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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煙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澱。他似乎在極力從記憶深井裡搜尋日本橫濱的點點滴滴。他記得當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經吳朗西引薦的日本人武田，親自把他從橫濱港接到自己家裡。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時至今日仍歷歷在目。巴金的頭腦中不僅有笑臉，也有揮之不去的陰暗，日本警察對他的到來始終虎視眈眈，有時在大清早闖進武田家裡審查和盤問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裡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橫濱的警察與正在中國東北橫行的關東軍聯繫在一起。也許正由於這兩個印象在巴金心裡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這位想學日語的中國作家在橫濱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神》里，再現了可惡的日本敗類影子。當然，巴金寫作並不完全為揭露人間陰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為著展示人類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寫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橫濱本牧町山上的“精緻小木屋”。
“大家也許都知道，我的小說《神》中的長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長谷川寫成‘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萬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說，他也不會相信長谷川就是他自己。這說明武田君是個十分老實的人。我的朋友認識武田的時候，他還不是信佛念經的人。這樣的發現對我是一個意外。”在另一次讀者座談會上，巴金回憶了他當年在日本的寫作情況：“我對他那種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為小說的題材，我一面寫一面觀察。我住在他家裡觀察他、描寫他，困難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讓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綻，否則會引起麻煩。他不在家時，我可以放心地寫，不過也不能讓小孩覺察出來。因此我坐在寫字桌前，手邊總是放一本書，要是有人推門進屋，我馬上用書蓋在稿紙上面。但到了夜間他不休止地念經的時候，我就不怕有人進來打擾了。”
日本讀者的掌聲幾次打斷了巴金的講演。老人發現日本讀者不論男女老少，都對他的講演報以真誠的讚許，也許這與他在日本的經歷不無關係。巴金與其說是在演講，不如說是和讀者以談家常的方式交流體會。他講著在日本的短暫時光，說起寫《神·鬼·人》的時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時代。他說：“那個時候我寫得很快，像《神》這樣的短篇在幾天裡便寫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說中的環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見聞和這一段經歷如實寫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書房裡，書房的陳設正如我在小說描寫的那樣，玻璃書櫥里的書全是武田的藏書，他允許我隨意翻看，我的確也翻看了一下。這些書可以說明一件事實：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至於他信奉的‘日蓮宗’，念的‘法華經’，我一點也不懂，我寫的全是他自己講出來的。對我來說，這一點就夠用了。我寫的是從我眼中看出來的那個人，同時也用了他自己講的話作為補充。我不需要寫他的內心活動，生活細節倒並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飯，他有客人來，我也不用避開。我還和他們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對於像他那樣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點，在小說里可能我對他的分析有錯誤，但我用不著編造什麼。我短時期的見聞本身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說里說：‘在一個多星期里看透了一個人一生的悲劇。’這是真話。在生活里常有這樣的事，有時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見聞，就可以寫成一個故事，只要說得清楚，不違反真實，怎樣寫都反正是創作，不一定走別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麼權威來批准。……”
東京往事與《神·鬼·人》(3)
座談會上氣氛熱烈，日本讀者向他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大多是對寫作上的難題，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後說：“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種種局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盧梭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裡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掌聲再度如海潮般響起，大廳里的讀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講演打動了。
巴金的演講結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讀者卻蜂擁而上地把老人團團圍住。他們希望和巴金繼續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張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簽名。在巴金眼裡這才是人間最真實的畫面，這些慕名而來的讀者，並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來完成傾聽任務的，他們都是巴金小說《家》和《隨想錄》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熱情的知音者中間，不僅有普通日本平民，學生和小職員，甚至還有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例如多次到中國訪問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歡巴金作品的一員。他在緊張的國務活動中，仍然撥冗和巴金坐下來交流中國文學。而且讓巴金驚異的是，他的小說《家》也曾是這位日本國務活動家青年時代喜歡的外國文學作品。難怪大平正芳對巴金說：“先生的作品曾經感化過日本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