不出來的。軍事設施、工廠設施、村落的分布以及人口、新建的交通線、農業生產地等等新發生的變化，都必須隨時在地圖上加以訂正。辦法是審查從蘇聯遣返的人，根據他們的證詞作出判斷，加以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