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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珊凝視著巴金那雙充滿憂戚的眼睛，心裡也感到幾分依依難捨。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留住丈夫的後果是什麼，於是她從容地點了點頭，臉上儘量露出笑意，說：“你就放心走吧，我不會放著自己的病不治的。再說，發燒也不是什麼大病，也許就是感冒。我想，再找一家大醫院看一下，打幾個吊針，燒也許就退了。”
巴金就這樣離開了愛妻，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他熟悉的家門。
奉賢五七幹校的大門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卻望而怯步。他不想邁進那個大門，他不想再見到那些冷酷無情的臉孔。“工宣隊”和“軍宣隊”對他的厲顏冷目，讓巴金心裡感到陣陣發怵。一九六八年以來，他就好象一直在做夢——一個總也不能醒來的噩夢。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從幹校里叫出來，連夜被大卡車送往上海市區，原來竟是要他去參加批鬥上海市委主要領導陳丕顯和石西民的大會，巴金沒想到他竟會成為陪斗者。回來後，這種半夜裡被人叫醒，然後又被人用卡車送往市里接受無休止批鬥或陪斗的事情就接連而至，最後到了防不勝防的地步。
到了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發現從前在他心裡極有威望的《文匯報》，竟也發表一篇萬餘字的長文《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無法理解報上的調門為什麼會那樣高，為什麼會把他這個以寫作為職業的作家，當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縱然從心裡接受不了報上的指控，可是接下來的批判更讓他瞠目結舌，他沒想到到了炎熱的六月，不僅《文匯報》對他大加筆伐，而且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上，也以《鬥倒批臭文藝界反動"權威"巴金》和《徹底鬥倒批臭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巴金》為通欄標題，連日發表多篇批判文章，矛頭直指他的作品，甚至進行人身攻擊。
“13”--一個黑色的日子(4)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了，因為報上的可怕調門似乎已經給他的問題定了性！在那個年代一旦被報上定性的人，是決然不會再有出路的。他已經從許多人自殺的嚴酷現實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過，巴金只要想起蕭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個家，他的輕生念頭就轉瞬而逝。“不行，我還要活下去呀！”他常常這樣對自己說。
特別讓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雜技場召開的上海文化系統"鬥爭巴金電視大會"。善良的巴金有生以來從沒見過這樣大的陣勢，他不知為什麼要把他的批鬥會開成史無前例的電視大會，他作為作家，無非就是寫過幾本小說！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說真會象別人指控的那樣是出於“反革命”的目的？
這種情況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變。當時，“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協機關。巴金這才感到自己的問題似乎有了一點轉機，因為“工宣隊”和“軍宣隊”畢竟與造反派有所不同，他們是帶著毛澤東的上方寶劍而來的，他們會對自己實事求是。然而讓巴金大為失望的是，對他的批鬥仍然沒有停止，不久，他們這些“黑幫”們又被送到松江縣辰山公社參加"三秋"勞動，巴金竟然還受過幾次難以忍受的"田頭批判"。
這樣的苦日子又過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協機關。
不知為什麼“工宣隊”對他的看管稍稍放鬆了一點，這時候，還允許巴金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會。當然更多的時間仍是對他的批判，不過調子已經變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學界的“黑老K ”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漸漸意識到對他的批鬥高峰已經過去了，在這種時候他開始悄悄的重溫歷史，並千方百計尋找文藝類書刊去讀。可是，那種年月到何處去找想看的書呀？
後來有一天，他在巨鹿路作協機關搬東西的時候，無意間從地上揀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獄篇》，巴金如獲至寶，一有時間就悄悄的背讀，後來他為不讓自己經常不拿筆的手不至於不會寫字，就開始在“牛棚”里偷偷抄寫這本書，在悽苦無奈的年代裡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樂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開始從巨鹿路轉移到松江縣的辰山公社勞動。春節後他又被押往一個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賢縣五七幹校。這時的巴金已是66歲、頭髮開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沒想到自己竟被編進了上海文化系統的某團第四連，在幹校里專干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運稻草、抬糞水、種菜、餵豬、搓繩等等。當然，如果在這裡只是讓他勞動，倒也是巴金能夠接受的；這幾年他在這裡已經把乾重活當成了一種苦悶中的解脫，讓巴金無法承受的還是不間斷地被人押回上海批鬥和游斗。因為每一次讓他作“噴氣式”和脖子上掛大牌子遊街的時候，巴金都感到體力有些不了，有時他甚至一場批鬥下來，滿頭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現在當巴金又出現在奉賢幹校門前，他心裡反射般地狂跳起來。但是，巴金必須要走進去。回到奉賢幹校不久，巴金就壯著膽子提筆給幹校的“工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