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頁
這光束必是有魔力的：伍爾夫的筆就像是套上了紅舞鞋，寫累了小說，便用日記和書信來消遣。1919年之後直到1941年去世，伍爾夫一共寫了約三十部小說、散文及文學評論，此外還有被後人編成十幾卷本的日記和寫給姐姐凡妮莎以及布盧姆斯伯里集團的舊友們的信。字字句句，都用盡了伍爾夫的心力。她決不會因為對象或者題材的變化，調整寫作的姿態：意象縱如流螢般倏然閃過，她也一定要截住它的斷面，從此便永駐在文字間了。每天，打開郵箱的一瞬間總是她情緒的最高點：如果那裡面是空的，便會有什麼東西在她心裡碰碎了一樣，一天一地的愁緒都要從那個豁口裡逸出來。對於早年就有過兩次神經分裂的伍爾夫來說，也許“僧屋”的環境真是太過純粹了，由著她、助著她沉溺在自我與文字之間的遊戲裡，玩瘋了，總有些迷失的樣子。“對詞藻的癲狂，是我與生俱來的”，在日記里，她這樣表白，並沒有自誇的意思，倒更像是無奈。
------------
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3）
------------
自己的房間
剛搬進“僧屋”那會兒，伍爾夫夫婦並沒有多在裝修上下工夫——只是分幾次把多餘的隔間打通，添了那間伍爾夫寫作用的小木屋而已，這一則是因為他們不願破壞“僧屋”的本來面目，二則也因為手頭拮据，勻不出閒錢。二十年代以後，伍爾夫的書越賣越好，雖然稿酬談不上豐厚，到底也使“僧屋”里的陳設有了改善。1926年2月17日，伍爾夫在信中寫道，“我們正在造兩個小盥洗室，一個用的是《達洛威夫人》的稿酬，另一個則花去了《普通讀者》掙來的錢。”這封信是寫給她的畢生好友，詩人兼小說家維塔·克維爾·維斯特的。伍爾夫的小說《奧蘭多》，其女主人公即以維斯特為原型，而這部作品的稿酬，換來了“僧屋”里一套複式的新廂房：樓下的寫作間要比小木屋寬敞舒適得多，樓上還另有一個臥室，都是女主人專用的。至於《海浪》出版後支付給維吉尼亞的稿費，則被用來讓整個“僧屋”都通上了電。
新廂房樓上的那間臥室，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伍爾夫曾在那篇著名的《一個自己的房間》里，對所有的女人們寫過這樣的話：“你必須每年有五百英鎊的收入，還要有一個門上裝了鎖的房間，如果你打算寫小說或詩歌的話。”比起寫作室來，這間臥室的景象似乎更契合伍爾夫一再強調的私密性。屋裡的陳設仍舊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床邊幾是竹製的，若是隨手擱上的書壓得太多，會有些搖晃。窗畔擺著一張單人床，除了伍爾夫本人，大約再沒有人能靠近——據稱她同倫納德柏拉圖式的婚姻緣起於她受創的童年，而我寧願相信，這是伍爾夫追逐純粹到了某種極致的結果。牆邊壁爐的上方鑲著畫家姐姐凡妮莎的磁磚畫，一塗一抹間便是藍、褐、白的交響，流水般地奏出《到燈塔去》的主題與華采。臥室的另一角，牆上也掛了凡妮莎的作品，椅子上閒閒地搭著奧托林·莫雷爾女士送的印花大披肩。
花園是倫納德的天地，他經常在雕塑與小池塘邊踱步、冥想，在園裡伺侯果樹花草，一呆就是大半天。除了共同打理他們自己名下的霍加斯出版社，他和妻子之間，經常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狀態：他說不出自己有多愛她，只知道可以這樣遠遠地守著她，照看她，做她第一個讀者，便是一種幸福了。
------------
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4）
------------
告別
有時候凡妮莎興頭上來了，會帶著畫筆直奔“僧屋”而來，在房子的大小關節上，順手繪幾筆裝飾花紋，或者乾脆給空白的地方添幾幅畫。姐妹倆心思用得最多的地方，是那間裡里外外都漆成綠色的起居室。桌上的瓷磚畫、立式碎花褶皺紙檯燈、中亞風格的地毯，把色彩與圖案鑲拼得熱鬧非凡，幸好有屋中央那根深褐色的方木柱壓陣，非但不嫌亂，反而有錯落開的美。幾把木椅子穩實持重且寬大舒適，是專為在壁爐前捱過長夜設計的。起居室里經常要開茶會，訪客都是倫敦布盧姆斯伯里集團的那班老友，羅傑·弗萊，T·S·艾略特，梅內德·凱恩斯，E·M·弗斯特都是座上賓。屋子裡談笑有鴻儒，空氣自然熱絡，但地氣仍是陰冷——有一回，弗斯特實在捱不過，一邊說笑，一邊緊挨著壁爐取暖，一不小心就把褲子給燒著了。
若是維塔·克維爾·維斯特來訪，就更是伍爾夫的節日了。1925年，伍爾夫給凡妮莎的信中提到，“維斯特剛到，她準備和我單獨呆兩晚。六月里的夜晚漫長而溫暖；玫瑰盛放；花園裡充滿了蜜蜂與渴望，在蘆筍圃上混雜糾纏……”。關於伍爾夫與維斯特以及凡妮莎之間那份女人的微妙情愫，好事者多有猜測。往事悠悠，其實有很多隱秘根本無須說破，只要沉澱下來的是純淨，飄散開去的是馨香，也就夠了。
然而是朋友終有一散，每每此時，伍爾夫便頹喪到極點。三十年代末，歐洲上空全是硫磺的味道，仗雖然沒有打到羅德梅爾，但伍爾夫與倫敦朋友間的聯繫已經不可能像原來那樣頻繁了。
“僧屋”里的生活卻是平靜如常，時間簡直像凝止了一樣。伍爾夫的寫作已經不似先前那般瘋狂，她說自己的生活正從“單一的旋律”過渡到另一段音樂里去。偶爾，她還會翻出些新花樣，有一次甚至寫信給凡妮莎的女兒安吉莉婭說，“經過無窮無盡的寫作、讀書之後，我終於發現，我真正最有天賦的事情是織地毯。我會織各樣花色的地毯。”
------------
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3）
------------
自己的房間
剛搬進“僧屋”那會兒，伍爾夫夫婦並沒有多在裝修上下工夫——只是分幾次把多餘的隔間打通，添了那間伍爾夫寫作用的小木屋而已，這一則是因為他們不願破壞“僧屋”的本來面目，二則也因為手頭拮据，勻不出閒錢。二十年代以後，伍爾夫的書越賣越好，雖然稿酬談不上豐厚，到底也使“僧屋”里的陳設有了改善。1926年2月17日，伍爾夫在信中寫道，“我們正在造兩個小盥洗室，一個用的是《達洛威夫人》的稿酬，另一個則花去了《普通讀者》掙來的錢。”這封信是寫給她的畢生好友，詩人兼小說家維塔·克維爾·維斯特的。伍爾夫的小說《奧蘭多》，其女主人公即以維斯特為原型，而這部作品的稿酬，換來了“僧屋”里一套複式的新廂房：樓下的寫作間要比小木屋寬敞舒適得多，樓上還另有一個臥室，都是女主人專用的。至於《海浪》出版後支付給維吉尼亞的稿費，則被用來讓整個“僧屋”都通上了電。
新廂房樓上的那間臥室，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伍爾夫曾在那篇著名的《一個自己的房間》里，對所有的女人們寫過這樣的話：“你必須每年有五百英鎊的收入，還要有一個門上裝了鎖的房間，如果你打算寫小說或詩歌的話。”比起寫作室來，這間臥室的景象似乎更契合伍爾夫一再強調的私密性。屋裡的陳設仍舊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床邊幾是竹製的，若是隨手擱上的書壓得太多，會有些搖晃。窗畔擺著一張單人床，除了伍爾夫本人，大約再沒有人能靠近——據稱她同倫納德柏拉圖式的婚姻緣起於她受創的童年，而我寧願相信，這是伍爾夫追逐純粹到了某種極致的結果。牆邊壁爐的上方鑲著畫家姐姐凡妮莎的磁磚畫，一塗一抹間便是藍、褐、白的交響，流水般地奏出《到燈塔去》的主題與華采。臥室的另一角，牆上也掛了凡妮莎的作品，椅子上閒閒地搭著奧托林·莫雷爾女士送的印花大披肩。
花園是倫納德的天地，他經常在雕塑與小池塘邊踱步、冥想，在園裡伺侯果樹花草，一呆就是大半天。除了共同打理他們自己名下的霍加斯出版社，他和妻子之間，經常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狀態：他說不出自己有多愛她，只知道可以這樣遠遠地守著她，照看她，做她第一個讀者，便是一種幸福了。
------------
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4）
------------
告別
有時候凡妮莎興頭上來了，會帶著畫筆直奔“僧屋”而來，在房子的大小關節上，順手繪幾筆裝飾花紋，或者乾脆給空白的地方添幾幅畫。姐妹倆心思用得最多的地方，是那間裡里外外都漆成綠色的起居室。桌上的瓷磚畫、立式碎花褶皺紙檯燈、中亞風格的地毯，把色彩與圖案鑲拼得熱鬧非凡，幸好有屋中央那根深褐色的方木柱壓陣，非但不嫌亂，反而有錯落開的美。幾把木椅子穩實持重且寬大舒適，是專為在壁爐前捱過長夜設計的。起居室里經常要開茶會，訪客都是倫敦布盧姆斯伯里集團的那班老友，羅傑·弗萊，T·S·艾略特，梅內德·凱恩斯，E·M·弗斯特都是座上賓。屋子裡談笑有鴻儒，空氣自然熱絡，但地氣仍是陰冷——有一回，弗斯特實在捱不過，一邊說笑，一邊緊挨著壁爐取暖，一不小心就把褲子給燒著了。
若是維塔·克維爾·維斯特來訪，就更是伍爾夫的節日了。1925年，伍爾夫給凡妮莎的信中提到，“維斯特剛到，她準備和我單獨呆兩晚。六月里的夜晚漫長而溫暖；玫瑰盛放；花園裡充滿了蜜蜂與渴望，在蘆筍圃上混雜糾纏……”。關於伍爾夫與維斯特以及凡妮莎之間那份女人的微妙情愫，好事者多有猜測。往事悠悠，其實有很多隱秘根本無須說破，只要沉澱下來的是純淨，飄散開去的是馨香，也就夠了。
然而是朋友終有一散，每每此時，伍爾夫便頹喪到極點。三十年代末，歐洲上空全是硫磺的味道，仗雖然沒有打到羅德梅爾，但伍爾夫與倫敦朋友間的聯繫已經不可能像原來那樣頻繁了。
“僧屋”里的生活卻是平靜如常，時間簡直像凝止了一樣。伍爾夫的寫作已經不似先前那般瘋狂，她說自己的生活正從“單一的旋律”過渡到另一段音樂里去。偶爾，她還會翻出些新花樣，有一次甚至寫信給凡妮莎的女兒安吉莉婭說，“經過無窮無盡的寫作、讀書之後，我終於發現，我真正最有天賦的事情是織地毯。我會織各樣花色的地毯。”