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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聶華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國著名詩人保羅·安瓦爾一起來到武康路13號小院的。巴金和她談的主要是海外文學和台灣文學的現狀等問題。聶華苓告訴巴金：海外的中國作家無時不在讀國內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灣時期，因為無法讀到國內作家的著作，特別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慮。那時的台灣最多只能讀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書。她開始研讀魯迅的著作大約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時的寫作就象孤兒一樣地摸索著。
聶華苓認為：在台灣寫作很困難，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那時台灣的古典文學還是有的。她們那些在五十年代就開始寫作的作家，也覺得是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聶華苓認為：我們現代中國人應該有現代中國人的處境，而且還必須要有現代中國人的文學。她是在這種情況下去了美國的。她對巴金說，她到了美國以後，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她就更加憂國懷鄉，總希求將現代風格的寫作融化在自己的傳統文學氛圍之中。
巴金通過和於梨華、聶華苓這兩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談，使他進一步認識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閉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經。可是，當他對從海外來的客人談起自己的寫作時，巴金仍然充滿著對祖國和人民的真誠之愛。他說：“我的寫作也有曲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去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寫得比較少了。有一個時期我到了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朝鮮那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非常突出。人們習慣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我發現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心的鬥爭。所以，我感到在中國寫作是最大的幸福。”
小院裡的海外來客(3)
來訪的外賓們聽了巴金的談話，都無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為巴金心裡沒有任何陰影，他的話語充滿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誠之心。
巴金對來訪的客人說：“我經常會想起我在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變得善良一些，純潔一些，對別人有用一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跡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了。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來訪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談一點“真話”。他對“文革”也毫不避違，巴金再不是從前在牛棚里連話也不敢講的人了，巴金的性格決定巴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講真話：“‘文革’前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Ｋ’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剝奪了發表文章的自由。有一個時期，我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協分會傳達室里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地照他們的訓話去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廳里聽他談話的外國友人，都不能不承認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從巴金坦蕩的談話中，幾乎看不出他對“文革”有半點怨恨與隱痛。特別是巴金在談起剛剛結束的那場風暴時，他是這樣說的：“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後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我漸漸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爭的藝術。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準備翻譯的赫爾岑回憶錄，每天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而且分別了十七年之後我又有權利、有自由和各國朋友友好的交談了。現在，我又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