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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而書稿中的毛病，並不是幾個夜晚就可以解決的。巴金越是這樣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種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無論書中的人物還是情節，巴金都不肯輕易放過。他要求自己至少要達到自己滿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開發表。
秋風吹散了盛夏的嚴熱，冬天很快就來了。1964年就這樣過去了。他寧可寫一點隨筆和散文應付那些紛至沓來的約稿，也不肯輕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點閒暇時間，這時他又想起了抽屜里那部已經被自己圈圈點點，用紅筆勾劃成一片紅色的稿件。
這次，巴金從春節前一直改到嚴冬將盡，可是，他仍然還是不滿意。這樣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當年的5月，春風已經吹開他院裡玉蘭樹的花蕾之時，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來。這次他幾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準備把《三同志》拿出來發表的前幾天，巴金竟又改變了主意：“還是再等一等吧。與其就這樣把它發表出來，不如再認真的改一下！”
本來，巴金還想在1966年春天，繼續對自己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年春夏之交，一場曠古少見的紅色狂飈猝然襲擊著大江南北。全國動盪的形勢已經無法讓巴金繼續坐在桌案前，修改他這部在朝鮮戰場上為英雄們寫就的中篇小說了。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難和情況下也沒有忘記這部小說，然而那時他連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難保，又怎能找機會接觸這部《三同志》呢？好在經過大災大難之後，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來。可是，就在巴金決定把《三同志》作為自己劫後餘生的第一部小說推出的時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開發表，自己至少還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鮮了。巴金縱有此心也不便遠行，他畢竟年邁了。行走也有些困難。這樣，他就必須藉助於第二手資料，重溫幾十年前的那場戰爭。當然，重讀自己的同類作品更為有益，那畢竟是他曾經經歷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時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腦際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個山上。起先還有幾縷灰白煙從近處大廚房裡的煙囪里冒出來，後來它們也消失了。夜色越來越濃，只有山下開闊地里幾塊水田和水盪在發亮。從那裡送過來鼓聲似的蛙鳴。空氣清爽，新鮮，這是朝鮮戰地上的一個平靜的春夜。在不遠的地方響起了歌聲，年輕的聲音唱著《王大媽要和平》。起初是一個人唱，後來兩三個人一齊唱起來。歌聲剛剛落下去，接著就迸發出快樂的笑聲，幾個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講話。後來話聲也聽不到了，我這時才注意到在另一個山坡上也有人大聲講話。……”巴金翻閱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學》，果然從中找到他在朝鮮寫的散文《朝鮮戰地的春夜》。他現在讀起來，仍然讓巴金心馳神往。沒有誰比巴金更熟悉朝鮮了，那裡的每一個山頭，每一條河流和水窪，迄今都在他的頭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決定把從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來，以變成自己靈感的衝動。
很快巴金就發現，《三同志》如果依照舊有的基礎繼續進行修改，發表之後的效果肯定難如人意。這部稿子與當年他在朝鮮寫成的小說《團圓》大不相同。《團圓》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積累，所以在自己筆下塑造出一對在戰場上重逢的老戰友，寫起來就得心應手。而《三同志》儘管也同樣來源朝鮮戰場的真實生活，卻由於結構等諸多問題，讓巴金感到改起來力不從心。這樣他就決定從《三同志》中擇取一個人來寫。這就是他後來寫成的《楊林同志》！
一部積壓了15年的中篇小說(3)
楊林是巴金較為熟悉的志願軍戰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過幾十年後，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動閃現。他記得自己在1952年從朝鮮回國，在北京作短暫停留的時候，曾經在賓館燈下寫了一篇《向朝鮮戰地的朋友們告別》。這篇稿子巴金早在離開朝鮮前夕就已經打下腹稿，在回國的列車上寫了草稿。他那時是懷著真誠的思念之情，一筆筆記下了當時的感情。這篇文稿後來他發表在當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報》上。現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著自己從前寫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淚了。
他這樣寫道：“離開朝鮮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覺到這個國土和這裡的朋友們牽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鐘，一分鐘，一點鐘箭也似飛去的時間。我真願意跟那許多我敬愛的朋友再見一次面，再聽他們談一次話，再和他們相處一刻。我要永遠保留著我前線生活的記憶。那些興奮日子的回憶。明天汽車就要載著我穿過敵機的封鎖線向祖國駛去的時候，朝鮮秋夜的寒氣會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邊帶著朋友們給我的溫暖，朋友們的英雄的面貌會給我照亮道路。……”
夜燈幽幽。巴金來到樓上的書房裡，他在桌上鋪開了稿紙，寫下《楊林同志》四字！這是他在“文革”後動筆寫小說的開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筆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還像從前那樣寫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熱血，以自己對生活的感受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