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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1)
高速列車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飛馳。
巴金坐在疾駛的列車窗口，瀏覽著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異國風光。在東京參加一系列讀者交流活動之後，巴金和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們，乘坐高速列車對日本進行了一次從南到北，從東至西的長途旅行。廣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象徵，當年美國投下原子彈留下的戰爭創傷，時至今天仍然讓巴金感到記憶猶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給巴金以新的感悟，他發現這裡的人們對中國文學同樣不陌生。
在廣島訪問時，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學家的書房裡，見到這日本人用中文書寫的魯迅詩詞，那是魯迅1931年寫給日本朋友內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詩，巴金的心情當然萬分激動。他沒想在廣島居然會有人把魯迅的詩，當成他治學的宗旨與寫作的楷模。這日本人抄錄的魯迅詩是：
大野多鉤棘，
長天列戰雲。
幾家春裊裊，
萬籟靜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輟越吟。
風波一浩蕩，
花樹已蕭森。
儘管語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發現在日本各地，漢字仍然不時可以跳入他的眼帘。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見到的現象。巴金髮現日本人如此喜歡他的作品，顯然與街上那到處可見的漢字不無關係。中國文字讓他感到親切，而反戰與和平始終是中日兩國人民心靈交流的基點。在京都巴金又進行一次《我和文學》的演講。他坦誠地對日本讀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
在奈良巴金又談起他當年從橫濱到東京的經過。幾位日本青年捧著巴金的《自述》，請求籤名。大家對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動都感到驚奇和欽佩，巴金在《自述》中說：“當初在橫濱寫《鬼》的時候，我就下決心離開武田家搬到東京去。我托一個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廣東朋友，在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給我預訂了房間。我本來應當在武田君家裡住上一年半載，可我受不了他念經的聲音，可以說是神和鬼團結起來把我從他家趕了出去的。我原先學習日文的計劃，也給神和鬼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說明我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武田曾經懇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這裡同神、鬼和平共處，我實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訴我，遷到東京，不出兩個月我就會給‘捉將官里去’，我也不改變主張。”巴金對那位喜歡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說：“我當時剛過三十，血氣旺盛，毫無顧慮，不怕鬼神，這種精神狀態是後來的我所沒有的。我今天還懷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說《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現在的確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經去過的中國紹興。只是奈良沒有河水與縱橫交錯的小石橋。巴金喜歡這裡的古老廟宇，他從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聯想到自己的祖國。會想起當年飄洋過海的鑒真和尚。往事對於年邁的巴金來說，已是難得的財富。不管從前的記憶有多少讓他傷感的地方，老人都不會謝絕日本青年對自己的關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現了東京中華青年會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談往事的時候，說：“我當年到了在東京，住在中華青年會的宿舍，樓上房間不多，另一面還有間課堂，白天有位教員講授日語，晚上偶爾有人借地方開會。樓下有一間大禮堂，每個月總要在這裡舉行兩次演講會。我初來的時候，有人正在大禮堂內排曹禺的《雷雨》，他們通常在晚上排練，我在房裡聽得見響動。當聽到有人把曹禺的劇本變成日語時，我為曹禺感到高興。因為這也是一種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來振奮著。他們奔走相告，那麼多人希望見到巴金，並渴望聽這位中國大作家談他早年在日本的經歷。巴金也希望回顧往事，他對大家說：“我記得中華青年會在東京的神田區，附近有很多西文舊書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麼書，我都記熟了。而且我也買了不少舊書，全放在兩層的大壁櫥裡面。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在這裡我接觸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個會說幾句中國話。我向別人打聽他們是什麼人，有人告訴我，他們是‘刑事’，就是便衣偵探和特務警察。我一方面避開他們，另一方面暗中觀察他們。我的觀察還沒有取得一點結果，我就讓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
日本青年都被巴金在東京被逮的經歷感到驚訝。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詢問，巴金卻不想多談了。因為他不希望給日本青年的心裡蒙上陰影。夜裡，當代表團成員都進入了夢鄉，巴金仍在燈下翻閱他的《自述》。他看到了這樣的記載：“在警察署里開始了審訊，審訊倒也簡單，在我的答話里抓不到辮子，不久就結束了審訊，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們那裡睡一晚，就把我帶到下面拘留所去。從凌晨兩點到下午四點，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從我半夜裡睜開眼睛看見他們推門進來，到我昂頭走出神田區警察署，看見落日的餘光，這其間的經過情形，我詳細地寫在短篇《人》裡面了，沒有必要在這裡重述。不過我應當提說一下，這不是我初來東京時計劃寫的那個短篇。……它是作為一篇散文或者回憶寫成的，最初的題目是《東京獄中一日記》，打算發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學》特大號上。把回憶作為小說，編在《神·鬼·人》集子裡面了。文章就這樣給保全下來，一直到今天。但是，當時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權力阻止它發表的人連骨灰也找不到了。……”
高速列車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飛馳。
巴金坐在疾駛的列車窗口，瀏覽著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異國風光。在東京參加一系列讀者交流活動之後，巴金和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們，乘坐高速列車對日本進行了一次從南到北，從東至西的長途旅行。廣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象徵，當年美國投下原子彈留下的戰爭創傷，時至今天仍然讓巴金感到記憶猶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給巴金以新的感悟，他發現這裡的人們對中國文學同樣不陌生。
在廣島訪問時，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學家的書房裡，見到這日本人用中文書寫的魯迅詩詞，那是魯迅1931年寫給日本朋友內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詩，巴金的心情當然萬分激動。他沒想在廣島居然會有人把魯迅的詩，當成他治學的宗旨與寫作的楷模。這日本人抄錄的魯迅詩是：
大野多鉤棘，
長天列戰雲。
幾家春裊裊，
萬籟靜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輟越吟。
風波一浩蕩，
花樹已蕭森。
儘管語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發現在日本各地，漢字仍然不時可以跳入他的眼帘。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見到的現象。巴金髮現日本人如此喜歡他的作品，顯然與街上那到處可見的漢字不無關係。中國文字讓他感到親切，而反戰與和平始終是中日兩國人民心靈交流的基點。在京都巴金又進行一次《我和文學》的演講。他坦誠地對日本讀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
在奈良巴金又談起他當年從橫濱到東京的經過。幾位日本青年捧著巴金的《自述》，請求籤名。大家對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動都感到驚奇和欽佩，巴金在《自述》中說：“當初在橫濱寫《鬼》的時候，我就下決心離開武田家搬到東京去。我托一個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廣東朋友，在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給我預訂了房間。我本來應當在武田君家裡住上一年半載，可我受不了他念經的聲音，可以說是神和鬼團結起來把我從他家趕了出去的。我原先學習日文的計劃，也給神和鬼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說明我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武田曾經懇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這裡同神、鬼和平共處，我實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訴我，遷到東京，不出兩個月我就會給‘捉將官里去’，我也不改變主張。”巴金對那位喜歡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說：“我當時剛過三十，血氣旺盛，毫無顧慮，不怕鬼神，這種精神狀態是後來的我所沒有的。我今天還懷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說《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現在的確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經去過的中國紹興。只是奈良沒有河水與縱橫交錯的小石橋。巴金喜歡這裡的古老廟宇，他從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聯想到自己的祖國。會想起當年飄洋過海的鑒真和尚。往事對於年邁的巴金來說，已是難得的財富。不管從前的記憶有多少讓他傷感的地方，老人都不會謝絕日本青年對自己的關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現了東京中華青年會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談往事的時候，說：“我當年到了在東京，住在中華青年會的宿舍，樓上房間不多，另一面還有間課堂，白天有位教員講授日語，晚上偶爾有人借地方開會。樓下有一間大禮堂，每個月總要在這裡舉行兩次演講會。我初來的時候，有人正在大禮堂內排曹禺的《雷雨》，他們通常在晚上排練，我在房裡聽得見響動。當聽到有人把曹禺的劇本變成日語時，我為曹禺感到高興。因為這也是一種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來振奮著。他們奔走相告，那麼多人希望見到巴金，並渴望聽這位中國大作家談他早年在日本的經歷。巴金也希望回顧往事，他對大家說：“我記得中華青年會在東京的神田區，附近有很多西文舊書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麼書，我都記熟了。而且我也買了不少舊書，全放在兩層的大壁櫥裡面。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在這裡我接觸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個會說幾句中國話。我向別人打聽他們是什麼人，有人告訴我，他們是‘刑事’，就是便衣偵探和特務警察。我一方面避開他們，另一方面暗中觀察他們。我的觀察還沒有取得一點結果，我就讓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
日本青年都被巴金在東京被逮的經歷感到驚訝。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詢問，巴金卻不想多談了。因為他不希望給日本青年的心裡蒙上陰影。夜裡，當代表團成員都進入了夢鄉，巴金仍在燈下翻閱他的《自述》。他看到了這樣的記載：“在警察署里開始了審訊，審訊倒也簡單，在我的答話里抓不到辮子，不久就結束了審訊，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們那裡睡一晚，就把我帶到下面拘留所去。從凌晨兩點到下午四點，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從我半夜裡睜開眼睛看見他們推門進來，到我昂頭走出神田區警察署，看見落日的餘光，這其間的經過情形，我詳細地寫在短篇《人》裡面了，沒有必要在這裡重述。不過我應當提說一下，這不是我初來東京時計劃寫的那個短篇。……它是作為一篇散文或者回憶寫成的，最初的題目是《東京獄中一日記》，打算發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學》特大號上。把回憶作為小說，編在《神·鬼·人》集子裡面了。文章就這樣給保全下來，一直到今天。但是，當時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權力阻止它發表的人連骨灰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